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禍意外不斷 為何不能全怪「三寶」

有個新方法可以測量一個人死或傷於意外中的風險，就是去估算所謂的「耐撞性」（crashworthiness）──指你綁著安全帶坐在一輛車、一艘船或一架飛機，其耐撞、避免你受傷的能力到哪兒。

耐撞性的測量可以在防護裝置存在的情況下為之（像安全氣囊跟有護墊的靠背），也可以在把危險環境因子拿掉的情況下為之（銳利的旋鈕或衝撞時會解體的座艙）。

但事實上，就連執行耐撞性測試的專家都不太清楚過半數人類所面臨的風險是什麼。

對風險的渾然不覺，似乎在整條意外光譜上都看得到。專家在進行牽涉到風險的決定時，會帶著主觀的偏見，而非實際的專業。

這麼一來，用來測量風險的系統（像是耐撞性測試），就會與其他像是性別歧視產生互動。女性更容易在車禍意外中蒙受傷亡，是因為我們沒有針對女體進行的撞擊測試假人，而欠缺女性假人是因為性別歧視的偏見。這些全都不在女性駕駛人的控制範圍內──她仍可能在車禍發生後遭到責怪，被說成是方向盤後的瘋女人。

「人的行動之所以達不到最理想的狀態，是因為他們被困在一種處境裡，那裡沒有他們要做出理想行動所需的工具或資訊。結果他們卻會為了他們控制不了的事情遭到責怪，」巴魯奇．費許霍夫解釋。

他跟保羅．施洛維奇還有已故的莎拉．萊奇登斯坦共同在1976年創辦了一個名叫「決策研究所」的智庫，擔任風險知覺研究的先鋒。

「相反的，那些應該要以更實際，也更方便的方式提供人們資訊的人，或者應該讓人更有能力把自己日子過好的傢伙，卻因此被卸除了責任。」

風險知覺專家主張，我們做為個體，其實相當擅長感知跟避開風險，但很多時候當意外發生時，風險根本脫離了我們的控制。就拿飛航史上人命損失最慘重的一場空難乘客來說，他們不會知道曾有工程師兼吹哨者曾想讓飛機停飛；又或是開了11年，工廠裡沒有一扇門符合消防逃生口標準的工廠，還包括被工廠負責人濫用來圖利自己的社會現實。

風險不只脫離了個人的控制，這些人還不知道他們暴露在什麼危險中，也不知道他們可以運用哪些資源去避開危險。

我們可以把這2種因子理解為實際風險與風險知覺──實際面對的危險以及理解這些危險的方式。

風險知覺專家發現，感覺到對處境有控制力，可以讓我們覺得暴露在小一點的風險裡，這一點無關乎實際風險的高低。由於客機的乘客或工廠的勞工都不知道他們面對的危險，所以風險對他們來說，存在但無法察覺，這就變成一種無法避開且脫離掌控的處境。

在過去45年，研究人類如何感知風險的學者，已鎖定幾種偏見會影響我們對一項活動究竟有無風險的感知；而感覺局面在自己控制中，就在讓我們感覺安全的清單上。

比如我們會傾向於低估車禍的風險，一部分原因是身為駕駛，覺得自己控制著車子；掌控的感受也說明為何大部分人喜歡開車勝於當乘客，以及為何擁槍者不像無槍者那樣，覺得槍是一種風險很高的東西。

「你感覺一槍在手，自己的人身安全就操之在己。」施洛維奇告訴我，「事實上，不在我們控制中的元素很多，但有控制力的感受是如此強大，我們會因此低估對風險的知覺、提高對風險的接受度。」

還有另外一種情況會讓人願意容忍風險，那就是當這麼做有好處的時候，這也是我們低估車禍風險的另外一個原因。

想想我們對2種化學品相反的反應：農藥與藥物。調查顯示，大部分人認為農藥的好處少、風險高；對藥物則有相反的觀感：低風險、好處多。但事實上，兩者都是化學物質，既都有好處，也都很危險。

只因為我們對農藥的印象較差，加上農藥帶給人類的好處並不能被我們直接觀察到（除非你務農），因此我們主觀判斷農藥的風險較高。

說回藥物，我們可以因為吃藥變舒服了，而且要不要吃、何時吃、吃多少都在我們控制中，因此，我們會覺得其風險沒那麼高。從這個角度出發，不難看出何以擁槍（安全感）及駕車（方便性）會同時在風險性上遭到大部分人的低估。

施洛維奇與費許霍夫還指認出其他會扭曲風險知覺的因子。比方說，對空難與對開車的恐懼就是一種很好的對比，如果我們對一件事沒有選擇，或那件事必須以信任他人為前提，我們都會覺得風險比較高。上述種種條件疊加起來：恐懼、人禍、脫離控制⋯⋯，對風險的感知就會推升。

當然了，這些只是主觀的認知。不論是買槍或服藥，都能讓我們主觀上的主導權升高、不安全感降低，但並不等於我們真有了主導權跟獲得安全。主要決定實際上危不危險的，是那些設計道路、製造槍枝、包裝藥品的人，但他們也跟我們一樣會高估或低估風險。

知道了風險與知覺之間的落差握在專家手裡，變成一個讓人感到驚恐的前提。不論是工程師設計道路或軍火業者設計槍枝，誤判風險的後果會不斷產生加乘效果。

比方說，若你只因為覺得方向盤在手就大權在握，且以車代步給了你很多方便的好處，那你的車就會越開越快；而車一快，你就會極小化對風險的估計，進而讓你自己跟身邊人暴露在升高的風險中。

但如果你是個負責設計道路的交通工程師，那你的風險知覺就不是你一個人的事，而是會影響很多人。一個人的風險知覺可以隨著權力在手，為所有人創造出危險的環境。

大量證據顯示，交通意外會以類似的方式重複發生在類似的地方，除非環境有所改變。

當交通工程師改變了一條街的設計時，那條街的意外傷亡會顯著下降。交通工程師有能力防止車禍，但即便如此，車禍的風險仍居高不下。我就聽一名交通工程師形容：「車禍難免，因為有些人就是神經病。我不知道出了什麼問題，但三寶就是三寶。他們車開得之快，遠高於速限。」

要是你只看交通意外前的那段時間，你8成也會把錯歸給方向盤後的瘋子──帶有風險的駕駛人。但如果把鏡頭拉遠，你會發現各層面的風險，而這些風險都不在駕駛的控制內。風險深植於我們的道路中，因為道路的設計與使用藏有偏見與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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