【論壇】賴清德應支持「公共性知識份子」壯大台灣國家民主

新總統賴清德於520宣誓就職，以「打造民主和平繁榮的台灣」為題發表5292字的就職演說，全文以民主（Democracy）、和平（Peace）與繁榮（Prosperity）三概念建構，描繪壯大台灣成為世界偉大民主國家的政治圖像，在藍白亂政之際，鼓舞人心士氣，帶給人民勇往向前的動力。

可惜賴清德的演說並未提及復興台灣「公共性知識份子」，實令人遺憾；大學，是探尋知識真理的殿堂，沒有包袱亦無所畏懼，大學校園裡的學者、教授各以學術專業議政，關注重大政策議題，帶領大學生以非暴力方式關心公共事務與國家發展，此乃「公共性知識份子」的行動表現，也被視為行政、立法、司法與媒體之外的第五權（fifth power）。

但，第五權，是公共性知識分子以行動做出來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筆者認為，關心台灣社會的公共性知識份子，應用通俗的、深入淺出的語言論述自己的思考，而非以晦澀難懂的文字炫耀自己知識淵博，且專注於自己的創造性與批判性思考，而非人云亦云依附於主流論述，因為，忠實自我、保持清醒，也是大學學者之所以能幫助國家社會發展的特性。

從制度面看，現行大學教師評鑑制度最大問題在於，過度重視單向度發表特定「高級期刊」、「集點數」等，因為，原本學者發表論文的目的，除了分享其研究成果，將國內學術信息傳達至國際社會之外，也在鼓勵國內的年輕學者們，透過投稿學術期刊進行國際交流、對話與分享，並非只有在特定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文章）才有價值，

而學術期刊一旦被分類為「高級期刊」或「低級期刊」時，即陷入絕對二元對立的階級陷阱，如此操作下去，必將弱化大學學者的多元創造力和可能性。

再者，高級期刊和低級期刊分類背後，是規定學者要把研究論文發表於特定的高級期刊，來作為大學教授升等或加薪依據，沒在「高級期刊」發表的論文，則會被貼上「沒有價值」等負向標籤，諷刺的，是牛津大學教授Peter J. Ratcliffe在獲得諾貝爾獎前，曾被《Nature》等高級期刊所拒絕，我們能就此他的論文沒有價值嗎？

另外，許多大學教授為求升等，於是日以繼夜窮盡心力把論文發表在高級期刊，但這些期刊多屬小眾刊物，不見得有社會影響力，遠不如在公共性媒體上，寫一篇讓民眾有感有、益於國計民生的文章。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是公共性知識份子的行動示範，也是「新貿易理論」創始人之一，自2000年以來克魯曼一直是《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到現在仍每周發表多篇政治和各大社會議題評論，已經實際「行動」了20多年。

《東方主義》作者薩伊德（Edward. W. Said）是全球公共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典範，他認為，知識份子，尤其是「大學教授」是社會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個人，不只是面孔模糊的專業人士。

薩伊德說，公共知識份子應扮演批判者角色，並且為弱勢伸張正義，然而，他在「知識分子再現」（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一文也提到，多數大學教授循規蹈矩、墨守成規、保守且有些排外，更有不少人為了維護切身利益，未能扮演促進社會進步的批判角色，也有些知識份子囿於專業化與職業化，把自己定位為朝九晚五、不敢逾越公認的形象，因而噤聲不語。

薩伊德說，「改革」一旦專業化就窄化了公共空間，排除一般人討論的機會，使得攸關人民權益的事務由「專家」一手把持，然而，當改革被專家壟斷時，被犧牲的，往往是大眾的利益。

因此，薩伊德特別指出，大學教授應該以批判的超然意識從事世俗的批評，勇於參與各大政策議題辯論，因為大眾對於知識份子的期待，就是宣揚代表特定社會良心的看法、觀念與意識形態，且能產生正向作用。

總言之，總統賴清德應鼓勵復興「公共性知識份子」，透過公知的實質行動貢獻，共同助力實現台灣成為世界偉大民主國家的政治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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