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觀察室】阿富汗報案由「長老」裁定!當司法體系崩壞 律師成危難者

作者: 彭 光偉

彭光偉(右一)分享在阿富汗所見,當地的「司法調查」方式。(彭光偉提供)
彭光偉(右一)分享在阿富汗所見,當地的「司法調查」方式。(彭光偉提供)

「人權」本該是不可撼動的普世價值,但即便是現今,在政權不穩定的國家卻仍奢侈難求。而阿富汗在塔利班接手執政後,不只一般人成為難民,連律師也遭到迫害。無國界記者彭光偉分享,當司法體制崩壞,他在阿富汗目擊的情況,也挺身而出為危難律師的人權聲援。

2022年前往阿富汗採訪。飛往喀布爾的班機上,鄰座乘客聽到我要去阿富汗採訪,隨即說我可能會命喪坎達哈,因為當地是塔利班的天下,連阿富汗人都會怕。

我無意增加讀者對塔利班的負面印象,只盼透過報導,讓更多人對阿富汗有進一步的認識。(延伸閱讀:【地球觀察室】當他們都少了一顆腎!貧窮的日子翻轉了嗎?揭密阿富汗賣腎村)

塔利班政府的司法制度讓我印象深刻。我曾在坎達哈街頭,看到一群人在大馬路中間拿著大疊紙張「登記報案」。四周不少人圍繞著,我好奇地問當地嚮導,他說他們在「登記報案」,有人發生衝突,得先行登記,把事件和指控的人物寫下來,讓這些協助登記者送到警察局,再由警察「傳喚」各方當事人面對面對質。

警局中,有好幾件案件同時分由不同的「警官」聆聽陳述。(彭光偉提供)
警局中,有好幾件案件同時分由不同的「警官」聆聽陳述。(彭光偉提供)

那回我們的採訪行程之一,就是進到警局看當地的「司法調查」。我們被帶進一間昏暗空曠的房間,裡面的人群席地而坐,分成了三組。每一組人中間都有一位「警官」,聽著各方人馬的陳述。所有人都講完,再由警官做出最後裁定。

司法崩壞 制度重回部落文化

這好像回到了早期的部落文化,長老們是各項事務的決策者,也是衝突的解決者。他們的權力來自於傳承、祖先的智慧,以及族人默許的共識,因此鮮少有人反抗。而在阿富汗,這些地位崇高,能依據律法做出判決的人,被稱為「穆拉」。

塔利班重返執政之後,穆拉的制度取代了阿富汗歷經將近二十年建立的司法制度,律師、法官再也發揮不了作用,若過去經手過塔利班成員的案件,甚至可能成為威脅、報復的對象。

根據民間司改會和其他國際人權組織整理的資料,阿富汗獨立律師協會在2008年成立,他們負責監督律師執照的發放,推動阿富汗當地法律制度發展。

但是2021年8月塔利班奪回政權後,一夕丕變。將近20年的司法系統幾乎崩壞,回到了利用伊斯蘭律法判決的時代。許多律師和法官從正義秩序的維護者,淪為被迫逃亡海外的受害者,而協會中超過6,000名成員,女性大約有1,500人。

當類似部落長老的「穆拉」成為做出判決主導者,代表法官、律師皆失去其存在意義。(彭光偉提供)
當類似部落長老的「穆拉」成為做出判決主導者,代表法官、律師皆失去其存在意義。(彭光偉提供)

日前透過民間司改會的安排,有機會和一名阿富汗律師Rafi對話,他目前正在歐洲以難民身分接受庇護。

曾辦過塔利班的案 換你被辦

Rafi就是阿富汗獨立律師協會成員之一。在2014至2017年間,他參與了「北約與阿富汗大學生跨文化對話」計畫,長期協助阿富汗國內司法制度的建立。

不過就在塔利班統治阿富汗之後,他的人生徹底翻轉。當時有上萬人想要跟隨西方軍隊一起撤出阿富汗,其中不乏前朝官員、司法人員、各種從事與塔利班律法有衝突工作的人。不過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Rafi因為長期和北約往來,因此很幸運地被放進了撤離名單中。

Rafi帶著妻兒離開阿富汗,但他的母親和兄弟以及其他家族成員都留在當地。也因為這樣,Rafi無法安心度日。塔利班拿下喀布爾後,開始對律師協會進行搜索,處理過人權、女權等「敏感」案件的律師,都是塔利班的肅清對象。

留在阿富汗的律師,執照幾乎成了廢紙,「尤其是女性律師,不但失去了工作,更喪失了自己的人生。因為我的關係,我的家人也被迫不斷搬家,避免讓塔利班掌握行蹤。」Rafi告訴我,許多人為了躲避塔利班的威脅,居無定所。

這情景讓我想起在阿富汗採訪過的女權運動者。她曾經是電台記者,憧憬自由,因此幾次和朋友們走上街頭爭取婦女權益,但終究難抵塔利班的勢力。她的許多朋友都被逮捕拘禁,造成沉重的心理壓力。更別說得居無定所,使用通訊軟體必須開啟自動刪除對話的功能,想盡辦法不讓塔利班盯上她。

現今的阿富汗缺乏人權概念,律師媒體都是遭受迫害族群(彭光偉提供)
現今的阿富汗缺乏人權概念,律師媒體都是遭受迫害族群(彭光偉提供)

精神壓力的痛苦並不亞於肉體上的折磨。阿富汗律師就是面臨這樣的處境。根據統計,塔利班執政後已有7名律師遇害,將近150位律師遭到逮捕或是接受調查,但是這些律師卻求助無門。

尤其是烏俄戰爭之後,全球資源流進烏克蘭發生的排擠效應,許多同樣需要各項國際援助的國家幾乎遭到遺忘,再加上阿富汗因為塔利班被西方國家制裁,導致阿富汗的人權庇護和救援也遭到各國政府拒絕。

因此,很多正義的促成,只能仰賴民間機構力量,比利時律師Aurore Lebeau在2023年1月24號「國際危難律師日」,發起對阿富汗律師的聲援活動,也在受訪時表達對阿富汗律師同業的高度擔憂。

聲援活動在歐洲不同國家展開,包括荷蘭、法國、愛爾蘭、比利時等,台灣的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也加入連署,在國際人權行動中提供更多資源協助,讓阿富汗律師的處境被更多人看見,當官方管道窒礙難行之時,民間的作為就更加可貴。

而之所以會有「國際危難律師日」這個人權活動,也是為了紀念1977年1月24日在西班牙馬德里發生的阿托查屠殺事件中,遭到殺害的4名律師。

因為阿富汗的採訪經驗,讓我對於塔利班統治下阿富汗人民現況感受特別強烈。這是個被政治、經濟、宗教意識困住的國家,全國有逾八成人民生活在貧窮線下,但是塔利班政權和西方制裁這兩道枷鎖,壓得阿富汗人毫無翻身機會。

本以為阿富汗可能會在國際議題中被邊緣化,所幸國際危難律師聯盟看到了當地的危急狀況並採取行動,我也認為這項訴求需要被更多人看見。

而台灣近幾年來在國際援助議題上屢屢成為重要角色,或許是因為長期遭到國際打壓,對於需要協助者更能感同身受,因此,在阿富汗危難律師的人權聲援,台灣更不該缺席,因為在我們歷史中,不就是挺過了人權危機,才有現在的民主成果。

更多人物誌Persona報導

👉【創業的15道陰影】代理森下仁丹30年!盛德竹二代姐妹拚數位轉型、誠信堅守市場定位

👉【地球觀察室】白紙革命、江澤民逝世 習近平政權第10年的壓力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