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辯題

「紅包能不能代替禮物？」這是一道辯題，有些落俗悖時，令人好奇這樣的題目如何辯論得精彩。

一個辯論性質的綜藝節目正播著，我在路過電視機時停了腳步，起初直覺支持反方──「紅包不能代替禮物」，送禮檢驗彼此相識深淺，以及心思細膩或馬虎，應親力而為。送錢總有免去思考斟酌的簡便感，論誠意與情調，似乎非上策。乍見是道簡單的「重錢」與「重情」的選擇題，但後來我給自己翻了案，在正方辯士提出一個親身經驗而得的觀點後。

那位辯士所提的支持論點是「分子錢」。

「分子錢」是中國用詞，相近我們的紅白包禮俗。凡遇上喬遷、成家、生子、病重、命終歸天，親友們送來的錢，稱為分子錢。這幾項人生大事都是需要花費金錢的關口，送錢為當事親友的手頭添寬裕，有個情意溫厚的動詞叫「隨分子」。

正方辯士在美國苦讀博士學位時，生活費經常吃緊，一次親戚遊美順道拜訪，臨別時給了些錢，為留學的她隨分子。那分子錢讓她好幾頓飯能稍隨心意選擇，能吃想吃的、能吃好吃的。對她來說，金錢可以是禮物，它雖不是精挑細選的獨特贈禮，卻讓受贈者荷包暫時豐厚，在短缺之處有了選擇的自由。

「送錢就是送自由」結語中，正方辯士將紅包直譯為錢，再讓市儈銅味的錢財與溫篤相挺的人情之間有了接駁。瞬間，我憶及許多。

結婚前後，收過父母親的大紅包，都是撐得緊緊實實的一袋子，沒法輕易抽出其中一張鈔票來。一次是婚宴前一晚。父母親北上入住飯店，好應付隔天繁複的婚事流程。晚餐後送父母回房，媽媽從包裡拿出一長方塊的錢塞我手心，紅紙包著，說是給隔天酒席備用。

舊時，我們南部人嫁娶，婚宴為男方主場，女方則歸寧日宴客。現下為簡化儀式，常見男女雙方合辦喜宴。但我方家族長輩與親友住南部多，我們照舊俗，婚宴與歸寧在南北兩地各自做主辦理。所以婚宴當日皆為夫家賓客，唯有幾個桌次是為我的北部同學、同事所設，父母親給我的那一袋錢，就是為這幾桌準備的。

婚宴設於五星飯店，兩老早早向我詢問一桌菜餚選何等價位，原來是擔心我收得的禮金不足打平酒席餐費。我刻意說笑，怎麼這樣看輕我朋友們的經濟能力，況且不足我也能打點。但推推托托後，那一長方塊錢還是落入我手。一輩子生活在鄉間、話語憨直、穿用簡樸、習於視己為無才之輩的父親母親，在某些關鍵時刻總有預先設想的周到，尤其用錢方面。

另一回，在我初為人母的坐月子期間。父母親殷殷切切北上，來看看我和孩子，返回台南前，一袋錢又遞了過來。一如往常，父親不作聲，他臉上的話通常藉母親的口來說：「沒能親自幫妳坐月子，給妳一個紅包，該買的、該吃的別省。」

當時我與先生工作穩定、經濟無虞，不過存款確實也無多，畢竟成家前剛買了房、婚後即有了孩子。過往掙錢只需計數自身花用，現在房貸與育兒費用成為固定支出，那是維護一個家庭醒目而有感的條件。那一袋錢等同我幾個月薪水，且是贈予、不必歸還，預算頓時鬆緩，心頭也是。

回頭思忖，我一直都是被富著養的女兒，非家境優渥之由，也不是父母親擁有「窮養兒，富養女」的概念，他們只是直觀的把自己曾經的貧匱寒傖，盡可能在孩子身上憨憨厚厚的全額補足，有時還補過了頭。

我與哥哥、妹妹，橫跨九年寒暑相繼出生。在我懂事有記憶時，家中經濟已有穩定基礎且略為寬綽。父母親在傳統市場外圍經營店鋪，販賣雞鴨肉，生熟皆有。

學校教了加減運算後，站櫃台收錢找錢成了我練習算數的測驗所，有時客人還給變化題型，他補差額、我找整數。我從小見慣了櫃台滿抽屜的千元、百元鈔，尤其逢年過節，當鈔票多到阻礙收找錢時，就抽一個兩斤紅白塑膠提袋，把錢大把抓起塞入，袋口束緊後往後方家裡擱，好像也無特別藏放，趕緊回頭應付生意，待有空再點數。

那抽屜的紙鈔與硬幣，在收錢與找錢之間，難免沾染雞鴨肉血水。拿來找錢給客人時，見過客人為難的眼神。曾有客人不接手，喚我更替一張乾淨的，也有客人神情糾結，以手指捏著快步離開，也許到下一攤商盡早花用。眼見這些臉色表情，我心裡同時冒發抱歉之感，以及一股赧於招認的沉沉慍火。

自小學起，每天上學前跟父母親喊聲「我拿錢哦！」便自己拖出抽屜領取餐費或零用錢，屆時我會在櫃台站一會兒時間，在鈔票與硬幣中翻找，挑選比較乾淨的放入我的錢包，有時候我會內心尷尬又衝突地想起客人無奈的面容。面對那抽屜裡養育我生長、包辦我們家庭開銷的現金，我一面挑揀提領、一面背離遠行。

