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李克強的幾次重大抉擇，已註定他往後飛蛾撲火且如履薄冰的人生宿命

文：雷樂天

1974年，19歲的李克強從合肥八中畢業之際，下鄉知青中的不少幹部子弟正忙著拉關係、走後門，想方設法回城、參軍、上大學——這其中就包括一位清華化工系工農兵學員。背景不夠紅的李克強，在安徽省鳳陽縣大廟公社蟄伏了四年，直到1977年恢復高考才時來運轉，一舉考上北大法律系。

他在《我和北大的故事》中回憶：「當時的我多數時間是和鄉親們一起為生存而忙碌，幾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慾和求知欲的交織驅動下，我還是在第一志願欄裡填下了本省一所師範學院的名字——據說在師範院校讀書是不必付飯錢的。」

這與三個志願都填清華、不讓上就拉倒的另一類人形成了鮮明對比——在共和國的小主人眼裡，紅色江山都是由他們來繼承，區區「梁效」（兩校），何足掛齒。

所幸北大慧眼識珠，錄取了將之填作第二志願的李克強，不僅圓了一位家世普通的年輕人鼓起莫大勇氣才敢做的北大夢，而且在北大校史上銘刻下一個永垂不朽、流芳百世的名字。這不是一個位高權重、君臨天下的名字，而是一個「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實踐者的名字，一個「愛國、進步、民主、科學」偉大五四精神產兒的名字。

他入學北大不久，曾經插隊的安徽鳳陽，就出現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雛形。對李克強們來說，改革開放不僅是文革的終結，更是創造一個機會平等的新社會的契機。

而對另一類人來說，改革開放更像是一場紅色基因代代傳的血統論復闢。這兩股勢力之間的鬥爭已經走過四十多年的歷程，而且注定將繼續下去，直到這條漫長隧道的盡頭。

李克強發自內心地渴求知識、尊重知識分子。本科期間，他就在其導師、民國老教授龔祥瑞（巴黎大學博士、倫敦政經學院碩士）指導下合譯了英國法學家丹寧勳爵（Tom Denning）的著作《法律的正當程序》（法律出版社，1999年）。

在龔祥瑞引導下，他開始對西方憲政產生興趣。大四那年，《國外法學》（今《中外法學》）刊發了他的譯作〈南斯拉夫的合資經營企業——外國投資法1971年修正案〉。隔年，龔祥瑞與他合撰的《法律工作的電腦化》刊發於《法學雜誌》。

後來，他又陸續翻譯過一些法學文獻，包括西德憲法法院院長厄恩斯特・本達（Ernst Benda）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憲法法院裁決權》（《國外法學》，1983年第4期）。同時，他對經濟法的關注，為他後來轉向經濟學埋下了伏筆。

1988年開始在北大經濟學院在職讀研後，他的研究成果刊發於《讀書》、《社會科學家》、《管理世界》、《中國社會科學》等一流學術期刊，包括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論文〈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中國社會科學》，1991年第3期）。

在職讀研到底水不水，取決於讀研者的資質，而非讀研的學制。李克強的進修經歷，對比那種不通任何外語、漫談「為官之道」（按照馬克思的設想，社會主義社會何來「官」民之分？）、文章大多刊發於工作地方黨校學報一類地方刊物的官員，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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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GettyImages

在北大經濟學院，李克強受惠於自由派經濟學家厲以寧，同門師兄包括李源潮、陸昊等團派幹將。厲以寧關於明晰產權、發展民營經濟的主張，不時見於李克強總理任內優化營商環境、國企「瘦身健體」的政策。

2015年，李克強邀請吳敬璉在中南海參加《政府工作報告》座談會，尊稱之為「吳敬璉先生」。這當然引發了既得利益集團的不滿。像烏有之鄉這類權貴打手，對於溫家寶、李克強等中共改革派政治家，畢竟還要忌憚三分，而對於厲以寧、吳敬璉等手無縛雞之力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攻擊起來則惡毒到了毫無底線的瘋狂地步。

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在北大，在心潮澎湃的八十年代，青年李克強擁抱普世價值的自由主義世界觀逐漸形成。他感慨：「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曾告訴人們這樣一個並非是自然界獨有的道理，海之所以為百川王者，因其善下之。以虛懷若谷的氣度去對待人類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善待他人所具有的即使是些微的聰明才智，能不創造出輝煌嗎？」（《我和北大的故事》）

