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玉鳳:脫去一層一層的集體焦慮

攝影:王弼正  提供:國家兩廳院
攝影:王弼正 提供:國家兩廳院

Feature|感覺亞洲|路徑02:身體之間|人物特寫

鍾玉鳳,琵琶演奏家、作曲家,養成自傳統音樂,關注古典於當代流動的樣貌,創造力是她所在乎的事。

文字 盧宏文

談及亞洲,對提著琵琶,隨時準備近身肉搏不同音樂系統的音樂家鍾玉鳳而言,是個一時難以回應的命題。她說,「亞洲」有點大,有點空泛。在這個詞彙的交集裡,究竟我們談的是地理位置、亞洲經驗、亞洲文化,還是亞洲認同?

由形而上的概念切入,顯然並非實踐者習慣的思考路徑,但當這些疑問被暫且擱置,回到她與五湖四海不同音樂人對打的實踐經驗中打撈,卻有些共通的主題逐漸浮現,它們彷彿總指涉一種集體的風土喜好與命運牽連。

從經驗出發,她如果發現音樂家手裡沒有和弦,大概就能判斷這位樂人來自亞洲或非洲。她說:「和弦不是他音樂處理(的方式),或是說他的直覺。」只有在和歐洲或美國的音樂家合作時,對方才會問要彈什麼和弦。

而除了音樂風格的光譜遠近外,在過往的合作經驗中,她也發現「被殖民」是她與亞洲、非洲音樂人的共同主題,尤其如果和她一樣是被歸類在傳統音樂類的樂手,彼此總會討論到:「你們如何和西方音樂交手?」在許多國家或學院仍將西方古典音樂奉為主流的情況下,這些音樂人在自己的國家往往是寂寞的,且更弔詭的是,反而去到歐洲,他們才能獲得認可與關注。

在愛恨交織的處境裡,非主流音樂人不斷嘗試突圍,於外部現實環境與主流交鋒,內部同樣需極力爭取空間。她說,受西方(學院)作曲訓練的作曲家,在合法的路徑內作曲,「通常技術會寫得很難,因為他不了解樂器的性能,然後用西方的理解去寫,總之那些東西大部分都讓人手受傷。」

在和其他音樂人交流過程中,有時也會相互提到對此的憤怒。回到己身,她則一直強調對當代主流而言,自己走上這條作曲的路徑是「不合法」的。她很明白其他人會怎麼看,「以作曲的標準來看,我當然是不入流的,我光是一個指法跟一個聲音,就成立這件事情,就是不夠的。」但她仍然有個衝動,就像嘗試改編《百家春》一樣,因為這個音樂底蘊與她有關,她很清楚每個音代表什麼意思。

她說:「我只是想拿回我被剝奪的權力。」

於這些參差對照的亞洲經驗裡,可以感受到一種扭曲的狀態。音樂人既承繼傳統,但又需面對族群內部對音樂的無感與疲乏;向外拓展,雖能獲得目光與理解,但被殖民的生命經驗卻剪不斷理還亂。總是快人快語的她說:「雖然很扭曲,我們都要面對這個才能……就跟脫皮一樣,每個亞洲音樂人都要從這裡脫,脫一層很深的皮。」

另一個更大的陰影,她認為是我們集體焦慮於亞洲音樂、亞洲藝術如何被定位。對此,使用琵琶與音樂衝撞多年的她表示:「焦慮解決不了焦慮,如果回到音樂,我就會很自在,我知道該怎麼做,我知道在裡面該怎麼轉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