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鈴響叮噹的美國大選

法默（Diane Farmer）如今住在佛羅里達州棕櫚灘縣，今年54歲的她來自紐約市，一輩子都是民主黨支持者。她上學就讀的是天主教會學校，後來參加工作，先後在一家電話公司和一個法庭書記員辦公室上班，一直是工會成員。2008年和2012年兩次總統大選中，她的選票都投給了奧巴馬。但法默說，從來還沒有哪位候選人像這次這樣讓她如此興奮。她會選誰？杜林普（Donald Trump）。

如今轉投杜林普陣營的法默在途徑紐約第五大道閃亮炫目的杜林普大廈時，領取了她的第五頂「讓美國再次強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帽子（捐款30美元可免費得到一頂）。在這裡，她坦誠了自己對杜林普的熱愛：「他說出了大家的想法。太多人不勞而獲了。我們應該把非法移民趕出去。我希望取消他們的福利和食品券。回老家去吧，等你能工作的時候再來。」至於中東問題：「我們應該扔炸彈，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要幹掉那些，呃⋯⋯」她拖了一個長音。

在這個假日季，杜林普的憤怒壁爐裡熊熊燃燒的火焰，引燃了法默這樣的人，他們曾習慣於向左派—以及出人意料之廣泛的共和黨派別—尋求答案。他在共和黨初選選民中拿到了自己有史以來的最高分—《紐約時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頻道的最新民調顯示，他的支持率為35％。在他呼籲禁止穆斯林進入美國之後，他的民望進一步攀升。一些人認為他在引發分裂，但法默不這麼認為：「我曾經認為奧巴馬將是一個融合者，因為他身上融合了黑人、白人和穆斯林（原話如此），但結果他卻是個對抗者。我們需要試試不同的東西，不能就這樣下去。」

沒錯，這是一個憤怒的聖誕節，而其根源值得我們深思。某些事情已經發生改變，導致民意傾向出現轉變，從冒險追隨奧巴馬的大膽夢想，變成醉心於杜林普的肆無忌憚。這其中有懼怕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因素。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幾乎一事無成；而中國作為一個強大對手迅速崛起，也讓許多美國人感到迷惘和脆弱。最助長杜林普主義（Trumpism）的，無疑是美國經濟。長期的萎靡表現已經在千百萬要掙錢養家糊口的人的美國夢裡種下了不信任的種子，尤其是那些沒有高等教育學歷的人。

眾所周知，一個贏家通吃的經濟會讓頂層極少數人大賺特賺，而其他人卻收穫甚少。桑德斯（Bernie Sanders）喜歡指出，美國前0.1％的家庭掌握的財富，相當於底層90％家庭財富的總和。如今的通脹調整後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還不如2000年；平均而言，現在年輕人的通脹調整後收入甚至不如他們父輩當年。根據人口普查局的資料，超過五分之一的美國兒童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儘管失業率下降到5％、上一次經濟衰退已在2009年結束，但根據公共宗教研究所（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上個月發佈的調查，72％的美國人認為該國依然在衰退之中。

這對商界不是好消息，他們正在成為眾矢之的：在公共宗教研究所的調查中，86％的受訪者認為企業將工作崗位轉至海外是美國經濟問題的部份或主要原因，比例高於2012年的74％。

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意大利出生的經濟學家津加萊斯（Luigi Zingales）認為，當人民對不公平和不公正之感的憤怒情緒高漲時，兩種民粹主義者會脫穎而出。在2012年出版了《民享資本主義》（A Capitalism for the People）一書的津加萊斯說，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代表了最好的一種民粹主義：打擊腐敗，打破壟斷，給普通人一個機會。津加萊斯說，杜林普更多只是打打嘴炮，不會給人民創造機會。他把杜林普比作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這位恣意妄為的媒體大亨曾四次當選意大利總理，但最終因騙稅而被定罪。津加萊斯補充道，杜林普和貝盧斯科尼「都非常善於揀人們愛聽的說。」

杜林普現象體現了信用損害，也加劇了信任損蝕，而信用損害具有切實的經濟後果。在信任度低的社會，做生意很難。「世界價值觀調查2010-14」發現，世界各國對於「大多數人是可信的」這個判斷的認同度差別很大，荷蘭有66％的人認同，而千里達和多巴哥只有3％。當信任缺失，政府和商業可能會陷入停滯。

國有35％的人認為大多數人是可信的，社會信任排名在全球位列前三分之一，這有助於解釋美國為什麼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然而，穩定稟賦並沒有終身質保，而美國政治近來扮演了一個不光彩的角色。史丹福大學政治學家延加（Shanto Iyengar）和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後研究員韋斯特伍德（Sean Westwood）今年在《美國政治科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發表了一篇研究報告，名為「跨越黨派的恐懼和憎恨：群體極化的新證據」。報告稱，儘管美國人傾向於避免對少數族裔、移民、同性戀或者其他邊緣群體表達公開的敵意，但他們在攻擊對手黨派及其支持者的時候卻毫不留情。在4組實驗中，兩位作者發現基於政治派別的歧視「超過了基於種族的歧視。」

延加援引他人的研究稱，跨黨派婚姻的比例已經從60年代的超過30％降至不到10％。社會結構正在散架。「我不想弄得我像是危言聳聽，但我能看到政治因素誘發暴力和大規模街頭運動的可能性，」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國會幫不上忙，因為它比它本應代表的社會更加兩極分化。其結果是債務上限問題上的邊緣政策和立法問題上的一再僵局。摩根大通市場和投資策略負責人琴巴萊斯特（Michael Cembalest）指出，1965年的《選舉權法》通過時，參議院73％的民主黨人和94％的共和黨人投了贊成票，黨派差距相當小；相比之下，2010年的《平價醫療法案》通過時，參議院民主黨人全部投下贊成票，共和黨人則無一支持。

杜林普讓這個黨派極化的局面變得有些複雜，因為他吸引了法默這樣的心懷不滿的民主黨選民的支持。但是，這可能只是意味著政黨本身的重新組合。至少，親商的共和黨在自由貿易和邊境開放問題上的立場並不高明。

除非羅斯福重現人間，否則困擾美國的問題不容易解決。根本解決之道是改善經濟狀況，讓所有人享受到經濟增長的好處，以此重建信任。但促進經濟形勢好轉需要所有人齊心協力，而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美國人不再相互信任。總之，左右為難。新年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