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藥讓女性在規劃未來有了更多的控制權

文 / 歐陽永叔
2023 年瑞典央行經濟科學獎（被譽為「經濟學諾貝爾獎」）被授予馬薩諸塞州劍橋市哈佛大學的經濟歷史學家克勞迪婭·高爾丁，以表彰其「增進了我們對女性勞動力市場結果的理解」。菲利普·鮑爾Philip Ball發表在最新一期《自然》(Nature)的<為什麼女性收入低於男性：探究薪資差距的經濟歷史學家獲得諾貝爾獎>( Why women earn less than men: Nobel for economic historian who probed pay gap)指出，克勞迪婭·高爾丁 (Claudia Goldin) 挖掘 200 年來的數據表明，經濟成長的加快並沒有帶來工資平等，也沒有帶來更多女性進入職場。(Claudia Goldin mined 200 years of data to show that greater economic growth did not lead to wage parity, nor to more women in the workplace.)
代表了經濟學家所說的市場低效率
高爾丁的研究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至少在過去兩個世紀中女性在勞動市場中的代表性不足，以及為什麼即使在今天她們的平均收入仍然低於男性（約 13%）。
儘管這種不平等得到了廣泛認可，但它們為經濟模型帶來了難題，因為它們不僅代表了潛在的不公正，而且代表了經濟學家所說的市場低效率。儘管高收入國家的女性現在通常比男性擁有更高的教育水平，但在勞動市場中，女性似乎沒有得到充分利用，也沒有得到充分的激勵。
(相關報導請看《銳傳媒》<高爾丁為性別薪資差距進行一世紀的鬥爭 >)
高爾丁透過對過去兩個世紀社會、政治和技術變革如何影響女性勞動參與率變化的嚴格法證分析，用歷史來回答這個問題。
新罕布夏州漢諾威達特茅斯學院的經濟學家克勞迪婭·奧利維蒂(Claudia Olivetti) 表示：「她的工作的優勢在於將細緻且創新的歷史數據與工資決定、就業、歧視和政治經濟學等經濟理論的見解相結合。」
「我很高興看到克勞迪婭的工作得到認可，」好利獲得說。「她為許多女性和年輕研究人員帶來了很大的啟發。她以熱情、好奇心和正直的態度領導著我們，教會我們勇敢地面對重大問題。」
避孕藥讓女性在規劃未來時擁有了更多的控制權
在高爾丁的研究之前，人們普遍認為二十世紀女性就業比例的增加是經濟成長的反映——更高的成長意味著更多的女性就業。但透過仔細回顧更早的歷史記錄，高爾丁表明，在 18 世紀末，當經濟成長率要低得多時，從事有酬工作（例如農業或紡織製造業）的已婚婦女比例至少同樣高。就像今天一樣。這個行業通常隱藏在不透明的人口普查「妻子」稱號背後。
高爾丁表明，工業化使女性更難在家工作，從而破壞了這種模式。她在 1990 年出版的《理解性別差距》一書中指出了 200 年來女性勞動參與率呈現 U 型曲線，推翻了與經濟成長簡化連結的觀念。高爾丁也表明，儘管二十世紀婦女的工作機會增加，特別是在兒童離開父母家庭的社會中，但她們並沒有受到應有的剝削。高爾丁解釋說，這一差距低於預期。受到父輩所見所聞的影響，年輕女性往往做出的教育選擇並不反映對未來職業前景的期望。直到 20 世紀 70 年代，女性才預期自己能夠工作多少，並相應地投入精力。正如高爾丁與經濟學家勞倫斯·卡茨(Lawrence Katz) 合作所表明的那樣，這種情況因20 世紀60 年代避孕藥的使用而加劇，這讓女性在規劃未來時擁有了更多的控制權。
為人父母在維持薪酬不平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高爾丁也表明，薪資中的性別不平等並不與經濟成長有簡單的關係。例如，在 1820-50 年工業革命期間，薪資差距較小，因為對文書服務的需求增加，但在 1930 年至 1980 年間變化不大，當時對不間斷職業的獎勵促進了事實上的工資歧視。高爾丁和卡茨與經濟學家瑪麗安·貝特朗(Marianne Bertrand) 在2010 年表明，為人父母在維持薪酬不平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這主要是因為女性為了撫養孩子而暫停或限制工作，從而導致收入損失。
高爾丁的研究推翻了關於勞動市場性別不平等如何變化以及這些變化的原因的簡單想法。儘管她傾向於不就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提出政策建議，但她從歷史的角度審視問題的嚴謹工作有助於表明哪些干預措施或多或少可能成功。
許多職業的工作組織方式對女性尤其不友好
英國牛津大學經濟學家芭芭拉·彼得隆戈洛 (Barbara Petrongolo) 表示：「高爾丁多年來一直在說，許多職業的工作組織方式對女性尤其不友好。」 Petrongolo 表示，公司現在開始改變做法，引入靈活、家庭友善的工作安排和提供現場托兒所。其中一些變化是政策幹預的結果，但有些變化是由看到吸引女性人才優勢的公司自下而上發生的。
然而，並非所有這些想法和解決方案都具有普遍適用性。例如，倫敦經濟學院研究國際發展中的性別議題的奈拉·卡比爾指出，女性勞動參與率的 U 形曲線尚未證明在全球範圍內都成立。
「這是基於這樣的想法，即發展中國家將經歷與先進工業化國家相同的過程，」她說，「並且沒有考慮到全球化將使各國以同樣快的速度從農業轉向女性密集型工業化進程。就像他們所做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