他特別指出，這並非「自然界獨有的道理」，政治含義不言而喻。結合其法學和經濟學背景，青年李克強或許已經下定決心，要奉獻自己畢生的學識和才幹，在他那古老而又常青的祖國960萬平方公里的熱土上，建立通往14億人自由與繁榮的法治社會與市場經濟。

正因如此，畢業時被評為北大優秀畢業生的他，決定放棄哈佛大學錄取（另說考得托福630分左右，足以申請任何美國高校），留在校團委工作。 77級赴美留學者，學術建樹有目共睹。如果當時他選擇赴美深造，無論畢業後返華或留美，人生軌跡都會截然不同。

李克強在校團委任職前，就是北大學生中的活躍分子，被選為有「學生人大」之譽的北大學生會常務代表會議主任。

1980年選舉海淀區人大代表時，北大學生被劃為單獨選區，他參與聯署，推薦了一位候選人。這次選舉中當選區人大代表的大學生，包括後來中國民主運動中一些響噹噹的人物——陳子明、王軍濤、胡平等。三人憶及對青年李克強的印象，不約而同地提到他的自由派思想。

在北大學生會，他思維活躍、言辭犀利，與後來出任總理時謹小慎微、斟字酌句的狀態大相逕庭。八九民運中，李克強已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全國青聯副主席，他懇請同學們回到北大校園的努力，與趙紫陽、閻明復等改革派官員一樣以失敗告終。

六四事件斷絕了以學潮促改革的希望，力主武力鎮壓的保守派趁機反撲，一時頗為得勢。然而中國政壇風雲變幻，鄧小平南巡不僅為以胡耀邦為代表的第一代團派恢復了名譽，也為以胡錦濤為代表的第二代團派鋪平了道路。1992年鄧小平隔代指定胡錦濤，更間接為八十年代與胡錦濤在團中央共事的李克強日後平步青雲奠定了基礎。所謂世事難料，恐怕莫過於此。

2013年，賀衛方在德國綠黨H.伯爾基金會的一場研討會上說，中國可能出現戈巴契夫式的領導人，追求民族的整體利益，遵從內心的美好價值，不為外界所知，在體制中出頭之日，就是瓜熟蒂落之時。

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就讀莫斯科大學法學院期間，正值後史達林時代的解凍；李克強就讀北大法律系期間，正值後毛澤東時代的解凍。戈巴契夫們被稱為蘇聯的「六十年代人」（шестидесятник），李克強們又何嘗不是中國的「八十年代人」？

然而鄧小平隔代指定胡錦濤掣肘江澤民的用意，又使得2007年中共十七大上勢必產生江、胡兩派妥協的接班人，而非胡錦濤單獨中意的李克強。冥冥之中這一切，皆非李克強所能決定。即便他問鼎大位，痛惜「竟無一人是男兒」者大有人在，這條路注定腥風血雨、兇多吉少。

後來的故事已為人們所熟知。有人要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紅色黨產時，他強調要遵循市場規律；風靡一時的「李克強經濟學」，隨著國務院權力整體式微銷聲匿跡。有人為「閉關鎖國」翻案時，他在深圳向鄧小平像敬獻花籃，誓言「長江、黃河不會倒流」……中共二十大上，他和汪洋、胡春華提前出局，更發生駭人聽聞、舉世震驚的胡錦濤離場事件。

直到一年之後，猝然長逝。

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無論務農或回城，李克強大概還在安徽老家從事基層行政工作。如果沒有留校任職團委，而是赴美深造，他可能已經成為著名法學家或經濟學家，執教美國或北大。如果沒有六四後團派精心栽培，他不會擢升國務院總理，更不會在生命的最後十年中，顧全大局、忍辱負重。

青年李克強在改革年代的幾次重大抉擇，已經註定了他飛蛾撲火而如履薄冰的人生宿命。或許沉默的他無怨無悔，像螢火蟲一般死而無憾。蓋因這位真正的愛國者深知：他所為之獻身的是其祖國和人民，而不是誰的江山社稷。

斯人已逝，風範永存，聊賦陋作，遙寄哀思。

《臨江仙・悼李克強總理》

淮水巢湖生息始，

燕園十載春秋。

律令食貨西學門。

為天地立心，

經世繼太平。

簡政放權大道至，

自由須臾難離。

民心所望改革向。

萬古終破曉，

江河不回頭。

——癸卯兔年於日內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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