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我族類其心必異？「230萬日裔台灣人」謠言劇本背後的種族仇恨心態

文/ 亞洲事實查核實驗室主任 李志德

中國「全球化智庫」副主任高志凱8月初在半島電視台的新聞訪談節目中聲稱：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許多日本人留在台灣沒有回國，如今台灣10％的人口都是這些日本人的後裔。

我們身邊有那麼多日本人後代？高志凱這段話聽起來和台灣人的直觀感受似乎有很大的差異，因此亞洲事實查核實驗室(Asia Fact Check Lab)和台灣事實查核中心都做了查核，結論幾乎相同：高志凱這一段話「缺乏證據」，或者就直接認定為「錯誤」。

一位中國官方背景學者的一句話，觸動兩個機構發起查核，之後也有傳播觀察專文。這說明了「10%日裔台灣人」這樣的表述，不只是「人口學」，更是「政治學」；不只是「血緣」或「國籍」的描述，更是一種「敵我之辨」。

圖1：中國智庫主管高志凱參加半島電視台節目擷圖

但首先，它當然是一個人口學問題。1945年日本戰敗前後，有多少日本人在台灣？這是可以透過戶籍調查、人口統計等歷史資料得到的。至於日後遣送回多少日本人？也有權威的政府檔案可查。兩個事實查核機構的結果相同，戰後還留在台灣的日本人，約在1000人上下。再根據台灣過去70年的生育率，這1000多人幾無可能撫育出10%的台灣人口，也就是230萬。

依靠政府檔案，歷史證據和簡單的數學推算，就可以順利查核這個題議。

但大部分的謠言，都不是為了謠言本身而存在。意思是，當高志凱對外宣稱「10%的台灣人是日裔」時，他不是只單純地描述一項(他認為的)事實，而是想說更多其它的。

分析高志凱談話的脈絡，他強調「那些死硬的台獨分子，包括許多的日裔台灣人」。而這些人目前有多少呢？他認為多達10%的台灣人口，也就是230萬。

換句話說，高志凱把「死硬台獨分子」和「日裔台灣人」幾乎畫了等號，更建立了某種因果關係。「日裔台灣人」不只指涉帶著日本基因的台灣人，而是支持台灣叛離中國，尋求獨立的一群政治倡議者。到這裡，原本是血緣和族裔的議題，搖身變為政治，而且是當今衝突最激烈的政治議題。

說一個人是「中國人」或者「日本人」，它的含義原本很中立，可以不涉及任何價值判斷。但台灣人更熟悉的是，有些政治團體或政治人物問道：「你是不是中國人？」「你想不想做中國人？」的時候，他們其實是要求表態你的政治忠誠對象，而不是單純詢問對方的族裔、血緣或者國籍。

「日本人」這個稱呼也相同，在八年中日戰爭的背景下，高志凱和與他相同背景的評論人，在政治論述裡提出某些人是「日本人」時，他真正的、最內核的意思是：你和當年發動或者參加侵略中國戰爭的日本人，是同一種人，也就是中國的敵人。

回顧歷史，高志凱這樣的思考模式並不罕見。其中為禍最烈，讓世人餘悸猶存的毫無疑問是納粹德國，在1941到45年間，納粹德國依照所謂「最終解決方案」屠殺了600萬猶太人，同時遭迫害的還有斯拉夫人、波蘭人和吉卜賽人等。以色列學者Bauer, Yehuda總結納粹德國迫害猶太人，來自於一種幻想：猶太人想控制世界、猶太人反對雅利安人的興起.....等。

圖2：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薩茨的德裔民眾對開入城區的德軍行納粹禮／ German Federal Archive

假定某一種血緣，或者某種生理特徵的人，一定有某種共同意志，因此一概劃入敵對陣營。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西方，這樣的論述說它是紅線、禁區都不為過。讓人費解的是，高志凱不管是早年為鄧小平做翻譯，或者現在身為智庫學者，長年和西方世界打交道，竟然無此修養和警覺，也難怪隨著訪問推進，英國籍記者哈桑的措辭愈來愈嚴厲。

但這一整套說法並不是高志凱原創，在他之前已經流傳多年。流傳的過程，兩份查核報告各自都有爬梳，不用重覆再談。

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在爬梳過程中所發現的：即使是基本立場傾向大中國、兩岸統一的評論者和媒體機構，也並不贊同，甚至很強烈地反對高志凱所引述的這一套論述。作家鄭鴻生在《兩岸犇報》的一篇評論中，這樣批評「10%日裔台灣人」的說法：

「以訛傳訛，積非成是。影響所及，不但近年來大陸網路鄉民充滿殺伐之氣，…影響惡劣，對兩岸人民間的『心靈契合』起很大的破壞作用。…更令人憂心的是，謠傳背後隱藏著『種族清洗』的危險情緒。」

把政治認同、選擇和人的血緣、出身分開看待，就是尊重人的自由意志，承認人有能力聆聽不同的意見，自主判斷選擇。區分政治論述品質的標準，應該是文明與否，而不是種族、血緣或國籍，任何可能導出「種族清洗」的言論，應該是人類共同的紅線。

最後多說兩句「事實查核」在這個案例中的角色。

在作者工作機構的社媒網路上，有讀者分享或留言時提問，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去查核一則一看就覺得荒唐、很可能就是別有用心的講法？

作者的想法是，高志凱引用的這一套說法，是為了他(們)所倡議的政治議題和行動建立正當性，而誤讀、錯解乃至虛構歷史，就是這一套論述的基礎。讀者當然可以選擇就直接不接受他們的結論，但這仍然是意識型態的對抗。

身為新聞工作者，而且是事實查核工作者，我們依賴的不是意識型態對抗意識型態，而希望回到更根本的，禁徥起嚴格檢查的知識方法論，自下而上，一層一層拆解這一套反文明的政治論述。也就是說，要破解政治宣傳，最終還是要回到人口學、統計學和史實查核。作者相信，這才是事實查核之於今時今日台灣社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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