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學時節／夏俊山

夏俊山

上世紀60年代，我讀的是南莫公社楊舍大隊的村小，校名楊舍小學。

楊舍小學沒有校門，沒有圍牆，沒有花圃，只有幾間簡陋的教師宿舍，兩排磚牆瓦頂的教室。再前推20年，鄉下住瓦房的基本上是地主或富農，屬於階級敵人。我上小學時，地主富農的瓦房已經分給了苦大仇深的貧農或雇農。此外，有部分學校也是瓦房。我家住的是草屋，能在瓦房裡學習，當時流行的說法叫做“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泡在蜜水裡”。

開學了，我們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扛凳子。學校只有桌子，缺少凳子。我們的課桌很多都是棺材板製作的。1966年，全國掀起了“破四舊立四新”的風潮。掘租墳挖棺材是“大破四舊”的重要舉措，楊舍大隊挖了不少墳墓，地主、富農的祖墳裡的棺材比較大，倒出屍骨，敲散棺材，獲得不少棺材板子，給學校打了課桌。這些課桌做工粗糙，有的桌面有大的縫隙，甚至可以插進鉛筆，考試的時候，可以從縫隙裡偷看桌面下的課本。當然囉，有兩年是沒有必要偷看，因為“政治是統帥，是靈魂”，過分重視文化考試很可能犯“智育第一”的錯誤，我們成績單不再採用5分制，已改成“優、良、中”三個等級（“中”很少，沒有“下”），抄襲不多，改變不了文化成績的等級，反而影響政治表現。不合算。學校沒有凳子，並不是所有同學家裡都有凳子帶。同學周玉明家裡窮，就沒有凳子可帶，幸虧高傳耀（如今在曲塘鎮任私企老總）同學找來一張長凳，史老師安排他跟高傳耀合坐，才解決了他上課沒有凳子坐的難題。

開學了，還有一件事是帶鐮刀割草。那時學校十分重視勞動教育，記得讀一年級時我就學會了一首歌：“我有一雙勤勞的手，勤勞的手。樣樣事情都會做，都會做。洗衣裳呀，洗手絹呀，補襪子呀，縫鈕扣呀，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做……”到了學校，我們不要動手洗衣裳、洗手絹、補襪子，但是要動手打掃衛生，楊舍小學從操場到教室地面全是土，沒有一塊磚，更不要說水泥地面了。經過一個假期（主要是暑假。夏忙假、秋忙假時間短。寒假天冷，草長得慢），除了教室內沒有長草。校園裡路道、操場全是雜草叢生，特別是小操場，草長得像莊稼一樣茂密。老師會把我們分成幾個小組，讓我們開展勞動競賽，一開始，我們還能耐著性子對付那些比膝蓋還高的雜草。時間一長，臉上汗爬水流，有的同學用髒兮兮的手一擦，於是變成了“三花臉”，愛整潔的同學衣兜裡揣著手帕，這時就發揮了作用。我呢，好奇心強，又比較頑皮，趁老師不注意，在草叢裡抓起了蚱蜢等蟲子玩。捏住蚱蜢的兩條後腿，蚱蜢的腿一蹬一蹬地，就像在磕頭。濃郁的草香，連同磕頭的蚱蜢，將我們體內的快樂全部激發了出來。

開學了，我還要帶新入學的同學去報名。那時，男女勞動力都要參加生產隊集體勞動，上工的哨子一樣，家家關門落鎖，人人下地幹活。到了入學年齡的孩子，常常讓我們這些高年級的孩子帶著去報名。報名填表，有個很重要的欄目是“家庭出身”，也就是家庭成份是地主、富農，還是貧農、下中農等。我們隊有個姓徐的女孩子，報名時不懂家庭成份含義，回答說：“我家是徐農！我爸和我都是徐農！只有媽是井農。她爸爸姓徐，媽媽姓景，糊裡糊塗把姓什麼當成家庭成份，把老師逗笑了，我在一旁也跟著笑。

開學了，老師會查看我們的暑假作業，其中有一項叫“勞動表現”。這一項由生產隊幹部填寫。暑假期間，常常連續高溫。烈日如火，酷熱難耐，身上汗水不斷，熱出一層層痱子，我們仍然要參加生產隊勞動。我經常幹的農活是割草、放渣（草泥混合漚制的肥料）、捉棉鈴蟲，給棉花整枝、打頂心、摘邊心……文化課，每年暑假都要完成一篇作文，題目變化不大，基本上是《暑假二三事》或《有意義的暑假》。變化較大的是課文，常根據政治形勢的變化而變化。報刊社論一強調階級鬥爭，我們就有了新課文《姓氏》：“趙李陳丁張，朱沈曹劉王。孫何韓田顧，郭董徐夏江……姓氏雖相同，階級不一樣。貧農下中農，團結有力量。跟著毛主席，翻身得解放！”

開學了，有些同學還會從家裡帶來草繩。不少課桌只有桌面，沒有堂板，書本只能放在書包裡或著墨上，而書包並不是每個家庭都捨得買的。我們班好像馮躍一個人的書包是買的，我的書包是媽媽用零碎布料自己縫的，少數同學連書包沒有，把書本夾在腋下或拿在手上，就來到了學校。從家裡帶來草繩，可以在課桌下方蜘蛛織網一般，織就一張繩網，平時，繩網上擺放書本，就可以省去書包，大家都把這樣的操作叫做“土法上馬”。用繩網代替書包，可以算是一種 “創新”，我們的教室卻因此很不雅觀，老師沒有辦法，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好在那時書本很少，沒有書包對我們的學習好像沒有什麼影響，那像現在的學校，書山題海，開學時，書本得用箱子裝。

如今，我的孫女在讀小學。開學時節，很多家長開車接送，學校教室有著現代化的設施，校園內沒有土路，土操場，誰還帶凳子、帶繩子，除非腦子出了問題。更不會有人關注學生的“勞動表現”，要說關注，開學時節，關注送紅包，送多少為好的人並不罕見——這變化是多麼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