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辯題
「紅包能不能代替禮物?」這是一道辯題,有些落俗悖時,令人好奇這樣的題目如何辯論得精彩。
一個辯論性質的綜藝節目正播著,我在路過電視機時停了腳步,起初直覺支持反方──「紅包不能代替禮物」,送禮檢驗彼此相識深淺,以及心思細膩或馬虎,應親力而為。送錢總有免去思考斟酌的簡便感,論誠意與情調,似乎非上策。乍見是道簡單的「重錢」與「重情」的選擇題,但後來我給自己翻了案,在正方辯士提出一個親身經驗而得的觀點後。
那位辯士所提的支持論點是「分子錢」。
「分子錢」是中國用詞,相近我們的紅白包禮俗。凡遇上喬遷、成家、生子、病重、命終歸天,親友們送來的錢,稱為分子錢。這幾項人生大事都是需要花費金錢的關口,送錢為當事親友的手頭添寬裕,有個情意溫厚的動詞叫「隨分子」。
正方辯士在美國苦讀博士學位時,生活費經常吃緊,一次親戚遊美順道拜訪,臨別時給了些錢,為留學的她隨分子。那分子錢讓她好幾頓飯能稍隨心意選擇,能吃想吃的、能吃好吃的。對她來說,金錢可以是禮物,它雖不是精挑細選的獨特贈禮,卻讓受贈者荷包暫時豐厚,在短缺之處有了選擇的自由。
「送錢就是送自由」結語中,正方辯士將紅包直譯為錢,再讓市儈銅味的錢財與溫篤相挺的人情之間有了接駁。瞬間,我憶及許多。
結婚前後,收過父母親的大紅包,都是撐得緊緊實實的一袋子,沒法輕易抽出其中一張鈔票來。一次是婚宴前一晚。父母親北上入住飯店,好應付隔天繁複的婚事流程。晚餐後送父母回房,媽媽從包裡拿出一長方塊的錢塞我手心,紅紙包著,說是給隔天酒席備用。
舊時,我們南部人嫁娶,婚宴為男方主場,女方則歸寧日宴客。現下為簡化儀式,常見男女雙方合辦喜宴。但我方家族長輩與親友住南部多,我們照舊俗,婚宴與歸寧在南北兩地各自做主辦理。所以婚宴當日皆為夫家賓客,唯有幾個桌次是為我的北部同學、同事所設,父母親給我的那一袋錢,就是為這幾桌準備的。
婚宴設於五星飯店,兩老早早向我詢問一桌菜餚選何等價位,原來是擔心我收得的禮金不足打平酒席餐費。我刻意說笑,怎麼這樣看輕我朋友們的經濟能力,況且不足我也能打點。但推推托托後,那一長方塊錢還是落入我手。一輩子生活在鄉間、話語憨直、穿用簡樸、習於視己為無才之輩的父親母親,在某些關鍵時刻總有預先設想的周到,尤其用錢方面。
另一回,在我初為人母的坐月子期間。父母親殷殷切切北上,來看看我和孩子,返回台南前,一袋錢又遞了過來。一如往常,父親不作聲,他臉上的話通常藉母親的口來說:「沒能親自幫妳坐月子,給妳一個紅包,該買的、該吃的別省。」
當時我與先生工作穩定、經濟無虞,不過存款確實也無多,畢竟成家前剛買了房、婚後即有了孩子。過往掙錢只需計數自身花用,現在房貸與育兒費用成為固定支出,那是維護一個家庭醒目而有感的條件。那一袋錢等同我幾個月薪水,且是贈予、不必歸還,預算頓時鬆緩,心頭也是。
回頭思忖,我一直都是被富著養的女兒,非家境優渥之由,也不是父母親擁有「窮養兒,富養女」的概念,他們只是直觀的把自己曾經的貧匱寒傖,盡可能在孩子身上憨憨厚厚的全額補足,有時還補過了頭。
我與哥哥、妹妹,橫跨九年寒暑相繼出生。在我懂事有記憶時,家中經濟已有穩定基礎且略為寬綽。父母親在傳統市場外圍經營店鋪,販賣雞鴨肉,生熟皆有。
學校教了加減運算後,站櫃台收錢找錢成了我練習算數的測驗所,有時客人還給變化題型,他補差額、我找整數。我從小見慣了櫃台滿抽屜的千元、百元鈔,尤其逢年過節,當鈔票多到阻礙收找錢時,就抽一個兩斤紅白塑膠提袋,把錢大把抓起塞入,袋口束緊後往後方家裡擱,好像也無特別藏放,趕緊回頭應付生意,待有空再點數。
那抽屜的紙鈔與硬幣,在收錢與找錢之間,難免沾染雞鴨肉血水。拿來找錢給客人時,見過客人為難的眼神。曾有客人不接手,喚我更替一張乾淨的,也有客人神情糾結,以手指捏著快步離開,也許到下一攤商盡早花用。眼見這些臉色表情,我心裡同時冒發抱歉之感,以及一股赧於招認的沉沉慍火。
自小學起,每天上學前跟父母親喊聲「我拿錢哦!」便自己拖出抽屜領取餐費或零用錢,屆時我會在櫃台站一會兒時間,在鈔票與硬幣中翻找,挑選比較乾淨的放入我的錢包,有時候我會內心尷尬又衝突地想起客人無奈的面容。面對那抽屜裡養育我生長、包辦我們家庭開銷的現金,我一面挑揀提領、一面背離遠行。
「去公司上班」與「不是去公司上班」,年幼時這曾是我對世間所有工作的分類。父母是後者,我自許必定要成為前者。原因除了見證父母工作上的體力辛勞,與工作環境的不甚潔淨,也受電視劇洗腦,想像身著正裝,坐擁一處 partition小天地,憑藉腦力為生,著實體面得多。工作獲取的薪資會成為銀行戶頭裡的數字,不再沾抹絲絲血水,庶幾高尚優雅。成年之後立足回望,那是一個在市場邊長大的孩子,對現實多麼愚拙的認知和推敲。
