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朝平》走進東方出版社那塊街廓的時光隧道裡

  【愛傳媒陳朝平專欄】報載，台北市衡陽路2號「公園號酸梅湯」今年3月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6月27日，鄰棟的衡陽路4號、懷寧街96號、98號審議通過，登錄為市定古蹟。

  看著這則新聞，我不知不覺地走入了公園號酸梅湯、東方出版社那塊街廓的時光隧道裡，勾起了我幼時、青少年和初入社會時的若干回憶。

  且從重慶南路、衡陽街口的東方出版社說起吧。

  小學一年下學期、學會了注音符號後不久，爸媽就開始帶著我和弟妹們閱讀有注音符號的書籍，培養我們閱讀的興趣，除了訂閱有注音符號的國語日報外，也常帶我們到東方出版社逛書店、看書、買書。說起來，東方出版社應該算是我窺探中西文學世界的啟蒙之地。

  那時，東方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附有注音符號、用白話文改寫的《世界偉人傳記》、《世界少年文學選集》、《中國少年通俗小說》。

  爸媽和我約法三章，「看完一本、買一本」鼓勵鞭策，不多時，家中的書架上，東方出版社的系列書籍，悉數到位。林肯傳、愛迪生傳、孔子傳，很早就成為我案牘的良伴；三國演義、東周列國誌、封神榜、西遊記，基督山恩仇記、王子復仇記、乞丐王子，這些中外名著，也常伴著我進入夢鄉。

  些許是這些改寫的世界名著、通俗小說，喚起了我閱讀原著的興趣。小學四年級時，我便開始閱讀翻譯的全本世界名著和「大字足本」的中國章回小說。前者如《戰爭與和平》、後者如《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岳傳》等。不過，爸爸不讓我看《紅樓夢》和《金瓶梅》。爸爸說，紅樓夢頹廢、金瓶梅淫穢，都不適合小孩閱讀。

  民國54年秋天，父親生意遭挫，舉家搬遷到通化街，我轉學到東門國小，加入升學競爭的行列，和東方出版社的緣分，暫告中輟。初中三年，除了課後還會翻閱幼時看過的東方出版社的書籍外，假日忙著學打籃球，寫日記周記、練毛筆字，再加上住家離重慶南路甚遠，逛書店的機會越發少了，更別說去探望東方出版社這位老朋友了！

  高中聯考，我僥倖考上建中，媽媽的高中同學汪麗娟阿姨以獎勵為名，聘我當家教。汪阿姨住在今天的建國花市旁，每逢家教的日子，建中課後，我就從南海路步行到重慶南路衡陽路口、東方出版社旁邊那兒，搭乘20路公車去汪阿姨家當家教。就這樣，我和東方出版社，得以再續前緣。

  家教的時間是傍晚6點半，建中4點多下課，漫步到東方出版社，距離家教時間還有好長一段時間，我多半駐足東方出版社翻閱書籍，那時段，剛好也是北一女放學的時刻，綠衣黑裙的北一女生，鶯鶯燕燕，嘰嘰喳喳，當然也會吸引我眼角的餘光，青春正好，自我陶醉，姑且當作「書中自有顏如玉」的新解吧！

  不知是「人生何處不相逢」，還是「相逢自是有緣人」？上大學後，在政大的校園裡，遇見也認識了許多似曾相識的女生，搜尋記憶庫，忽然想起，咦？她、她、她，不就是當年在東方出版社眼光邂逅、未曾留下姓名的顏如玉嗎？

  上了大學後，假日依然保持逛書店的習慣。只不過，逛書店的目標已從出版注音符號書籍為主的東方出版社，轉到了出版大學用書的三民書局、中正書局、商務印書館了。只有在打道回府、等候20路公車，途經東方出版社時，才會對書店裡的擺設和人物，匆匆投下一瞥。

  青少年時期，家境清寒，假日逛書店只為補充精神糧食，衡陽路、重慶南路巷弄裡的美食，皆與我無緣。

  讀高中時，懷寧街口遠近馳名的公園號冰鎮酸梅湯，淺嚐一次，便覺冰凍衝腦，且價格昂貴，不若台大師大籃球場邊的紅茶，俗又大碗，從此，再無興趣光顧公園號。

  1978年，我服完預官役，返回母校就讀政治研究所。12月，中美斷交的消息傳出。不知怎地，救國團旗下的幼獅月刊邀我們一幫研究所同學去擔任編輯委員，協助幼獅月刊改版為政論雜誌。

