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長假．駐足．非旅人──高雄的今昔
⊙胡芷嫣
這個年節難得回高雄待了幾天。北漂工作以來，每回春節返鄉總是蜻蜓點水式快閃，今年罕見有機會待上一段時間，乃至於這次我才後知後覺地發現，這座城市和從前已經不一樣了。
回想起來，有關這座我在其中存在十餘年，伴著我成長成熟，理解收納我一切輕狂輕縱年少點滴的城市，腦海印象其實有點模糊。
可能青春大抵如此？明明身在其中時感覺如此漫長令人不耐，回頭看竟不過剎那蒼白。像紐約精神科醫師泰居柯爾（Teju Cole）在自傳小說《不設防的城市》（Open City）裡，一邊行走遊盪，一邊回憶起他的奈及利亞家鄉：
「過去，如果真的有這種東西的話，大多是空虛的空間，遼闊的虛無，重要的人物與事件漂浮其間。奈及利亞對我來說就是那樣：除了少數幾件記憶特別鮮明的事情以外，我幾乎已經完全遺忘了它。」
可能時間距離一旦拉遠拉長，記憶多少斑駁蒼茫。
但是，除此之外，我不得不懷疑另一個極大的可能性：我對這座伴我成長的城市，根本從頭到尾就不是很了解。
那些少數的南方港都記憶
在我腦海裡，有關高雄這座城市，泰居柯爾說的「那些少數記憶鮮明」的片段，是不分季節刺痛眼睛的陽光，規劃得寬闊的柏油路，還有熱得昏昏欲睡的午後。路上鮮少汽機車，遑論行人或單車騎士，除了像我一樣閒得發慌的屁孩。至於每個被迫在熱到冒煙（非誇飾）柏油路上穿梭的市民，都像旗津海岸的石頭一樣，在豔陽下被曬得周身滾燙。
還有愛河，高中我經常課後在河畔遊走，我記得暮色中水光粼粼。還有某年晚上高雄大漲潮，河水幾乎要灌上岸，我站在岸邊疑惑為何巨大威脅的波瀾，看來卻如此柔軟、溫柔。
愛河親水設施其實是我年紀稍長、即將離巢北上的事。童年時那裡很臭，而且經常有人尋死，記憶中媽媽有天回家不安地說她開車經過愛河，聞見一股不尋常惡臭，聽廣播才知道河裡正在打撈屍體。直到初中，河川整治開始見效，愛河臭味改善，不再是當地人避之惟恐不及的地帶。
漸漸地，河邊有了金亮照明，有了徒步木板棧道與沿岸座椅，有了超級時髦的河岸咖啡廳和酒吧。然後，河邊開始出現像我那樣的行人，三三兩兩散步或坐著聊天，還有了一間小巧晶瑩的「電影圖書館」，十七歲的我就在那看了當年很紅的導演安哲羅普洛斯的希臘三部曲。
高中畢業，我就離開家鄉北漂，在台北生活的時間長度轉眼超過在高雄的日子。今年回去，看見 2001 年的台灣燈會主燈，至今還佇立在愛河畔。我沿著河，往南走到高雄流行音樂中心所在的愛河灣，在輕軌月台刷卡十塊搭了一站，再從剛落成的大港橋，走到高雄港牌樓，發覺這座城市，真的已經和從前非常不一樣了。
例如以前，高雄港牌樓像是一個驚嘆號。騎腳踏車四處遊盪的小孩，只要越過了愛河對岸騎到七賢路底，就會發現四周越來越荒涼，街景愈來愈令人不安，以至於那座港邊牌樓的存在，宛如一份警告，或者一處結界：切莫再近。即使港邊後來有了漁人碼頭，引進餐廳餐飲希望活化港邊，但因為欠缺整體規劃，印象中也只短暫熱鬧一陣，然後便不了了之，牌樓後方港口那邊，仍然少有人煙。
而那天，我在看到牌樓的那一瞬間，才突然驚覺自己是在過去不敢踏入的「結界之外」，吹著晚風自在安心漫步。平常日的晚上，沿途有幾個小孩沿著河邊步道玩蛇板，一群少年在貨櫃裝置藝術下打光錄影，三兩情侶在亞洲最長跨港旋轉橋大港橋上自拍。牌樓從一個（在孩子眼中）嚇阻意味十足的驚嘆號，搖身一變成熱情的冒號：它像在對市民發出邀請，邀請來自各方的人群走進來，開啟一個新的篇章。
城市空間因「緩慢」成為生活地方
高雄和從前不一樣之處在於，以前，這座港口工業城市，是一個吸納眾多離鄉背井移民求生存的空間，如今，它正在成為一個新世代高雄人紮根要生活的地方。
我說的並不是城市多了一些硬體建設而已，也不是巨大小海豹讓遊客拍照上傳，或是如最近惹出爭議的承億青鳥之類的鉅資文化展演。我說的是，步道、公共空間、地面上慢速移動的輕軌，這些硬體城市規劃，在居民心中深處催生發酵的城市意識。
社會學家、城市研究者理查桑內特（Richard Sennett）在著作《棲居》中，以法語ville和cité解釋城市規劃（空間）和城市意識（地方）的差異：前者ville指整個城市，而後者cité在十六世紀時，曾指一個街坊鄰里的生活特色，人們對鄰居和外來客的感覺，還有人們對地方的眷戀之情。
城市意識（cité-consciousness）不只反應居民對於其他人、生活、自我的想像與認知，在公共層次上也反應居民希望如何集體生活，細究城市一詞（cité），其實與法語的公民身分（citoyenneté）發展密不可分。
而城市意識的培養，靠的其實就是「慢」。
空間抑或地方，兩者取決你在城市中的穿梭速度。桑內特指出，你的移動速度越快，就越無法了解周遭環境的特質與細節。當你腳踏油門，你就無法分心看四周環境。除了安全考量，人在高速前進時，兩邊風景在大腦中都扁平化，但走路就不是這樣了。走路的時候，大腦處理的周邊視覺資訊，是開車時的150%。
「當一個人迅速穿過某地時，地方失去了特色，行動速度消除了環境意識。」桑內特說。
我發現，童年中高雄城市，那些對我而言「少數記憶鮮明」的片段，都發生在我慢速移動或者停留的時候，當我透過雙腳雙眼，將這個客觀的物理空間，轉變成我生活場景的時候。
不管是騎著單車在昏昏欲睡的午後城市閒晃，或是傍晚走在木板棧道看著河水漲退。我只遺憾我在高雄成長的那些年，沒有足夠的建設，支持鼓勵像我那樣年紀的市民去探索她生活的空間，深化理解這個陪伴她長大的地方，發展她自我與城市的意識──或是淺白點，其實就是說出「我是高雄人」的那份底氣。
在慢速移動的過程中，人吸收更多感官細節，這些細節經過一遍一遍累積，一層一層堆疊，形塑了人對周遭環境的豐富經驗與感受。這些細節也會反過來影響我們對於生活的認知與想像，一種城市的意識便油然而生：我和這個地方的關係是什麼？我想要在這個地方怎麼生活？
當問題被觸發，一種地方動能就啟動了：這個城市開始和你有關，你是棲居的居民，不再是途經的過客。說起來，那比什麼文化煙火都才是真正的，根深柢固的，最珍貴的城市文化資產。
作者對於世界是如何長成今天的樣子，具有執迷不悟的好奇心；喜歡把事件放到脈絡中看，把人放進時代中看。確信這個世界有一百種可能，我們所知所生活的只是其一，而那些途經的或等待實現的，還藏在皺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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