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看《悲情城市》令人咀嚼再三 林家三兄弟反映台灣人的悲情命運

當聾啞的林文清(右一)被迫說出「我是台灣人」時,他的心情應該是心痛多過譴責吧。(圖片來源/FB@牽猴子電影粉絲俱樂部)

多年前第一部討論二二八事件的電影《悲情城市》上映時,我曾滿懷期待地前往觀賞,但因當時並未具備足夠背景知識,看得懵懵懂懂,感到相當沉悶。

昨日重看此片,十分驚豔,深覺三十多年前的編導就能拍出這個成績,實在不簡單,片中諸多隱喻、留白,令人咀嚼再三。

編劇下足苦工鋪陳台灣戰後複雜情勢

影片以昭和天皇敗戰玉音放送、電燈來電、新生兒取名「林光明」開場,但隨即揭開片頭《悲情城市》,預告集體的命運,而這新生兒林光明的大部分鏡頭,都在大聲啼哭。

導演選擇基隆九份,而非二二八事件爆發的核心地區說故事,似乎暗示即使偏遠山城,都難逃戰後的混亂、腐敗、紛爭的席捲。

片中花了極大篇幅鋪陳戰後的複雜情勢:與台灣人有深厚友誼的日本人靜子被遣返;飽受戰爭摧殘的台籍日本兵林文良好不容易返台、卻精神失常,爭奪日人留下舊鈔的黑吃黑勾當;上海人到台灣淘金,走私米糖、私菸兩頭賺;知識份子咒罵陳儀像土匪、嘲諷外省人接收法院雞犬升天,甚至陳儀政府的台灣人奴化指控,以及漢奸大逮捕,顯見編劇下足了苦功。

隨著外省記者(張大春)「台灣隨時要出事」的預測,林老師(詹宏志)主張「台灣人要起來抵抗」,以及林文雄抱怨「台灣人最可憐,眾人吃、眾人騎、沒人疼」,種種不滿聚積堆疊,終於爆發二二八事件。

山城民眾追打外省人,後者滿身是血逃往醫院。

外省人觀點的二二八?

有人批評,全片只看到台灣人毆打外省人,但此時台灣人憤怒大迸發,追打外省人豈不是很合理的發展?憤怒爆發後的衝擊也令人心驚,當林文清(梁朝偉)向寬美(辛樹芬)述說他被迫說出「我是台灣人」時的心情,應該是心痛多過譴責吧?

有人說這是一部外省人觀點的二二八,但事實上片中外省人的形象相當負面,貪婪的上海佬、一手告密一手拿錢放人的阿山、動輒開槍殺人的惡行。

也有人認為影片處理失衡,迴避軍隊鎮壓過程,但從陳儀多次廣播、滿口謊言,對照文清陳述「台北死了好多人」,寬榮在軍隊鎮壓後受傷逃回家中,已經清楚呈現官方作為。

林家三兄弟的命運隱喻台人悲情

《悲情城市》中的台灣人不是流氓、就是暴民?我倒以為導演以三位主角隱喻了戰後台灣人的悲情。

文雄(陳松勇)暴躁無比、滿口粗話,是在暗示滿腹憤怒的台灣人只能透過幹譙發洩不滿?

殘疾無法言語的文清(梁朝偉),不正代表著面對惡劣、不文明政府而陷入失語處境的台灣人?

最令人感到印象深刻、餘韻不絕的是,影片最後鏡頭由遠而近停留聚焦在癡癡傻傻、只會滿足口慾的文良(高捷)臉上,這是在控訴,那樣的時代只有瘋癲癡傻的台灣人才能活下來?又或者是更驚悚的暗示,二二八之後台灣只剩下這樣的人?

過急推出對「紅色祖國」的嚮往

儘管是很棒的電影,還是有可堪質疑之處。例如一幕台灣知識份子一起在酒樓合唱〈流亡三部曲〉這麼高難度的抗戰歌曲,令人匪夷所思。

片中最主要的敗筆,應該是太過急躁推出對紅色祖國的嚮往。部分台灣人痛恨國民黨政府、開始憧憬紅色祖國,是二二八大屠殺的後果之一,中共地下黨因此迅速擴張,至1949年黨員到達千餘人。

如此看來,片中因二二八被槍決的知識份子卻遺言「魂歸祖國」,一時之間令人錯亂,究竟是要魂歸哪個祖國?是受挫後想要回歸日本?還是仍然愛著粗暴的中國?

同時,為了敘述左翼青年的抵抗後續,劇中將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混雜壓縮,讓鹿窟事件提早了三年發生(影片結束在1949年),並美化了地下黨人在鹿窟山上的活動。就不知編劇是有意,還是無心?

最後,片中的演員的台灣話實在太讚了,好久沒有聽到這麼道地的台灣話了。

本文授權轉載自陳翠蓮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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