  月刊的編委，每隔一周就得參加編輯會議。記得那時，編輯會議不是在萬國戲院對面的幼獅藝文中心，便是在衡陽路公園號和東方出版社中間的幼獅書店樓上舉行。

  編輯會結束後，月刊總編輯、也是政大研究所的葉蔭學長不時地簡單「賜宴」，給我們這幫窮研究生打打牙祭。西門町的金園排骨飯是首選，再來，便是衡陽路、懷寧街之間的三六九麵點了。

  那時，以粵菜和早茶聞名的大三元已經進駐衡陽路上好一段時日了，只不過，研究生阮囊羞澀，沒敢光顧。幼獅書店和公園號之間，還有一家販售蔥花餅、綠豆沙餅和豆漿的老店，這家小吃店至今還屹立不搖，與公園號相互輝映。

  奇怪的是，高中時嚐過一次公園號的桂花酸梅湯後，再也不敢嘗試他家那冰凍穿腦的滋味，連帶地，一旁的豆漿和紅豆綠豆沙餅，迄今都沒嚐過。不久，東方出版社巴洛克式的紅磚建築，圍上了圍籬和帆布，改建去也！

  衡陽路上幼獅書店的舊址，後來，彷彿開過複合式的書店和咖啡廳。如今，書香難尋，已成一家行銷公司的大本營，只剩下進門口上方二樓突出的弧形造型設計，依舊不變。

  1979年中美斷交後，我除了受邀擔任幼獅月刊的編委外，不久，又因外交系導師李偉成的引薦，到新創刊的《巨橋雜誌》打工，生活重心因而移到雜誌社所在的台北東區。1980年暑假，緣於台大政治系教授胡佛老師、心理系教授楊國樞老師的引薦，轉任聯合報旗下的《中國論壇》半月刊擔任編輯。

  轉進中國論壇工作，開啟了我的媒體生涯。混跡媒體十餘年，我做的最久、也是較為擅長的工作便是採訪專家學者，藉著他們的專業知識和前瞻眼光，針貶執政當局，提供政經社會發展的前進建議。在言論自由受限、黨禁報禁猶存的時代，那樣的採訪工作，多少有著走鋼索、打擦邊球的味道，很有挑戰性外，還帶些刺激的風險。

  彼時的學者專家，多有知識分子的骨氣和勇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也明瞭言論報國的風險，採訪完畢後，常會授權我修飾文字，避免言論賈禍。不料，民主轉型後，言論自由無限上綱，許多所謂的學者專家，媚骨纏身，風骨盡失，甘為權力的鷹犬，根本無視於國家興亡、社稷安危。

  學者專家一詞，一如資深媒體人一詞，已成譏諷汙衊他人的代名詞。每思於此，都讓我悔不當初，藉著媒體的力量，捧紅了不少無恥之尤！

這是後話，暫且不表。

  從中國論壇到中國時報，我最常採訪專家學者的場所，除了台大、政大、中研院的研究室，就是寶慶路上的「經建會」和衡陽路上的《亞洲與世界社》了。

  經建會和東方出版社，同屬一個街廓，經建會的全名是經濟建設委員會，也是今天國家發展委員會、簡稱國發會的前身。

  國發會占用了當年經建會的辦公場所，然而，今天的國發會和當年的經建會，完全不在同一個等級上。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經建會是台灣經濟發展、甚至是國家經濟戰略藍圖的制定者，濟濟多士，也多諤諤之士。每回到經建會採訪，都讓我不期然地想起劉禹錫《陋室銘》裡的那句話：「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當然，以當時經建會腳色之吃重，經建會同仁的「案牘勞形」，可想而知！

  我在中國論壇擔任編輯時，外出採訪取稿，都是騎著一輛50 c.c.的機器腳踏車（按，那是一種無須駕照、附帶有腳踏板的輕型機車，平時使用汽油，萬一油箱沒油或是遇有上坡路段時，可以像騎腳踏車一般踩踏板前進，現已絕跡）來回奔波。

  80年代，騎摩托車無須戴安全帽，50C.C.的機器腳踏車更沒人戴安全帽，騎著小寶馬穿梭在台北街頭，固然瀟灑，一段路騎下來，保證怒髮衝冠。每回到經建會，我都是隨手將我的小寶馬停在騎樓底下，大搖大擺地從寶慶路的邊門進去，門口的警衛工友和我混熟了，看到我來，都會提醒我先到洗手間，整理儀容。他們說，來會裡面採訪，好歹把頭髮梳整齊吧！

