讚余英時一生為自由發聲 周保松：踐行「知識人」和民主公民應有責任

一代史學大師余英時8月在美國寓所辭世，享壽91歲。在《聯經出版》5日舉辦「余英時紀念論壇」系列線上講座裡，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哲學學者周保松表示，余英時秉持的自由主義內涵在香港新亞書院就讀的5年裡養成，且始終保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對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各種打壓人權和民主的舉措作出批判，認為余英時承繼了中國「士」的精神，踐行「知識人」和民主公民應有的責任，「一生為自由發聲」。

「我在讀余先生回憶錄時，冥冥之中感到和他有一些交接。」周保松說，余英時1950年元旦到香港，自己是1985年抵港，都是從中國大陸移民到香港；余英時是看望父母，自己也是跟父親團聚，都有跨過羅湖橋的經驗；余英時當時住九龍深水埗青山道，他住深水埗北河街，彼時新亞書院（舊址）在桂林街，離自己住處很近。余英時進入新亞書院想跟著錢穆唸書，自己當時也一心一意想讀新亞。余英時是新亞第1屆畢業生，1952年畢業時只有3個畢業生，中文大學要到1963年成立，因而自己也像是代表師弟師妹跟余先生道別。

周保松分析，余英時從1950年代到香港後，就是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其內涵絕對不只「反共」2字而已，吸收及養成的地點也是在香港的5年。

周保松回憶，今年7月13日，余先生給他一封長信，起因是香港《蘋果日報》被迫停刊時，自己寄去一份報紙與長信，很快收到余先生回信，他很內疚沒有及時回覆，也看出對方寫信時筆跡已很吃力，「這封信是余先生給香港人一些鼓勵，有話想跟香港人說」，余英時在信裡寫到，「香港情況向民主自由相反的方面進展，我早在NY時報、電視等媒體上注意到。在短時間內大概不易改變，但我始終相信：人類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數自私自利的人長期控制，香港自1843年便享有自由，不在專制王朝手中，以香港人的覺悟程度而言，也絕不甘心作奴隸或順民，但人的主觀奮鬥是極重要的，絕不能放棄。」

余英時回覆給周保松的信。（取自周保松臉書）

周保松引述《余英時回憶錄》提到，「我在1948年以前基本上已認同了五四以來民主、科學的新文化，不過當時僅知其所以然而不知所以然……在系統性地閱讀了20世紀的政治、社會思想和專題研究之後，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才真正成為我深入內心的人生信念」，同時他說自己也進一步了解到，改革社會，實現使這些價值，必須避免左右兩極化的「畢其功於一役」，只能採取逐步漸進的方式。

周保松分析，余英時是繼胡適之後，在華人思想界最有影響力和最受敬重的自由主義者。他透過學術書寫、公共評論和政治參與，一生都在努力推動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價值，在華人社會形成一種自由主義式的公共文化，為政治轉型做準備。同時，余英時自年輕時代開始，便以「現代知識人」自許，對於自己的責任和角色有清楚自覺，知行合一，「吾道一以貫之」，成為「為追求人生基本價值而付出努力」的典範知識人。

周保松：余英時不是政治或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

但周保松特別強調，首先，余英時「不是」政治上或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在當代中國語境下，一個自由主義者必然對現實作出批判，努力尋求文化、社會和政治上的變革。另外，雖然余英時嚴謹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對自家歷史有一份「溫情與敬意」，拒斥「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承繼士人精神，但這也並不表示他主張中國不應走向政治現代化。最後，余英時主張在基本制度建設上，中國的出路，必須是保障每個公民享有基本權利的民主憲政制度，任何壓制個人自由和基本權利的制度都必須反對，「余先生在這點上，終其一生絕不含糊、一以貫之。」

同時，在余英時的歷史研究和公共實踐，絕非2個割裂、互不相關的、甚至有內在張力的世界，他是具有內在一致性和整體性的「公共知識人」的代表。周保松以漢娜鄂蘭、德沃金、哈柏瑪斯、薩依德、杭士基為例指出，對知識人來說，「完整性原則」（principle of integrity）的實踐極為重要，指主體能將自己真誠相信的倫理原則，主動貫徹到生命不同領域，為自己的行動承擔責任，活出人格上的一致性和完整性，「這既非意識形態，也不是一時激情」，周保松以羅爾斯（John Rawls）的話來形容，稱這是理性主體經過來回反思後，達致的「反思的均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

