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評:兩岸奧會不是情報戰場,陸委會不必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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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奧會與中國奧會(兩岸奧會)今年例行性工作會談,只是一小時的視訊會議,突然獲得各界高度重視,因為新疆棉花的爭議風波延燒到2022年2月舉行的北京冬奧會,國際上傳出抵制北京冬奧聲浪後,讓這場兩岸會議格外敏感,陸委會要求旁聽「被拒」,體育署幫忙中華奧會「澄清」,這場視訊工作會議演變成了蔡政府內的茶壺風暴,更差點變成諜對諜的國安情報戰場。

兩岸奧會自1997年起常態性對話,已行之有年,2019年因賽事多而延後,2020年因疫情再延後,今年改為視訊會議,聚焦在例行的事務交流,中華奧會也在會後對外說明會談內容。中華奧會有體育署官員參與在內,體育署副署長林哲宏兼任執行委員,體育署國際及兩岸運動組長許秀玲兼任委員,會後也會把書面報告呈給陸委會,那麼為何陸委會還不信任體育署,非得要派人旁聽不可?難道把自家人當成了協助外敵的內賊?

陸委會負責兩岸事務的決策部門,確實有必要參與瞭解,但不必凡事親力親為。美中阿拉斯加高層會談不歡而散後,引爆新疆人權議題(新疆棉花)爭議,美國一群國會議員要求總統拜登(Joe Biden)不派選手、抵制2022年北京冬奧,但白宮目前尚未表態,仍在觀察中美關係與國際情勢變化。陸委會憂心這場兩岸奧會變調,怕被解讀成台灣同意參加北京冬奧,造成台灣與美國「脫鉤」,那也可以事先跟中華奧會與體育署沙盤推演,千叮嚀萬囑咐之下,相信大家的胳臂不會往外彎。

陸委會要求派員旁聽中華奧會,當然無可厚非,但在程序上,似也應該尊重兩岸奧會之間的溝通與協商,以及國際奧會的對等原則。如果中華奧會同意陸委會官員旁聽,那麼中國奧會是否也可要求比照讓國台辦官員也來旁聽,兩岸奧會能否做足會前的溝通準備工作?另外,根據與會人士透露,想要參加兩岸奧會這場視訊會議的,不只是陸委會,連台灣的國安局也要求派人旁聽,如此一來,中國國安部是否也可以比照辦理?一場跨越海峽的兩岸奧會視訊會議,搞成了兩岸國安情蒐大會——用膝蓋想也知道,那種場合豈能拿到有價值的情報?

民進黨眼見新疆棉花爭議,就做出膝反射式的舉動,抵制北京冬奧的姿態蠢蠢欲動。陸委會主委邱太三的位子都還沒坐熱,都還沒等到「春暖花開」,同志們就又急忙想對北京出招,行政院長蘇貞昌說,「台灣對於國際上的做法都會參考,也會有因應」;立法院長游錫堃在臉書上提出,「我們該進一步建議考慮移地舉辦」,但後來修正為「難怪有人建議應該要考慮移地舉辦」,凸顯出蔡政府對中政策的步調紊亂不堪。

至於台灣抵制北京冬奧,最終傷害到誰呢?首先,當然是損及台灣的國際信譽。因為中華奧會身為國際奧會成員,參與賽事既是權利也是義務,倘若抵制北京冬奧,便違反台灣加入國際奧會的承諾,也損害台灣的國際形象。

其次,衝擊最大的是台灣運動員。四年一度的冬季奧運,台灣運動員參賽者已少,2014年俄羅斯索契冬奧僅有三名選手,2018年南韓平昌冬奧有四名選手,這些選手有的在國外受訓,有的在台灣克難訓練,別說奪牌,連拿到參賽權都格外艱辛。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選手日以繼夜的努力,就是要在參賽舞台上奪得佳績,沒有運動員願意成為政治角力下的祭品。

鑑古知今,抵制奧運出賽會,對主辦國的懲罰效果甚微。國際奧會主席巴赫(Thomas Bach)就以1980年莫斯科奧運為例,當時前蘇聯入侵阿富汗而遭抵制,他說:「大家必須從歷史學到教訓,抵制奧運從未達成任何目的。前蘇聯到1989年才撤軍,因此(抵制奧運)實際上沒有用,只是懲罰了各國自己的運動員,並導致(1984年)洛杉磯奧運也被報復性杯葛。」巴赫就說,抵制奧運,受害最大的是運動員。

其實,自從2008年北京主辦夏季奧運,當時歐美國家便以人權為由要求中國改善,但中國在京奧後國力快速崛起,香港和新疆人權問題反而趨於惡化,「愛國者治港」後香港經濟不跌反漲。當年北京奧運原本聖火要傳遞來台,兩岸談判多時且接近成熟,時任陸委會主委陳明通一句「橫生枝節」,因涉及旗徽歌爭議,京奧聖火來台最終破局。但誰還記得這件事呢?

一個小時的視訊會議,扣除客套話和官話,只不過是行禮如儀的過場,會前已有多場工作會談,能夠涉及的實質內容其實不多。可嘆的是,因兩岸溝通管道中斷,掌握對方資訊相對貧乏,連兩岸奧會的視訊會議,都差點成了國安情報戰場。台灣應以運動員為重,參與國際賽事應列為優先選項。蔡政府應把持好政治與體育之間的分際,任由政治黑手伸入體育,最終傷害的是台灣的運動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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