  1983年，我用歷年積蓄買了一輛三陽喜美小轎車，再不久，被挖角到中國時報專欄組，到經建會拿稿、採訪，不再騎著我的小毛驢，改開小喜美前往。

  那時，經建會邊門前、總統府右方正門前的停車場，庶民百姓亦可停車。我經常大搖大擺地將車停在停車場裡，一旁往往就是軍綠色的大巴，那可都是總統府和國防部的交通車呢！

  83年，還是戒嚴時期，總統前廣場停車場沒那麼多規矩，奇怪的是，民主轉型、政黨輪替後，特別是蔡英文進駐介壽館後，總統府前，三步一哨，五步一崗，處處可見穿戴整齊的警察同志和身著便衣的特勤人員，府前的停車場自然也成了軍警官員的「禁臠」，尋常百姓再也無「緣」駛進了！

  蔣經國暮年，黨禁、報禁陸續開放，88年，我轉任聯合晚報，台灣的通信也進入B.B.Call和傳真機時代全盛時代，專欄組向學者專家邀稿，或請他們發表評論，既不需要「程門立雪」，也不需面交文稿了，電話邀稿，接下來的工作，全由傳真機代勞，也因此我到經建會的機會和頻率也就越來越少了。

  三年後，我告別媒體，轉戰商場，等到郝柏村推動六年國建時，我動心起念，在高資敏醫生的穿梭鼓舞下，邀集林青霞、鳳飛飛擔綱演出，「擬議」為經建會拍攝一支MTV，才再度踏入經建會。彼時的經建會主委是郭婉容，經建會也已搬遷到南京東路、一江街口的合作金庫大樓了!我和寶慶路經建會那棟大樓的緣分，正式畫下句點。

  約莫是2010到2015年左右吧？媽媽經人推薦轉到中山堂前的遠東聯合診所看診。那時節，媽媽視力尚可，腳力還健，只要是好天氣，媽媽都堅持搭乘公車往返看診。經常，我陪著媽媽走到通化街口，搭乘20 路公車到衡陽路下車，再走到遠東診所候診。

  醫院候診是天底下最折騰人的事兒。

  那時，也沒有甚麼候診的App，預約看診的日子到了，就得乖乖地到候診大廳候診，眼巴巴地看著診間門口的燈號，要不，也得凝神聽著跟診護士（現在都叫護理師了！）走出門口叫號。媽媽性子急，候診時，老覺得前面的病患看診時間特別久，不時地問我:前面這人怎麼進去那久？等媽媽看診好了，走出診間，媽媽往往又會抱怨：怎麼這麼快就看好了？

  帶媽媽去遠東診所看診，是我們母子倆另類的約會時光。走在衡陽路上，我們會懷念起小時候到東方出版社、大陸書局買書籍、買樂譜的點點滴滴。候診時，為了讓媽媽安心，我常會藉著詢問媽媽年輕時的往事，轉移她的注意力。

  看診結束，領完藥，往往接近中午時分了，我們母子倆會到中山堂前、隆記菜飯巷口那兒的一間老咖啡廳用簡餐，也會到寶慶路遠東百貨地下樓進餐，或是選擇在衡陽路博愛路口的梅村日本料理享用定食。

  有時，媽媽掛念一人在家的爸爸，堅持不在外用餐，但也不忘在博愛路沅陵街口的世運食品，買盒爸爸愛吃的泡芙或蛋撻，母子倆再走到東方出版社旁的公車站，搭乘20 路回家。

  2019年1月10日，爸爸過世半年後，媽媽北一女的老同學，平均年齡88歲的阿姨們，排除萬難，辦了一次聚餐。那次的同學會，也是媽媽生前最後一次的同學會。

  那天，幾十年不見汪阿姨也出席了同學會，餐後，我駕車順道送汪阿姨回家，阿姨還住在老家附近的公寓大廈裡，小車行經街道巷弄，想起汪阿姨假借獎勵我考上第一志願的名義聘我當家教、接濟老同學的往事，心中充滿了感激，也格外懷念起那純真美好的時代。

  今年農曆正月初二，媽媽溘然長逝，再也沒有機會帶媽媽到遠東診所看診了！前幾天，到城中市場附近辦事，將車停在中山堂地下停車場，走出停場，遠東診所一旁的小街廓已經被機具夷成了平地，圍起的都更改建的圍籬。診所斜對面，開了好大一家咖啡廳，窗明几淨，疫情當下，還有不少男女，靜坐其間，啜著咖啡。

  再往前行，衡陽路上的大三元，大門口還貼著告示，不知是不是和疫情有關？東方出版社的大樓，一樓日藥本舖紅豔豔的招牌，再過去點的極品軒看板，映入眼裡；孰悉了一甲子的東方出版社五個大字，卻已失去了顏色，高掛在大樓的玻璃帷幕上，靜靜地注視著路上的人車。

  這街廓的記憶，彷彿孰悉，彷彿陌生，陽光燦爛，我的記憶卻逐漸褪色了！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照片來源：作者提供。

●更多文章見作者臉書，經授權刊載。

●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