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面對被粉飾太平的種族歧視，我們能從「佛洛伊德之死」學到什麼？
文：楊鈞傑（Yang, Jyun-Jie）
星期六下午的悠閒時分，在紐約的華盛頓廣場公園上，許多人躺在草皮上曬著日光浴，吹著風，聊著天，聽著街頭藝人餘音繞樑的薩克斯風樂聲，享受家人朋友在疫情近三個月的全境封鎖下，難得的夏日歡聚時光。
陽光照亮了赤裸的白皮膚、黃皮膚、黑皮膚，在公園仿似另一幅繁花盛開的美景，卻在下午五點左右，被魚貫的示威隊伍給硬聲劃破，群眾高喊著「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黑人的命很重要）、「No Justice No Peace」（沒有正義，沒有和平）、「I Can’t Breath」（我不能呼吸）來回應前幾天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在明尼蘇達州受到白人警員活活用膝蓋壓制近九分鐘窒息而死的事件。這樁事件不僅戳破了美國種族歧視式微的假象，更血淋淋地指認出白人與黑人生命的價值，是奠基於美國歷史、社會制度對於種族的不平等；「平等」（equality）在口號上成為有勢階級最好的政治修辭，但根本上犧牲的依舊是黑人與其他有色人種的性命與權益。
「佛洛伊德之死」早已不是單一個案
早在二月底，一名黑人男子，艾莫德・阿伯里（Ahmaud Arbery）一如往常在家鄉的南喬治亞州慢跑，卻無故被兩名白人男子基於「自衛」的理由而遭槍殺。然而這件槍殺案直到五月中才逐漸被媒體揭露，兩名嫌犯更是整整隔了一個多月才落入法網，讓人不禁懷疑其中的權力運作關係。也因此，阿伯里的死亡逐漸點燃了民眾的怒火，並在推特、臉書、IG等社群媒體齊聲發聲譴責與哀悼，「#BlackLivesMatter」再次成為網路串連的社會運動。
阿伯里的死亡並未是種族歧視的休止符。在三月中，肯塔基州的警方在追查毒販之際，懷疑布倫娜・泰勒（Breonna Taylor）的公寓是毒販收發包裹的地址，以「無需敲門的授權」（no-knock warrant）要求進入泰勒的家並進行搜查。然而，泰勒的男朋友事後聲稱，警方當時根本沒有說明身分並試圖強行進入，他基於保衛而開槍，隨後卻引發警方接連無情的子彈。槍林彈雨的煙硝散盡下，布倫娜・泰勒倒在血泊中，身中八槍，不治死亡。
兩樁黑人遭白人射殺案件，不僅挑動了美國種族歧視的神經，更催化了五月底的示威運動。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在五月二十五日的晚間，被控訴「用假鈔」，而遭警方強制上銬，無憑據地試圖將他帶上警車，佛洛伊德不從，而被重重拖出而摔到地上，遭白人警方以膝蓋壓制其脖子長達八分四十六秒，直到斷氣。
此舉引爆了全美民眾的不滿，譴責警方的作為不僅是執法過當，而近乎是謀殺的舉動，佛洛依德的死亡更是點燃了黑人社群的怒火，成為數個月以來白人種族歧視案件的導火線，「#BlackLivesMatter」從線上串連到線下運動，從明尼亞波利斯、聖保羅、芝加哥、西雅圖、洛杉磯、鹽湖城、丹佛、紐約、波士頓，從西到東，共至少有140座城市發起示威運動。
誰是暴民？誰的暴力？
示威運動的持續延燒，不僅引起全美各地的響應，更蔓延到加拿大、英國、德國等，排山倒海地抗議這起「種族謀殺」案件，也紛紛支援「#BlackLivesMatter」的運動。筆者沿著曼哈頓的示威遊行路線，從華盛頓公園出發，一路走到下東城區。一路上群眾高呼「No Justice No Peace」，更呼喊著「NYPD suck my dick」（紐約警察吃我的屌吧）來抗議警察的暴力執法，更是有人朝向警察丟擲小甩炮以製造騷動，此舉更讓紐約警方迅速部署，直到群眾轉進主要幹道企圖阻斷交通時，隊伍後方的數十輛警車也已響起警笛在後方待命，一個個荷槍實彈的警察，配著警棍與戴著面罩，逐漸朝著隊伍走去。
焦點轉向當時「佛洛伊德事件」發生的明尼亞波利斯，抗議民眾燒毀警車、砸毀商店、搶劫、施放鞭炮與煙火，種種「失序」行為被有些人認為這是不必要的暴力行為，更是被川普（Donald Trump）聲稱為「極左翼的恐怖行為」，甚至開始動用國民兵進駐，為的就是維持「和平」。
然而，誰先破壞了這個「和平」，而這個「和平」是「真和平」又或者是「粉飾太平」？當一個個黑人被無辜射殺的時候，這個「和平」在哪裡？當佛洛伊德被壓在地上活活致死時，這個「和平」又是什麼？佛洛依德的案件並非只是一個警察執法過當的案例，它是一種暴力，一種白人對黑人長期以來的種族歧視暴力，一個荷槍實彈的權力者對於手無寸鐵的人民的暴力。在美國惡名昭彰的蓄奴歷史上，白人對於黑人的鄙視與歧視，更是加諸在社會制度上，白人建立了國家、訂立了法律、部署了軍隊與警察，但從來為的不是黑人與其他有色人種，它保護的是白人，鞏固的是白人至上的特權，蹂躪的是黑人的身體與生命。
