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權困境的戰略思維：季辛吉vs.蘇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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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葉家興 / 香港中文大學金融系副教授

1923年在德國出生的季辛吉，不久前剛度過百歲生日。他在1970年代任職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時，主導了美蘇冷戰時期的安全戰略，由圍堵翻轉為「聯中制蘇」。這個戰略翻轉，結束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最終美國不但在政治避免了硝煙而贏得冷戰，並且在經濟上走出停滯性通貨膨脹的經濟危機。

1970年代末，美國轉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冷戰威脅尚未結束，而美國備受停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所困擾。至於中國大陸剛走出文革陰霾，正要開始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開放。雙方走到一起可說是一拍即合。

一方面，中國大陸為美國消費者提供低廉產品，讓他們在通膨持續飆高、薪資水平停滯時，實質購買力仍能提升。其次，美國大企業在國內發展已遇瓶頸，中國大陸正好形成一個發展最迅速的出口市場。此外，中國大陸也出現對美元金融資產的需求，在美國儲蓄短缺，急需外資來解決財政赤字時，中國大陸的儲蓄盈餘就是一股助力。

而另一方面，美國之於中國大陸也是救星，挽救文革後搖搖欲墜的中國大陸經濟。正因美國對中國大陸產品有大量需求，中國大陸才能順利落實出口為主導的發展策略。改革開放實現了經濟迅速起飛，增長率連續三十年高達史無前例的一成以上。中國大陸出口商品的生產需要大量投資，以興建工廠、經銷中心和基礎設施，這一切也構成其經濟成長的龐大動力。

「聯中制蘇」在政治上幫美國削減了共產國際的集團力量，從而打贏冷戰；在經濟上創造了金髮姑娘(Goldilocks) 般的長期黃金增長，締造美股數十年繁榮的多頭牛市。可以說當年季辛吉的戰略轉向，確實維繫了美國長期政治經濟的領導地位。

時間往前快轉近半個世紀，如今美國的戰略對手卻變成中國大陸。然而美國沒有像當年利用中蘇分歧一樣，拉攏一方讓自己在冷戰佔上風。相反，一系列操作包括對俄制裁與對中貿易及科技戰，將中俄綑綁在一起，形成棘手的戰略處境。

這時主導國家戰略的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最近在布魯金斯學會發表的「振興美國經濟領導地位」(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演講，闡述美國要如何力挽狂瀾，重下這盤戰略大棋。他對美國霸權式微的診斷基本不差。他談到美國經濟基礎已經出現裂縫，包括「工業基礎被掏空」、「地緣政治和安全競爭新環境」、「氣候危機加速需要能源轉型」、「貧富懸殊造成對民主的挑戰」等。

蘇利文認為，在自由化的市場效率名義下，戰略物資的整個供應鏈（包括產業和就業機會）都轉移到了海外。金融業獲利，但工業和持續創新能力受到打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2020年新冠疫情，都暴露出「市場萬能論」的缺失。而幾十年全球化過程中建立起來的經濟依賴，讓歐美正在受制於人。美國不僅失去了製造業，還侵蝕了領導未來關鍵技術方面的競爭力。更糟的是，貿易的收益成果未能惠及一般人民。美國中產階級失去了陣地，而富者愈富，破壞了民主所依賴的社會經濟基礎。

跟季辛吉一樣，作為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的思維、行動，都是在維護美國利益。然而蘇利文欠缺季辛吉歐洲背景的國際視野，以及學院派戰略訓練的深度。因此他的處方「新華盛頓共識」就顯得不切實際。

例如，他提到以工業戰略在國內打下新的基礎。其實包括《晶片和科學法案》、《降低通貨膨脹法案》就像是補貼特定產業政策，效果能否普惠大眾令人存疑。至於所謂「與我們的夥伴合作」卻不是以降低關稅，開放市場，促進貿易往來為主，反而是要求盟友的企業犧牲自身利益，配合美國的戰略目標。並且，他呼籲以「小院高牆」來保護美國基礎技術。對出口中國大陸的最先進半導體技術實施限制，並要求盟國和夥伴效仿，目的是為了去風險化。

強而有力的國際戰略一定是互惠互利的，就像二戰後的馬歇爾計畫以及季辛吉主導的「聯中制蘇」一樣，美國及盟國都能受益，戰略就會自己長翅膀，愈行愈遠。然而美國現今所謂的經濟戰略，卻獨厚本國高科技企業。沒有果實分享的國際戰略，能走多遠不禁令人質疑。

耶魯大學教授羅奇(Stephen Roach)在新書《意外衝突：美中虛假論述碰撞》(Accidental Conflict: America, China, and the Clash of False Narratives)申明，美國對106個國家出現多邊商品貿易逆差，政客卻以虛假論述將責任推給中國大陸，企圖以額外關稅縮減逆差。果不其然，關稅戰三年，對中國大陸逆差微降，但對他國的逆差卻激增。顯然，美中雙邊貿易談判，並未解決美國存在多邊貿易逆差的結構性問題：過度消費，儲蓄不足。

在全球生產高度分工，形成緊密全球價值鏈的今日，羅奇指出咎責中國大陸意義不大。他舉蘋果手機為例。蘋果手機是各國貿易統計與全球價值鏈脫節的經典例子。大多數手機都在中國大陸河南鄭州裝配，再從上海運往美國，出廠成本為每台240美元。蘋果手機每年在美國本地銷售量約六千萬台。美國的貿易統計用每台240美元的成本，來計算從中國大陸進口的那「部分」蘋果手機。這樣一算，美國就有近170億的貿易逆差。但事實上，真正在中國大陸生產過程所產生的價值其實只有8.46美元，占一台手機平均成本約3.5％。從重至輕來排列，一台蘋果手機的附加價值依次來自日本、台灣和南韓的零部件生產，三者大約合占出廠成本的55％。換言之，僅以蘋果手機產品來說，正確的貿易統計對中國大陸逆差就要減少164億美元，而對日、台、韓的逆差要增加93億美元！

除了貿易不平衡，美國也以智慧財產權、網路安全、人權等虛假論述為由，施加各種制裁手段打壓中國大陸。中美局勢緊張對季辛吉這個老牌戰略家而言也感不解。他近日接受《經濟學人》、《華爾街日報》訪問，重申外交政策應與國家利益契合，也就是採取現實主義的務實策略。然而，近年美國忽略中美合作利大於弊的事實，堅持以意識形態劃分敵我，反而將國際社會拖回50年前的冷戰格局。

如果美中真的進入冷戰2.0，羅奇在《意外衝突》書中提到，美國打贏對蘇冷戰的經驗無法複製。因為美國製造業實力不如當年，而中國大陸卻遠勝當年的蘇聯。「新華盛頓共識」如果只是民主黨版本的「讓美國再次偉大」，那兩者殊途同歸的結局大概不出所料。

在2013年出版的《論中國大陸》書中，季辛吉借下棋闡述中美兩國戰略思維的差異。西洋棋開局時，棋盤上有所有棋子。但最終，只有一個「王」能睥睨棋盤。而中國大陸的圍棋是關於力量平衡的遊戲。他說：「如果西洋棋事關一場決定性戰役，那麼圍棋就是一場持久戰。西洋棋棋手的目標是全面勝利，而圍棋棋手的目標是相對優勢。」

半世紀前美國對中戰略轉向，最終贏得了對蘇冷戰的勝利。此刻，美國的戰略失誤，卻讓中蘇兩個對手走到一起。在領導霸權面臨困境的時刻，省思季辛吉當年的戰略選擇，今日美國是否提出了正確的診斷和有效處方，從而能夠持續保持領導地位不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