另外，余英時也稱「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對於自己所思所信，認為僅能看作一種可以不斷修改的價值系統，不是人人必須接受的絕對真理。但余英時也強調，這一價值取向，使他無法認同中共「一黨專政」的統治。

周保松：香港是構成余英時自我的重要部分

至於余英時自由主義的信念，即來自1950至1955年的香港5年，周保松形容，這是余英時的「defining years」，「香港，於余先生，不是過客之地，而是構成他自我的重要部分。正因如此，才能解釋他後來一直對香港的關心。」

周保松舉出《明報月刊》1985年6月一篇〈常僑居是山，不忍見耳—談我的「中國情懷」〉，裡頭余英時自述，儘管29年後化鶴歸來，發現「城郭如故人民非」，自己的「中國情懷」不但未曾稍減，似乎反而與日俱增。正因如此才不能忘情於故國，而往往要以世外閒人，與人話國事，說些於己無益而又極討人嫌的廢話；曾屢次自戒，而終不能絕。

余英時舉了周亮工《因樹屋書影》卷二記載了朋友所說的一段佛經故事：昔有鸚鵡飛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常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周亮工的朋友接著感慨：「余亦鸚鵡翼間水耳，安知不感動天神，為余滅火耶！」

余英時在文章裡提到，這個美麗的故事雖出於印度，但顯然已中國化了。「知其不可而為之」、「明其道不計其功」、「只問耕耘，不問收穫」，這些話和上面那個神話，在精神上不是完全一致的嗎？只是不及神話那樣生動感人罷了。大概「常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幾個字，即說明自己在這方面的「中國情懷」。此外，余英時也表示，不但對中國如此，對香港他也一樣有「僑居是山，不忍見耳」的「香港情懷」情感。「最近為文涉及香港的文化問題，責之深也正由於愛之切。我先後在香港僑居了6、7年，何忍見其一旦燬於大火。」

周保松指，1950至1955年，余英時從燕京大學轉入新亞書院，從北京移居香港，是其生命史上最重大的轉折點，「我的人生徹頭徹尾地改變了。然而這是偶然中的偶然，當時我對此絲毫沒有意識到。」但在過羅湖橋的一刻，「1949年的最後一晚坐在深圳地上，和許多人一起等待第2天（1950年元旦）過羅湖橋進入香港。當時我確實充滿著重見父母的興奮，卻並無重獲自由的期待」……「然而就在過羅湖橋那一剎那，一個極為奇異的經驗發生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這一精神變異極為短促，恐怕還不到一秒鐘，但我的感受之深切則為平生之最，以後再也沒有過類似的經驗了。」

余英時也曾在回憶錄裡提到，「1953至55兩年間，在錢先生指導下精讀漢史，對我此下的學術生命，確實發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所以我認為我當時在校外的求知活動，對於我的思維和治學也同樣發生了定型的作用。」余英時指出，彼時的香港，「流亡在港的自由派知識人數以萬計，雖然背景互異，但在堅持中國必須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則是一致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知識群體，並擁有難以估量的思想潛力」，也在這個時候，余英時在香港完成了《近代文明的新趨勢：十九世紀以來的民主發展》等6本著作。

周保松稱，自1950年代以降，當無數知識人在權力面前，選擇（或被迫）沉默、逃避，甚至主動獻媚和投誠的情況下，余英時卻一直保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對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各種打壓人權和民主的舉措作出批判，並給予抗爭者公開聲援和支持，周保松稱，余英時不會不知道，他的公共參與，會給他的學術事業帶來各種不利和麻煩，包括消耗大量時間和精力，招致同行嘲笑和非議，得罪政治權力而遭到報復，可是他依然堅持，甚至直到生命最後階段，依然對香港的處境憂心忡忡，「但這些意義與價值為何？」

周保松分析，余英時承繼中國「士」的精神，踐行「知識人」和民主公民應有的責任。給予受壓迫者和抗爭者應有的道義支持，支持他們度過難關、共同面對困難；作為知識界翹楚、知行合一，為同寅和後輩建立榜樣，鼓勵更多人走出象牙塔，身體力行關心社會。累積社會道德資源，發展公共文化，為社會轉型做準備，「一種對於實現人的價值和尊嚴的內在呼召，非如此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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