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伊朗新時代的曙光！」婦女領導風起雲湧的示威浪潮《外交政策》：厭女症危害伊朗政權

廖綉玉

伊朗22歲庫德族女性阿米尼9月中旬因為沒戴好頭巾而遭逮捕，之後離奇死亡，引發全國怒火，超過80個城鎮發起反頭巾示威，示威民眾揚言要推翻當前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政府。這場民主運動正是由一向被認為沉默無聲的伊朗女性領導，美國期刊《外交政策》指出，伊朗政權過去40年的鎮壓與性別隔離政策引發目前由女性領導的抗議運動，對伊朗政權造成威脅，並鼓舞全世界，「這是伊朗新時代的曙光」。

伊朗前國王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將伊朗改造成西化且開放的國家，1936年，巴勒維下令禁止婦女戴任何類型的頭巾，甚至將頭巾視為落後的象徵。此後伊朗首都德黑蘭（Tehran）到處可見打扮時髦的女性，她們甚至可以穿著裸露大片皮膚的迷你裙。

巴勒維雖然思想親美，也欲讓國家政教分離、實施現代化，但他的作風奢侈且高壓獨裁。在他執政下，伊朗貧富差距擴大、底層遭嚴重剝削，對現狀不滿的異議人士受到鎮壓入獄。

1979年，伊朗革命遊行（Wikipedia/Public Domain）
1979年，伊朗革命遊行（Wikipedia/Public Domain）

1979年，伊朗革命遊行（Wikipedia/Public Domain）

1979年2月11日，伊朗伊斯蘭教什葉派領袖何梅尼（Ruhollah Khomeini）領導的伊斯蘭革命推翻巴勒維國王，以推翻獨裁君主為號召的伊斯蘭革命落幕，伊朗廢除君主立憲，成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1979年伊斯蘭革命的核心宗旨是讓女性重新回到她們的位置，從公共領域抹去女性的存在。統治階層的精英想重新隔離女性，將其留在指定的空間。他們迅速取消了保護婦女權利及人類尊嚴的法律。

統治階層的精英想重建傳統的治理模式，恢復父權制家庭，重新調整家庭的性別關係。1979年2月26 日，伊斯蘭共和國的第一條法令廢除了1967年的《家庭保護法》（Family Protection Law），《家庭保護法》旨在保障女性在離婚自由、一夫多妻制、孩子監護權的權利。

頭巾在伊斯蘭革命期間有重要政治意義，當時不分階級的女性戴著頭巾來抗議國王的腐敗統治，穿戴頭巾表明她們反對大力西化的獨裁君主。1979年3月7日，國際婦女節前夕，何梅尼下令強制戴頭巾，讓原先支持新政權的婦女備感背叛。伊斯蘭革命之後，穿戴頭巾變成了壓迫的象徵，代表國家剝奪了女性最基本的人權和穿衣自由的尊嚴。

伊朗革命後，伊朗婦女被強制要求戴上頭巾，穿上罩袍，與1979年的自由開放風氣截然不同（AP）
伊朗革命後，伊朗婦女被強制要求戴上頭巾，穿上罩袍，與1979年的自由開放風氣截然不同（AP）

伊朗革命後，伊朗婦女被強制要求戴上頭巾，穿上罩袍，與1979年的自由開放風氣截然不同（AP）

西方過去經常認為伊朗婦女無聲、沒有權力、受到壓迫。然而，伊朗近期風起雲湧的示威抗議行動由婦女領導，她們正打破最堅硬、最高的天花板：國家領導力。儘管配備棍棒與警棍的道德警察騷擾、恐嚇、懲罰甚至謀殺女性，但婦女依舊燃燒頭巾，將頭巾掛在樹枝、桿子、手杖上展示，她們將頭巾當作往日的遺物燒掉，或者將它們當成未來新秩序的旗幟隨風飄揚。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指出，現在伊朗的街道不再是男人的專利，跳舞吟唱的年輕女性已經取代了蓄著大鬍子的憤怒男性，示威的訴求口號「zan, zendegi, azadi」（女人，生命，自由）已經取代了「去死」的吶喊聲。伊朗婦女正爭取平等權利，拒絕強制配戴的頭巾、隱形的牆與面紗、制度化的鎮壓、法律的羞辱。

如今，伊朗婦女拒絕成為隱形人，拒絕被迫噤聲，拒絕沒有權力，她們向伊朗政府發起挑戰，並成為充滿活力的變革催化劑。她們對抗「被排斥」，她們佔領街道，並為了自由行動、成為公共世界一部分、被人聽到、被人看到、獲得承認為平等公民而奮鬥。伊朗婦女已成為經驗豐富的倖存者，更是不可忽視的強大公民力量。她們提供了一個有希望的替代方案，可以帶領深陷衰退的伊朗擺脫當前的危機。

2022年9月，伊朗女子阿米尼（Mahsa Amini）因未戴頭巾，遭伊朗「道德警察」活活打死，引爆抗議怒火（AP）
2022年9月，伊朗女子阿米尼（Mahsa Amini）因未戴頭巾，遭伊朗「道德警察」活活打死，引爆抗議怒火（AP）

2022年9月，伊朗女子阿米尼（Mahsa Amini）因未戴頭巾，遭伊朗「道德警察」活活打死，引爆抗議怒火（AP）

伊朗目前居民一半以上出生於1979年的伊朗革命之後，現在的伊朗是比較溫和的伊朗，厭倦了獨裁及暴力，具有數位素養。伊朗因為電腦技術及無國界社區的虛擬接觸而發生變化，現在的伊朗是全球化的伊朗，與一個互連互助的世界保持接觸及協調。

伊朗女作家站在最前線

性別隔離在身體、文學、象徵意義上建立了身體及邊界之間複雜的互連關係，女性作家及詩人的身體及聲音受到影響後，她們清楚知道取消性別隔離是文學事業的核心，她們清楚知道自己必須越過牆壁、界限、邊界、祖先傳下的沉默。

伊朗女性小說家丹妮絲娃（Simin Daneshvar）1969年出版的小說作品《Savushun》女主角扎麗（Zari）夢想著「由女性統治的世界」。伊朗女作家法里巴．瓦菲（Fariba Vafi ）2002年出版的小說《我的鳥》（My Bird）中，女性敘事者說：「我一定是國王，即使我的頭上沒有王冠。」伊朗女作家瑪贊．莎塔琵（Marjane Satrapi）的圖像回憶錄《茉莉人生》（Persepolis）年輕時髦的女主角甚至宣稱自己是眾多男性前輩中的第一位女先知。

2022年9月，伊朗女子阿米尼（Mahsa Amini）因未戴頭巾，遭伊朗「道德警察」活活打死，引爆抗議怒火（AP）
2022年9月，伊朗女子阿米尼（Mahsa Amini）因未戴頭巾，遭伊朗「道德警察」活活打死，引爆抗議怒火（AP）

2022年9月，伊朗女子阿米尼（Mahsa Amini）因未戴頭巾，遭伊朗「道德警察」活活打死，引爆抗議怒火（AP）

《外交政策》指出，女性作家及詩人預示著伊朗未來的政治趨勢，而伊朗女作家一向站在當代伊朗社會正義運動的最前線，將爭取民主及性別平等的鬥爭帶入家庭、廚房、臥室，要求在人際關係實現民主與性別平等。她們沒流一滴血，為順利過渡到更民主且沒有性別隔離的社會鋪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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