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路工

冬夜的冷風在耳邊呼嘯，月色暗淡，好奇又愛跟班的小孩隨著老里長走在狹窄的田埂路，里長一手牽著我，另一手提著印有「白蘭洗衣粉」鮮明標誌的塑膠袋。或許是袋子太重了，里長的左肩吃力地往下沉，不過他還是不時拉緊我的手，深怕剛上小學的我會從狹窄的小路摔落到田裡。終於走到小路盡頭的幾戶人家，按了門鈴，里長和應門的主人一如平常互問了「呷飽沒？」就逕自往客廳的椅子坐下。

「里長伯，喝茶啦！」主人熱情地招呼著。里長笑笑點了點頭，從袋子裏拿出一本冊子仔細看了看說道，「你家六個人，沒錯吧？」主人示意沒錯，里長就從袋子裏拿出一疊鈔票，抽了幾張數了數，然後交給了對方。喝了口茶，寒喧了幾句，里長便拉著我起身告辭，挨家按了下一戶的門鈴。

一整晚，我們就這樣在村裏幾十戶人家進進出出，面對我的疑惑，里長說，「我們是在發走路工。」看著我仍舊不解的表情，里長又補充道，「請別人放下手邊的事，出門去投票，當然要給走路工，這是應該有的禮數。」

不只里長，住在村裏所有的人都知道這個禮數。那一晚，走到一位新近才搬來的警察家門口，里長稍有猶豫，跳過了這戶人家。但當我們走了一圈回到家，卻見到警察已端坐在客廳。他堆著笑容，充滿善意地問里長怎麼跳過了他家，里長一會意就連聲道歉，隨後點交他應得的走路工，才送了警察離開。

我的祖父也知道這個禮數，每逢投票前一天，吃過晚飯，他就坐在家門口的板凳，悠閒吸著煙，等人來送走路工。事實上，早在前幾天，祖父就會一一通知在外地工作的子女一定要回來投票。如果子女回來遲了，他會不斷地打電話催促，「都已經拿人家的走路工了，怎麼可以不投票呢！」祖父理直氣壯地說道。

那是一九六O年代的台灣，一個有禮有序的社會。走路工就是請人往返兩地，因耗費時間而理當支付的工錢，換言之，就是請人幫忙而客氣回報給對方的一點小酬勞。請託他人抽空去投票支持，無論如何，對方至少也要付出一點時間成本，所以候選人不免就要奉上走路工；而選民領受了別人的請託，來回投票所，自然覺得收下走路工也是當之無愧。

後來走路工被規範成不合法的買票行為，那就和農業社會有禮有序的人際往來差之千里了，畢竟走路工不是涉及買與賣的利益交換，而是溫吞客氣的人情禮數。小時候曾跟著老里長在候選人燈火通明的家中，看到一綑綑紙鈔被堆著像座小山。樁腳進進出出，捧了鈔票塞進紙袋，就匆匆挨家挨戶去送走路工，沒送完的走路工則又原封不動歸回原處。從沒聽過那位樁腳把應發的走路工中飽私囊，也從沒聽說那戶人家刻意收了走路工卻不去投票；倒是看過有些人家自知因故將無法投票，堅持不收已送上門的走路工。

回想彼時還真像是個讓人懷念的烏托邦，很少有擾人的鞭炮聲或宣傳車，只有安安靜靜被貼在電線桿的候選人大頭照海報，上面通常只印了號次、姓名，還有「懇請賜票」四個大字。縱使在競選期間也沒有什麼激情，關於公共事務的關心與言談，其實原已就在庶民生活的日常，背後則有一套道德規律隱隱然支撐著。幾年之後，許多地方才開始出現想證明個人清白而斬雞頭的候選人、蓄意製造謠言的耳語大隊、操縱選舉結果的賭盤組頭，還有很久之後在網路時代冒起，毫無道德底線的側翼網軍。

祖父是鎮上出了名的繪像師，在照片沖洗技術還不發達的時代，繪像師主要的工作就是把一、二吋大的個人照，精準描摹放大成黑白的畫像，此類畫像最常被用於往生者的遺像。小時候常見有人來請託祖父為先人繪像，但年過六十以後，祖父因視力退化，對於來者都客氣地回絕了。

有一天，穿戴整齊的中年人陪同一位老婦來到家中，與祖父交談幾分鐘後，老婦的眼淚就撲簌簌掉了下來，也隱約聽見祖父不時的細語安慰。客人走後，祖父翻找出塵封已久的畫具，若有所思對著手中的一張小照片端詳許久。此後幾個星期，祖父戴著老花眼鏡吃力地在繪圖紙上描摹，接著用不同尺寸的畫筆沾上碳粉，仔細繪出不同濃淡層次的黑白色度。有很多次見到祖父在伏案許久後，疲累地背靠座椅，閉上雙眼休息，隨後又拿起畫筆繼續工作。

「那是以前的鎮長！」望著逐漸完成的畫像，我記起了多年前曾經在電線桿上看過的候選人海報。原來老鎮長競選了幾次，為了打點走路工，散盡所有家財，而任內清廉自持，最後老來不但生活困頓，且竟身後淒涼。對於老鎮長妻兒請託繪一張往生者畫像的要求，祖父不但一口答應了，而且分文不收。

畫像完成的那天，祖父趁著冬日鮮少出現的陽光，坐在家門口的板凳，他仍舊悠閒吸著煙，不時和路過的熟識村人寒暄問好。聽說這幾年送走路工的情況已不多見，「因為很多人拿了走路工卻不投票，時代不同，人心也愈變愈壞了！」祖父在飄忽的煙霧中喃喃自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