「去公司上班」與「不是去公司上班」，年幼時這曾是我對世間所有工作的分類。父母是後者，我自許必定要成為前者。原因除了見證父母工作上的體力辛勞，與工作環境的不甚潔淨，也受電視劇洗腦，想像身著正裝，坐擁一處 partition小天地，憑藉腦力為生，著實體面得多。工作獲取的薪資會成為銀行戶頭裡的數字，不再沾抹絲絲血水，庶幾高尚優雅。成年之後立足回望，那是一個在市場邊長大的孩子，對現實多麼愚拙的認知和推敲。

大學畢業，如願任職於「公司」，兩年歷練後計劃赴英進修，母親支持，父親默默無語，他對小孩的安全總是過度擔憂，即使那時我已二十五、六。為留我在身邊，父親試圖將留學學費與生活費立刻計算為一筆整數存入我的帳戶，隨我自理運用，做為交換條件。金錢對他是保障，對於我要學歷不要現金，他視我不知世事崎嶇艱鉅，質問我回國後多久時間學費能回本？而對於父親想用金錢勸退我的學業，我視他不明知識是力量在這文明世界運作的成規。

然而說到底處，我倆都在自己的匱乏不安處，自我填補。

「到了我二十歲，我們家還是窮。」這是父親慣常談論自己的起手式，表達那個窮法不合理也不可思議。父親是長子，有五個妹妹、一個弟弟。父親說小學時候經常因為積欠學費遭師長罰站。唯有一年，遇上一位不催學費的老師，他才有機會坐在教室安心上課。那一年，成績非常好。然而家庭食指浩繁，父親小學畢業後沒能再上中學。和許多上一代人家中長子、長女的故事一樣，在還是孩子的年紀，就被催促著成為一個大人，擔起養家責任，也一路馱負著「欠栽培」的遺憾到年老。

有一個故事父親說過無數次。小學畢業後阿嬤給他找了一個工作，他得在夜裡獨留鴨寮看守鴨群。而鴨寮旁是亂葬崗，父親說有時白天看著送葬隊伍抬棺前來，棺柩暫放定位，覆蓋修飾的工事在傍晚即停，待隔日接續。當天晚上遠望那口墓地，他極其驚慌恐懼。有一回等不及天亮，年幼的父親裝病逃回家，遭來一頓責。

罵後，鴨寮還是得回。也許，維持家庭生計，向來都不是件可以選擇的事。而無論父親幾許年紀談起這分害怕，我都見著了那位惶恐無助的十三歲少年。

關於窮苦，纏繫於父親心上的，也許酸楚屈辱多於貧窮本身。父親服兵役時，每月薪資多數交由阿嬤作家用，有次請假回家參加好友婚宴，怎麼也料想不到，家裡湊合不出一個紅包的錢來，喜宴沒去成，好朋友也沒有了。我曾不解，缺席婚禮與失去摯友如何因果相連，隨年紀增長，捉摸了稍多人情世故與生之為難，大抵能明白，是父親甩手把友誼丟棄的。那是一種選擇，選擇不再面對自己的窮困被旁人瞧見，甚或體諒。尤其是體諒，那讓人尊嚴暗去。我認識父親是這樣性格的人。

多年之後，姑姑叔叔們離家自立，父親卸下長兄重責。與母親成家後，執拗而勤奮的為自己的家庭工作、賺錢、儲蓄。

七、八O年代，經濟起飛、百業興旺，傳統市場的生意是能養家活口且積存資產的行業。幾年下來，父母親先買了店面、再買了一處住家，存款也豐沛起來。

父親終究以其勤勉努力，積累了穩健積蓄，足以安心度日、攜扶年少時困窘垂首的自己，也從此信任金錢無比實用的價值。我則站在父母親建造的穩固根基，有恃無恐的一路前進，完成學業、升遷、進修，企盼翻過攤商為生的那一頁，抵達人生的亮面。

前些年，兩個孩子漸長，我與先生計劃換置空間更大的屋房，當時自備款尚有缺口，於是向父母親周轉。雖然很快的在資金調度後歸還，但在還款前，鮮少主動聯絡的父親撥來了電話，他要我從借款金額裡留下一百萬，不用還。

一百萬並不是一筆巨大的金額，比對當年在英國修習碩士學位的花費都不足夠，但我心裡有底，它如何拉寬了當下我們在經濟上的運籌，它給了我心理上的從容。

這突然降臨的寬闊餘裕很是熟悉，是喜宴前的那疊錢、也是坐月子期間的那袋錢。

它們來自同一個抽屜，那血水斑斑、受客人厭棄、而我也曾暗地裡睥睨相對的那個抽屜。

在後來的那些年，我不知道父親是否能認同，我當年執意出國進修的堅持。

而我雖不後悔，卻務實地體悟父親當年寧可把錢直接給我、也不樂見我前去英國就學的擔憂。實際上，我的確沒能把學費從工作的報酬中積存回來，我在孩子出生後便回歸家庭專職育兒，家庭開銷進入單薪支配後，始與金錢纏縛交手，知曉其中的現實與鋒利。尚且，直至今日，我仍從未有能力，以大筆金錢助益於誰，如同父母輕手輕腳即可用過去辛勞下的人生積累，贈予自由與選擇給早已成年的我。

父親從貧困到有餘，我從有餘出發，在二十九個年頭差距的生活條件下，金錢於我們倆的意義曾經各據一方。直到自己行至中年，蹚過款款艱澀起伏，回望父親對財錢的倚重，現下是明白了。那曾不入我心的金錢與數字，是我一雙憨厚父母對孩子適時的挺護，可以量化的叫作錢，無法量化的是愛、是尊嚴、是保障、是自由，是不讓你委屈的體面。實屬養育之責，也已然超越養育之責，父母給孩子隨了大半輩子的分子錢。

站著、看著，辯論比賽結束。

「紅包能不能代替禮物？」是我大意，淺看了這道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