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勿忽略台灣的「經濟安全」

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宣布參與國民黨內總統初選，據說他的決定獲得馬英九總統的支持，同時，因國民黨主席吳敦義的親頒榮譽狀，而使他的「黨權」問題得以解套。果真如此，那真是「薑是老的辣」。在馬吳的支持下，郭台銘的參選，至少具有下列三點意義。第一，使國民黨回到初選制度化的軌道，讓其他已宣布參選的朱立倫和王金平，有公平參與競爭的機會。第二，讓韓國瑜能繼續坐鎮南台灣，也因高雄的勝選得來不易，使國民黨能夠繼續保護這片重要的藍天。第三，郭的參選決定，將使民進黨內「挺賴」者振振有詞，要求以初選來跟現任蔡英文總統一較高下，這會帶給「挺蔡」者很大的困擾。

當然，這是兩黨的家務事。我們關心的是，郭台銘投入選舉戰局，是否把國人的注意力轉移到大選「拚經濟」的主軸。台灣幅員雖小，但也曾被《紐約時報》社論讚為「大到不容忽視」（too big to ignore），台灣能獲得如此成就，主要是因政治穩定所產生的和平紅利。時至今日，台灣在經濟上，已落至亞洲四小龍吊車尾的地步，這應歸咎於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擾。在李登輝執政時期，因受到1996年台海危機的影響，使李憤而提出「戒急用忍」的政策。李的目的是要防止企業在大陸過度擴張投資，避免升高兩岸經貿風險，這使台灣付出經濟成長放緩的代價。李同時也提出「南向政策」，希望轉移台灣的對外經貿市場，但卻未能產生替代作用。

陳水扁上台後，為了因應台灣即將加入WTO，不但調整過去的戒急用忍政策，並且在對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上，採「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辦法。但因受到2005年中共通過《反分裂國家法》的影響，阿扁在2006年元旦講話中，立刻把對陸經貿政策改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使得台灣的經濟環境每況愈下。我們不希望台灣執政當局再犯同樣的錯誤。

遺憾的是，蔡英文政府目前的大陸政策，重點還是「講政治」，而非「講經濟」。例如，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日前之所以再度受到立法院的擱置，主要因為民進黨把重點放在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以防範國民黨拋出的和平協議，以及反制對岸提出的兩治台灣方案主張。

美國在冷戰時期，對共黨國家採取「圍堵政策」（containment），但軍事手段並未達成目的，反而是運用經濟工具，採取所謂的「新圍堵政策」，收到極大的效果。例如，「馬歇爾計畫」不但使西歐國家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廢墟中重建，也對東歐國家產生了外溢效應，有助於爾後的東歐民主化運動。一般認為，蘇聯的解體是經濟因素而非軍事因素造成的。

時至今日，中美兩強力量對比已朝對中共有利的方向發展；對美國而言，其中最大的改變，就是雙方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美國前總統卡特聲稱，川普最近曾打電話給他，對「中共正在超越美國」深感憂慮。川普擔心的，應是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並已透過「一帶一路」的全球布局，對冷戰後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格局造成衝擊。

由於中共最近不斷以軍機飛越海峽中線及繞島巡航的舉動，來對台灣進行武嚇，蔡政府的因應之道，是強調軍事安全；但忽略了台灣面臨的最大安全威脅，不是中共的「武統論」，而是讓台灣能否持續獲得維持經濟成長的有力憑藉，這就涉及經濟安全的課題。

我們注意到，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紀念會的講話中，提到的「習五條」，條條都戴上了「和平統一」的帽子。中共未來的「促統」工作，將會透過兩岸的經貿互動及對台讓利來進行。

我們認為，韓國瑜在九合一選戰中的「拚經濟」訴求打動人心；郭台銘決定參與初選，也會凸出經濟在未來總統大選中扮演的角色。我們樂見台灣的選舉回到民生議題的基本面，也希望參選人就民生議題進行政策辯論。

記得在2000年陳水扁上台之前，時任民進黨主席的許信良，曾在1998年2月舉辦一場「中國政策大辯論」，民進黨內部一派主張「大膽西進」，另一派則喊出「強本漸進」，最後的折衷方案是「強本西進」。這項辯論的結果，對於後來扁政府採取諸如小三通、春節包機、媒體駐點等開放政策，具有前瞻性的影響。

回顧這段歷史經驗，個人認為朝野政黨目前應該針對「自由經濟示範區」的議題，來進行政策辯論。中共改革開放後，所實施的所謂「經濟特區」，就是仿效台灣的加工出口區，對於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造成了積極的影響。對外開放，台灣早於大陸，我們不能因為政治因素而自廢武功。其次，民進黨政府強調，台灣應是印太戰略的一環，今後如何深化台灣與印太國家的經濟合作，而不影響到兩岸的經貿關係，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日本外交家雜誌副主編Prashanth Parameswaran近日撰文指出，民進黨政府在台灣關係法40週年的此刻，採取了一些積極有益的行動，深化印太戰略，例如：台灣與美國積極於「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PIC）計畫項目合作，希望為東南亞國家提供基礎建設投資計畫。

另外一個值得辯論的問題是，台灣對於中共「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日本近期改善與中共的關係，就是著眼於經濟利益，其中特別是日本希望透過「一帶一路」與中共合作，開拓第三方市場。

我們認為，川普的「在商言商」，是有戰略考量的。反過來，台灣在擬定國家安全戰略時，也必須有「在商言商」的思維。

【作者 趙春山／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遠景基金會首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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