在法農（Frantz Fanon）著名的書籍《大地上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中提及，作為「他者」的被殖民者，必須動用武裝革命來反擊殖民者顢頇無道的殖民政權。他精闢分析了殖民地上飽受精神失序所苦的被殖民者，往往都是受殖民者的結構性暴力組成，從語言到制度，從心靈到結構，從微觀到鉅觀，黑人的精神性被鑲嵌在一個良莠不齊地白人至上的意識型態裡，黑人的「原始、生命力」被作為白人的精神食糧，黑人的「野蠻、不文明」卻也成為白人壓迫的修辭。
白人的暴力不只是物理的，更是制度層面的。除了軍隊與警察部署外，白人透過奴隸制度「合法地」交易、使用、剝削與蹂躪黑人的身體。制度性的壓迫下，白人透過法律上的正當性來合理化黑人身體上的一條條鞭笞印記，而這個印記縱使在廢除黑奴制的百餘年後，在2020的現代社會裡，卻成了一顆顆彈孔。黑人對於警察的形象是矛盾的，他看似化身保衛「國民」的象徵，卻同時是殖民者規訓被殖民者的角色，是奴隸制度的遺緒，執法者可以隨意奪走有色人種的權益，只要他們表現地不像一個「正常人」該有的作為。
因此，當我們在譴責抗議者「暴力」與「非理性」的抗爭手段同時，我們必須清算白人是如何在歷史上暴力地對待每一個有色人種的肉體與靈魂，他們是如何指著槍械對準有色人種的命脈，殘忍地要他們跪下求饒。如果我們只看到抗爭者的「暴力」行為而不細數壓迫者的血腥歷史，那我們最終會落得壓迫者的修辭陷阱。武裝革命固然有其限制與後遺症，但非暴力是一種「選擇」，而不是對殖民者的「義務」；同時，當我們看到暴力時，我們也必須公允地看到許多非暴力的和平抗爭正在美國各城遍地開花。
我們都在種族歧視的「地震帶」上
伴隨COVID-19在西方國家延燒，各地皆傳出排華與歧視亞洲人的災情。在紐約，亞裔被辱罵與吐口水的案例屢傳，在倫敦甚至有亞洲人被拳腳相向，只因為他是黃皮膚。西方社會的排外主義興起，甚囂塵上的仇恨犯罪彷彿戳破了疫情前「種族和諧」的假象，種族主義者可以大聲疾呼：「滾回你的國家」，執政者更可以重新定義「公民權」（citizenship）來作為仇外的籌碼。
而自三月以來，川普透過媒體聲稱COVID-19是一種「中國病毒」（Chinese Virus），立刻挑起新一波對於亞裔的種族歧視問題。筆者認為，「中國病毒」的修辭雖然在台灣的脈絡下，可以成為一個有效的方式，來凸顯「台灣模式」的重要性以及台灣如何在國際社會中生存。但是這套措辭依舊必須放回國際「新冷戰」的架構下，由一個白人總統說出的話語，是對社會的亞裔美國人有何等影響力，縱使我們不是中國人，但是所有的亞裔臉孔，舉凡台、日、韓、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等，都會被陪葬在這套修辭裡，因為身為一個殖民「他者」，所有的黃皮膚與東方臉孔在白人眼裡，都是單一扁平的想像。更何況這句話不但撼動中國的霸權有限，反倒加深了白人對於黃種人的偏見與歧視；既無法制衡中共的蠻橫政權，卻將亞裔的真實生活暴露於恐懼與危險之中。兩強競逐之下，陪葬的只是人民，而非政府。（關於疾病的命名與汙名，詳見：劉紹華，〈肺炎疫情下談疾病的命名與汙名〉，獨立評論在天下；關於「中國病毒」的討論，可見：陳婉容，〈周日話題：Chinese Virus 有無錯？亞裔的「正面種族定型」〉，明報）
黑人與黃種人同處種族歧視的「地震帶」上，在粉飾太平之際皆相安無事，而當重大事件爆發時，有色人種皆位於危險震央；白人可以輕易取走「施捨」給有色人種的安全地基，以在危機之際保全自身；他們可以肯認我們的「精神性」（作為一個「原始有活力」的黑人及「資質聰穎」的亞洲人），卻也可以在危急存亡之秋將我們推入火坑作為祭品；我們是「有條件地」、「有代價地」存活著，而並非真正存在著。
我們可以從「佛洛伊德之死」中學到什麼？
佛洛依德的案件實為一個優勢族群對手無寸鐵的民族逕行的謀殺案件，同樣地，焦點轉到香港，更是一個國族對另一個民族的大規模鎮壓與濫殺。如果我們肯認港警對於港人的血腥鎮壓是如何建立在國族與特權階級之上，那我們也必須關心警察如何以系統性的種族歧視（systematic racism）對黑人濫權執法；如果我們關照香港人如何用僅限的武器去摧毀暴政，那我們也應該同理黑人社群如何反抗社會的不公不義。
當殖民者的槍械抵在我們的動脈上，我們又要怎麼「和平地」請他放下武器，並乖乖求饒？當我看到另一則推特上，一名黑人男子跪在草地上面對數把上膛的槍枝哭天搶地的求饒：「Officer! I don’t have arms. Please put down the gun! Please!」我想像的是1947的那一年，國民政府是如何高舉著文明與解放的旗幟，將槍枝對準著台人的後腦勺，聽聞著「大人啊！」的求饒聲，絕響在板機扣下後的煙硝中。
美國的種族歧視未消，猶如香港的血腥鎮壓未解、台灣的內部殖民猶在，「佛洛伊德之死」不僅是控訴公權力的濫用，而是提醒我們歷史是如何透過政權部署法律、軍警等制度，服膺於特權階級，來壓迫「大地上的受苦者」。於是，我們應該如何支撐與串聯被壓迫者的一方，建立連帶感（solidarity），是未來值得關注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