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疑古 找回文化自信

「大禹」與「夏」又被搬上了檯面，疑古派再次發揮巨大的煽動力，彷彿見到民初學者詆譭傳統的模樣，「大禹是條蟲」的謬論霎時浮現眼前。我曾以為自我解構是「衰世」或「邊陲」的標配，想想也對，在這數典忘祖的環境裡，身為新課綱第二屆學子，早已不足為奇。

近來重讀歷史博物館《王朝祕寶—古中原考古文物展 》，是20年前與河南博物院合作的大展。短短十餘年，兩岸文化交流只剩寂寥，竟有人心不古之感。

時任河南博物院張院長文軍曾在書中簡潔地總結近年中原考古的成就，後來的考古研究亦指出，華夏文明的源頭確在中原，在黃河流域，不在「某類學者」主張的內亞或長江流域。石峁古國、良渚古國皆曾強大，一度勝過中原，但它們的政權走向崩潰，不像仰韶、龍山一脈相承。更別說深受二里頭文化影響、受人炒作的古蜀三星堆。

自二里頭遺址發現以來，考古學家致力尋找更早的夏代都城，而今碩果累累，已非二里頭遺址的「孤證」，只是台灣當局刻意掩蓋。后羿篡位後，夏代文化發生巨大的轉變，最終形成二里頭文化的廣域王權國家。

國人產生如此巨大的分歧，首先便是政治的緣故，受到民初以來「疑古」乃至當代「解構」的影響，忘卻「中學為體」的原則；其次便是當代專業領域的分割，經學、史學、考古學、人類學、神話學，甚至非文史專業者，皆能論述、批判國史，卻不知整合不同觀點，其實「整合」之道正在「溯源」，也就是回到沉沉的經書裡。中國一切思想出自王官，一切書籍源於六藝，史料亦在其中，如《尚書》，如《逸周書》，如《春秋》，如歸入「六藝略」的《史記》。所謂「經」，便是治世之「常」與「法」，千年來的政治與學術皆不違此理想，並在其原則下因時制宜。

想起那風雨飄搖的年歲，衰弱的不只是國力，更是精神思想，傾毀的經書體系，讓學人陷入「疑古」的瘋狂與自囚。好在中國史書具有嚴謹的精神，比其他文明更早褪去神話的幽冥，因而禁得起當代考古檢驗，帶領國人重回「尋古」與「信古」。原因除了學人鍥而不捨，最重要的是國力復興帶來的文化自信。

我並不否認「夏商周斷代工程」的誤差，將夏代年分推斷得太早。也不否認大禹形象的層累，歷代君王追崇大禹等上古英雄，描繪自己的理想，許諾萬民長治久安，因而為其增添幾筆「聖人」事蹟，這困擾了後世學者，卻無法抹滅英雄曾經存在的事實。

無論如何，大禹已成民族集體記憶，是歷代政教的重要楷模。2007年，大陸恢復公祭大禹，台灣卻在遺忘、貶低，兩者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不言而喻。所謂「天命靡常」，台灣曾是中華文化的堡壘，而今已成蠻夷，拱手讓出僅存的道統，讓天命落在大陸，是學術之外值得省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