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治港 民主淪喪!從90年前日本「五一五事件」看如今香港文官體系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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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李家超6月25日接任政務司司長。(資料照/立場新聞)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6月25日接任政務司司長。(資料照/立場新聞)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二年被視為大正民主年代,而「五一五事件」是一九三二年(大日本帝國昭和7年)五月十五日以大日本帝國海軍少壯派軍人為首,闖入總理大臣官邸,刺殺了護憲運動領導者——立憲政友會總裁犬養毅首相的暴亂事件。而五一五事件的結果就是在同年五月二十六日成立以海軍大將齋藤實為首的所謂「舉國一致」的內閣,日本政黨內閣時代結束,而之後就是軍人掌政的年代。

接近一個世紀後的香港,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國國務院宣佈免去一直被盛傳患癌的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同時宣佈由警隊出身的前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升遷、保安局局長一職則由2019年年底才升任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接任、而取鄧炳強而代之的,則由被視為鄧炳強得力助手的警務處副處長(行動)蕭澤頤接任,而同時新設立的「公務員學院」則盛傳由警務處副處長(管理)郭蔭庶成為首任院長。

為什麼要提這一段歷史?

以往我們讀到一些軍人干政的歷史事件好像跟我們都很有距離,可能會覺得這些都是歷史書上的東西,又或者是第三世界國家才會發生的事。

而香港這幾天發生的政局改變就好像把這些歷史書才出現的情節一一為香港人上演。

在香港的事上有兩個地方是值得我們留意的,第一是張建宗及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上的表態,第二是整個香港政府的高層架構分布。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被免職後會見傳媒,並提到自己的健康良好,並聲稱「過去四年一直沒有申請過任何病假與大假」,在離開記者前更表示希望能努力繼續建設香港;同時,特首林鄭月娥在回應傳媒提問關係政府會否再有人事變動時回應「有陣時我可能唔係主動,我可能係被動」(有時候我可能不是主動的,我可能是被動的。)筆者無意為香港政府開脫,但實在懷疑張建宗能否平安過渡,會不會有成為另一個犬養毅可能性。及至昨天傍晚(二十四日)時的接近政府消息人士仍然稱會由文官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擔任政務司司長,在今天(二十五日)看來可以說是文官體系的最後反撲與表態,而今日國務院頒布的「聖旨」就把一切懸念抹殺,中共直接在反送中後「論功行賞」,如同「五一五事件」後的日本一樣,整個武官治國之勢已見成熟。

第二,香港政府的高層架構分布在人事改變後的組成也有另一點啟示。

在香港,政務主任(AO)的文官技術官僚勢力向來被視作「管治核心」,但隨著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及前政務司司長張建宗陸續離任,以及林鄭「愛將」聶德權無緣升遷政務司司長後越見萎縮的同時,紀律部隊背景的重要官員卻愈來愈多,現時政治委任官員當中,共有六人由紀律部隊出身,比起班子在 2017 年就任時的四人相比可見紀律部隊勢力正陸續坐大。

「五一五事件」後的日本統制派的軍人得勢,而五年後的「二二六事件」中,與統制派相對的皇道派再發動政變,事件以皇道派失敗,統制派軍人全面掌權作結,同時恢復了「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規定內閣成員中的陸、海軍大臣須是現役武官的大將或中將,因此更進一步加強軍方的政治影響力,軍方能以陸、海軍大臣直接請辭,而又不派接任者的方式搞垮政府內閣。

「If it’s a police state, why not?」

我們還不知道未來武官挾政的情況下香港政府會有什麼改變,但我們可以從日本的歷史借鏡,今天親共派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回應英語記者題問時的回應似乎就是香港未來的啟示:

「If it’s a police state, why not?」

今天的國務院任命可以視為與等同於日本「五一五事件」的文官體系衰敗標誌性事件,同時亦是武官掌權的開端。在武官挾政的陰影下,公務員未來需要進入武官管治的公務員學院確保進入政治體制的人全部符合「愛國者」的要求,配合來自藏區的前青海省委書記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如何在警察國家的情況下維持與保存反對力量將會是我們極待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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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關山月 香港大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目前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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