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條揭密》戈巴契夫：特別想到深圳看看中國改革開放為何成功

前蘇共總書記、前蘇聯唯一的總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戈巴契夫8月30日以91高齡去世，他在擔任蘇聯領導人期間的作為影響全世界，直到卸下職務後仍持續發生極重要作用。他對中國影響也特別巨大，在推動中蘇關係正常化後，讓中國得以大幅裁軍，將國家資源用於推進改革開放事業。戈巴契夫的「新思維」觀念也影響中國期待對外開放的一代人，他可能感到遺憾的是，終其一生只看見改革開放在中國的收穫，卻未能看到「新思維」在俄羅斯開花結果。

戈巴契夫在1980年代與美國總統雷根達成裁減核武協議，美俄結束冷戰的事蹟讓他與美國前雷根總統成為全球政治明星。在一股結束對立、推動和解的風潮下，聲望如日中天的戈巴契夫在1989年5月訪問中國，會見了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等領導人。這是蘇聯首次有領導人訪問北京，也是自中蘇交惡30年來兩國領導人首次正式會談，此次訪問也標誌著中蘇關係正常化。

中蘇關係正常化在當時最大的影響是降低兩國的敵對關係，將中國歷史上最強大的敵人化敵為友，因此得以逐步進行裁軍，將大部份的資源用於推動改革開放政策。在戈巴契夫訪中之前的1987年，因為戈巴契夫的和平姿態，處於推動改革開放初期階段的中國已議論裁軍多年，當時大約有323萬解放軍，中蘇關係正常化之後，戰爭的風險大幅降低，裁軍則加速推進，一直到蘇聯解體4年後的1995年，解放軍裁減到200萬左右，裁減部隊人員超過1/3。此外大量原屬於國防軍事部門的軍工企業亦轉入開發民間業務，大幅減輕財政負擔，對於中共將政策重心全數轉移到經濟建設有極大的助力。

但是蘇聯解體之後，戈巴契夫被不少大陸的學者或政治人物視為共產主義的叛徒，加上他在訪中期間與北京天安門學運的關係，他的言論與著作一直是大陸政治上的禁忌。曾有媒體指出，戈巴契夫1990年曾在土耳其的美國大學表演講時說：「我搞垮了蘇聯，我還要搞垮中國，這是我人生的兩大理想。」北京光華管理學院一位國際關係教授曾與戈巴契夫見過數次，他向戈巴契夫求證這段演講內容，戈巴契夫答道，他從未說過這些話，而且那一年也沒有去土耳其訪問。事後這位學者仔細查了一下，戈巴契夫確實未在1990年訪問土耳其，而且土耳其也不存在一所謂「美國大學」。

這名學者還說，戈巴契夫本來是個很有趣的人，曾對他表示特別想到深圳看看，尤其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之後，因為他也想搞中國式的改革，但沒有成功，而中國卻成功了。他在蘇聯解體後曾多次想用訪問中國，但北京一直未同意，幾經周折，最終還是沒有成功。

戈巴契夫除了中蘇關係正常化促成解放軍大規模裁軍之外，他後來造成蘇聯解體讓蘇聯的軍事工業技術與人才外流，中國也在這段時期獲得大量的技術與較新的裝備，大幅推進了中共軍事工業的發展。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就是著名的瓦良格號航空母艦，從一艘已報廢的未完成艦體，從脫離蘇聯的烏克蘭手中購得後，最後改造成為中共首艘航空母艦，推動了中共航母建造的快速發展。許多大陸分析人士認為，中共在近30年來軍事技術快速成長，蘇聯解體後的那波紅利可說功不可沒。

雖然未能再訪問中國，但2006年戈巴契夫曾接受陸媒的採訪，他談及當年在前蘇聯快速推動民主化「是一場慘痛的失誤」，陸媒引述他的話說，「千萬不要讓局勢混亂，穩定是第一位的」，蘇共垮台的經驗讓他「深深體會到在改革時期要加強黨對國家和改革進程的領導，這是所有問題的重中之重。」陸媒刊出這段訪談很明顯有為北京宣傳的用意，戈巴契夫是否真的這麼說，目前無法透過其他的管道證實。

至今戈巴契夫在俄羅斯與中國的民間評價都有趨向兩極化的爭議，他在中國的爭議延續了數十年，其聲譽也隨著大陸輿論界的政治氣氛而載浮載沉。在俄羅斯，數次調查結果都有大部份人傾向認為戈巴契夫是國家罪人，現任領導人普丁雖然認為蘇聯解體是地緣政治災難，戈巴契夫難辭其咎，卻也稱讚他是具有非凡人格的當代傑出政治家。2012年普丁的傀儡、時任俄羅斯總統的梅德韋傑夫還將代表俄羅斯最高榮譽的聖安德烈勳章授予戈巴契夫。

爭議雖多，30年來戈巴契夫透過辦基金會、出席國際活動、出版自傳與書籍、演講，名聲不降反增，獲得的榮譽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德國統一獎、美國自由勳章、俄羅斯聖安德烈勳章，應該也是歷史上唯一獲得美俄兩大陣營都頒予最高獎項的人物。此外，他為籌集經費，拍電影、接廣告，在輿論界不斷創造話題來推動理念。因此，雖被一些大陸的評論人士貶抑為「亡國之君」，但他仍成功地傳播了個人的理念，成就了歷史功績，並奠定了影響深遠的傑出世界性政治人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