大學畢業,如願任職於「公司」,兩年歷練後計劃赴英進修,母親支持,父親默默無語,他對小孩的安全總是過度擔憂,即使那時我已二十五、六。為留我在身邊,父親試圖將留學學費與生活費立刻計算為一筆整數存入我的帳戶,隨我自理運用,做為交換條件。金錢對他是保障,對於我要學歷不要現金,他視我不知世事崎嶇艱鉅,質問我回國後多久時間學費能回本?而對於父親想用金錢勸退我的學業,我視他不明知識是力量在這文明世界運作的成規。
然而說到底處,我倆都在自己的匱乏不安處,自我填補。
「到了我二十歲,我們家還是窮。」這是父親慣常談論自己的起手式,表達那個窮法不合理也不可思議。父親是長子,有五個妹妹、一個弟弟。父親說小學時候經常因為積欠學費遭師長罰站。唯有一年,遇上一位不催學費的老師,他才有機會坐在教室安心上課。那一年,成績非常好。然而家庭食指浩繁,父親小學畢業後沒能再上中學。和許多上一代人家中長子、長女的故事一樣,在還是孩子的年紀,就被催促著成為一個大人,擔起養家責任,也一路馱負著「欠栽培」的遺憾到年老。
有一個故事父親說過無數次。小學畢業後阿嬤給他找了一個工作,他得在夜裡獨留鴨寮看守鴨群。而鴨寮旁是亂葬崗,父親說有時白天看著送葬隊伍抬棺前來,棺柩暫放定位,覆蓋修飾的工事在傍晚即停,待隔日接續。當天晚上遠望那口墓地,他極其驚慌恐懼。有一回等不及天亮,年幼的父親裝病逃回家,遭來一頓責。
罵後,鴨寮還是得回。也許,維持家庭生計,向來都不是件可以選擇的事。而無論父親幾許年紀談起這分害怕,我都見著了那位惶恐無助的十三歲少年。
關於窮苦,纏繫於父親心上的,也許酸楚屈辱多於貧窮本身。父親服兵役時,每月薪資多數交由阿嬤作家用,有次請假回家參加好友婚宴,怎麼也料想不到,家裡湊合不出一個紅包的錢來,喜宴沒去成,好朋友也沒有了。我曾不解,缺席婚禮與失去摯友如何因果相連,隨年紀增長,捉摸了稍多人情世故與生之為難,大抵能明白,是父親甩手把友誼丟棄的。那是一種選擇,選擇不再面對自己的窮困被旁人瞧見,甚或體諒。尤其是體諒,那讓人尊嚴暗去。我認識父親是這樣性格的人。
多年之後,姑姑叔叔們離家自立,父親卸下長兄重責。與母親成家後,執拗而勤奮的為自己的家庭工作、賺錢、儲蓄。
七、八O年代,經濟起飛、百業興旺,傳統市場的生意是能養家活口且積存資產的行業。幾年下來,父母親先買了店面、再買了一處住家,存款也豐沛起來。
父親終究以其勤勉努力,積累了穩健積蓄,足以安心度日、攜扶年少時困窘垂首的自己,也從此信任金錢無比實用的價值。我則站在父母親建造的穩固根基,有恃無恐的一路前進,完成學業、升遷、進修,企盼翻過攤商為生的那一頁,抵達人生的亮面。
前些年,兩個孩子漸長,我與先生計劃換置空間更大的屋房,當時自備款尚有缺口,於是向父母親周轉。雖然很快的在資金調度後歸還,但在還款前,鮮少主動聯絡的父親撥來了電話,他要我從借款金額裡留下一百萬,不用還。
一百萬並不是一筆巨大的金額,比對當年在英國修習碩士學位的花費都不足夠,但我心裡有底,它如何拉寬了當下我們在經濟上的運籌,它給了我心理上的從容。
這突然降臨的寬闊餘裕很是熟悉,是喜宴前的那疊錢、也是坐月子期間的那袋錢。
它們來自同一個抽屜,那血水斑斑、受客人厭棄、而我也曾暗地裡睥睨相對的那個抽屜。
在後來的那些年,我不知道父親是否能認同,我當年執意出國進修的堅持。
而我雖不後悔,卻務實地體悟父親當年寧可把錢直接給我、也不樂見我前去英國就學的擔憂。實際上,我的確沒能把學費從工作的報酬中積存回來,我在孩子出生後便回歸家庭專職育兒,家庭開銷進入單薪支配後,始與金錢纏縛交手,知曉其中的現實與鋒利。尚且,直至今日,我仍從未有能力,以大筆金錢助益於誰,如同父母輕手輕腳即可用過去辛勞下的人生積累,贈予自由與選擇給早已成年的我。
父親從貧困到有餘,我從有餘出發,在二十九個年頭差距的生活條件下,金錢於我們倆的意義曾經各據一方。直到自己行至中年,蹚過款款艱澀起伏,回望父親對財錢的倚重,現下是明白了。那曾不入我心的金錢與數字,是我一雙憨厚父母對孩子適時的挺護,可以量化的叫作錢,無法量化的是愛、是尊嚴、是保障、是自由,是不讓你委屈的體面。實屬養育之責,也已然超越養育之責,父母給孩子隨了大半輩子的分子錢。
站著、看著,辯論比賽結束。
「紅包能不能代替禮物?」是我大意,淺看了這道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