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評:憂鬱的中國經濟難逃離低生育陷阱

二十世紀後半期,「人多」是中國主政者的憂鬱;到了二十一世紀翻轉成「人少」的憂鬱。這個憂鬱將會籠罩著中國非常長的時間──中國國家統計局在1月17日公布,2022年中國出生人口956萬人,死亡人口1,041萬人,人口自然成長率-0.60‰。年末全中國人口14億1175萬人,比上一個年度末減少85萬人,這是中國61年來的首次人口負成長,而這個趨勢會持續很久,也將對中國的社會經濟產生鉅大衝擊。

19世紀英國史學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用「憂鬱的科學」(dismal science)形容經濟學。後來誤傳成卡萊爾此語是用來評論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論》。《人口論》的確是讓人憂鬱,馬爾薩斯預言人口成長一定會超過食物增加,進而掉入食物供不應求的困境,所謂的「馬爾薩斯陷阱」。

大躍進運動為1958年至1960年,中國試圖利用本土充裕勞動力和蓬勃的群眾熱情在工業和農業上不切實際地增產。圖為大躍進照片海報。(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公用領域)
大躍進運動為1958年至1960年,中國試圖利用本土充裕勞動力和蓬勃的群眾熱情在工業和農業上不切實際地增產。圖為大躍進照片海報。(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公用領域)

大躍進時代,毛澤東喊出「人多好辦事」口號。(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公用領域)

「人多憂鬱」成了中國二十世紀後半期人口政策的主旋律──其間,雖在大躍進期間短暫受到毛澤東「人多好辦事」口號干擾,但從一九五三年提出避孕和節育以後,這個政策主軸一直沒有改變,一九六二年國務院也把計劃生育列為是社會主義的既定方針。到了文革結束後,一九八○年全國人大五屆三次工作會議上,當時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主張;「要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爭取全國總人口在本世紀末不超過十二億。」,厲行一胎化政策,也讓中國成為全世界唯一全面控制人民生育自由的國家。

國家嚴格管控生育的後遺症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用國家力量嚴苛控制生育的負面作用出現了:

一胎化政策扭曲中國人口結構,在重男輕女的社會文化下,男嬰數目遠遠超過女嬰(許多女嬰「被消失」),2004年男女出生性別比高達121(正常值約105),之後雖略改善但長期維持在117上下。由於性別失衡,過去以女工為主的電子組裝工廠招不到足額年輕女工,只得招收男工。

中國工廠遇到招工難題。一些農民工擔心在城裡或工廠染上新冠病毒,其他年輕人則傾向於從事薪酬更高或強度較低的服務業工作。(美聯社)
中國工廠遇到招工難題。一些農民工擔心在城裡或工廠染上新冠病毒,其他年輕人則傾向於從事薪酬更高或強度較低的服務業工作。(美聯社)

由於性別失衡,過去以女工為主的電子組裝工廠招不到足額年輕女工,只得招收男工。。(美聯社)

中國每年淨增人口在2000年跌到1000萬出頭,之後五年逐步跌入700萬區間,到了2010年已來到640萬;中國 約 每10年做一次人口普查,2000年普查的人口自然成長率為1.22,2010年普查降到1.18人。於是中國逐步放開計劃生育政策。

2013年底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面決定,在全國範圍啟動「單獨兩孩」政策(夫妻一方是獨生子女可生育兩個孩子)。這個政策其實在部分地區已從1980年代陸續實施,這次只是把它全面施行。「單獨兩孩」政策效果不彰,原本預期會有兩百萬對合乎資格的夫妻申請(生第二胎要事申請),沒想到2014年全年僅有約一半、一○六萬對夫妻申請生第二胎。

「單獨兩孩」並未挽救中國節節下降生育率,2015年淨增人口又回落到600多萬人。於是2015年中國全面放開「二胎」。當年10月底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宣布「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等於宣告「一胎化政策」終結。之後兩年淨增人口短暫回升,但此後人口淨成長開始持續下跌,每年都再創1961年(當年大饑荒人口減少348萬人)以來新紀錄——2018年淨增人口為530萬人,2019年467萬人。

怎麼因應「人口紅利」消失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原本要在隔年4月公布,但一直未公布,4月底倫敦《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報導,中國人口已出現負成長,甚至跌破14億,所以官方沒敢公布普查結果。不過中國官方隨即否認,並於五月間公布普查數據:全國總人口14億4350萬人。而據《中國統計年鑒2021》,2020年中國人口出生率為8.52‰,首次跌破10‰,人口淨成長204萬人,自然成長率為1.45%。隔年2021年人口淨成長更降到只有48萬人。到2022年,人口終於出現負成長。

中國人口學者、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翻拍自人民網)
中國人口學者、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翻拍自人民網)

中國社科院學者蔡昉指出,因應人口負成長導致消費降低,要靠再分配縮小所得差距。(翻拍自人民網)

隨著中國人口淨成長持續下降,「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也隨之流失。依由聯合國人口基金 (UNFPA) 定義,人口紅利是「人口的年齡結構變化可能帶來的經濟成長潛力,主要來自勞動年齡人口(15 至 64 歲)比例大於非勞動年齡人口比例(14歲及以下,65歲及以上)」。

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路易士(A. Louis)的「路易士轉折點」,當開發中國家經濟開始發展時,農業部門勞動力會湧向製造業,製造業可藉廉價勞工而快速發展,但是當農業部門釋出的勞動力被吸收殆盡,農業部門薪資就開始上漲,製造業部門的工薪也隨著上升。路易士轉折點的出現,就是人口紅利消失的前兆。

中國研究農村與人口的學者、中国社科院副院長蔡昉指出,中國在2013年人口紅利開始 消失,人口撫養比從2013年開始上升,約在2015年勞動年齡人口開始出現負成長。他在去年一場論壇中指出: 2022年中國總人口將達到峰值,隨後人口進入負增長。「這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需求側挑戰,對中國經濟增長形成巨大制約。」首先,若其他條件不變,人口負成長消費也會負增長;其次,隨著年齡增高,消費支出水準下降,到85歲時降到最低點;第三是收入分配效應,收入差距太大也會導致消費萎縮。

蔡昉建議「破局需求側的制約」,通過再分配手段實質性地縮小收入差距。他表示,中國基尼係數仍高於0.4,OECD國家經驗顯示,必須透過稅收和轉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基尼係數才可能降低35%。

中國經濟陷入憂鬱

中國過去實施一胎化36年,到2016年才解禁但為時已晚。(AP)
中國過去實施一胎化36年,到2016年才解禁但為時已晚。(AP)

中國推動生育鬆綁政策不彰,主因是它是用行政手段管控,沒有創造出有利生育的職場規範與福利制度。(AP)

中國推動生育鬆綁政策不彰,主因是它從一胎到二胎都是用行政手段管控,甚至要生小孩還得申請「准生證」,但是相關的社經制度配套不足,沒有創造出有利生育的職場規範與福利制度。以東亞國家為例,養育子女成本高、職場對懷孕生子的小孩不友善,讓生育率一直無法回升。

一般預期,中國人口負成長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因為國家一旦掉進「低生育陷阱」就很難脫身。而根據歐洲經驗,國家投入家庭福利尤其是托育占GDP愈高的國家,生育率也愈高。想逃出「低生育陷阱」,就必須從制度改革著手、投注資源創造誘因,這包括蔡昉所說的縮減貧富差距。如果再延續國家政策指導的老路,中國難逃離「低生育陷阱」,中國經濟也會陷入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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