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機穿過雲層,我的眼淚也隨之落下」 羅冠聰揭秘2020年6月離港過程
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流亡英國4年,在台灣出版新書《時代推著我們前行》,是他首部結合回憶錄、流亡筆記和政治評論的著作,不僅回顧自己的童年和家庭生活,也敘述遠赴美國求學,乃至於決定離港流亡背後的心路歷程。書中〈兩道閘門〉一文描寫離開香港當天的心路歷程與情境。《太報》取得黑體文化出版社授權刊登:
2020年6月中,我一直在不同的安全屋轉移。
三個月前,中共明目張膽表示會繞過香港所有諮詢和立法程序,直接實施港版《國家安全法》(即《港區國安法》)。 2020年初,因應疫情轉趨嚴重,香港政府禁止市民於日常聚集,同時亦將此緊急權力用於壓制市民集會權利。
在疫情和「限聚令」的雙重打擊下,香港抗爭日漸息微,市民亦將重心放在抗疫工程。狼子野心的中共嗅到扼殺香港公民社會的絕佳時機,便順勢在短時間內推出嚴刑峻法,確保香港政府及國家機器擁有幾乎可任意將抗爭者治罪的「口袋法」,撲滅任何示威的火苗,一勞永逸。
於是,《港區國安法》被提上日程,時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甚至曾向傳媒表示,她在《港區國安法》細則公布前也與其餘香港市民一樣並不知道詳情。一個完全顛覆香港普通法傳統的法例,就在所有人都被蒙在鼓裡時,猶如聖旨般降臨我城。
《港區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公布,當時所有活躍的政治組織者都感到如臨大敵,前路相當迷茫。到底這只是一個備而不用的「尚方寶劍」?或是會滲透到日常生活所有角落、猶如中國大陸濫用「煽動顛覆國家」罪名一樣,將所有批評政府的聲音關進大牢?
從歷史得知,《港區國安法》是屬於後者,用以消滅反對聲音達致「社會和諧」的積極手段。但在《港區國安法》公布前夕,未知和不安籠罩香港,我們也不禁猜測,當《港區國安法》正式頒布時,所有香港政運人士會不會突如其來被「一網打盡」,甚或立刻送中。
因此,在整個六月,我就已經對個人安全狀況相當警惕,也開始轉換居住地點,避開潛在的監視。驟眼看來,這或許有點使人覺得我像驚弓之鳥,畢竟事後也知道政府的拘捕行動不如預料般電光火石;但他們企圖將香港反抗勢力一網打盡的野心,還是能在事後以不同案件大規模搜捕香港民主派一窺究竟。
距離6月30日公布《港區國安法》尚有兩個星期,此時我大約已經知道,我會在6月底離開香港,也許這是一條「不歸路」──但這個決定並不能帶來解脫的感覺。一來曾有離境者被機場海關攔截的案例,我或早已在政府的黑名單中,因個人的政治立場而被限制出境;二來就此離開一個我曾立志為它的未來和自由奮鬥的城市,心有不甘,亦對未來感到徬徨。
離開了香港,我仍可如預想般繼續為它發聲嗎?香港的支持者和市民,又會不會反對這個離開香港的決定,認為這是對理想的背叛?
在離港前夕,夾雜著思想上的渾沌以及對人身安全的擔憂,我不斷穿梭在港九新界的每一個角落,看著香港都市繁華、小城冷清的每一幀畫面,不由得衍生出千種感覺。我在思想和情感上超出負荷,使我日漸感到疲累之餘,也有更強烈的末日感。
那段時間,仍是2020年民主派初選的宣傳時期。我預計一旦未來被香港政府通緝,知悉我離港決定的人或會惹上官非,被指控協助我離開香港。因此基於安全考慮,我並沒有與團隊、家人商量,內心藏著一個大秘密,但又貌似如常地過活。
這並不容易,也並不好受。
那段時間,我特意相約很多熟悉的好友見面聚餐。雖然香港與外地的交通非常方便,但有些好友被捕後旅遊證件被沒收;當時也正值疫情,尚未開放,在海外相見也不容易。我與他們聚首時,便暗暗感嘆不知何日再見。
6月25日,我最後一次離開在東涌的家。那是一頓很漫長,又很快速的晚飯。內心的糾結影響了時間的流逝,使它變得絕對主觀;理性和感性對現實的詮釋被不安和不捨打亂,我想留住眼前一刻,奈何卻深明時間終將向前。我仔細地觀察餐桌上的一切,卻又非常清楚,我最好快一點忘掉。
由於我早已與家人分開居住,不時都會帶來行李箱出入,在享用過晚飯後,我徐徐收拾行囊,準備起行。當時擔憂在機場可能會被海關或警察攔下,因此我將所有電子儀器都清乾淨,只帶了一個背包以及手提行李箱,盡量輕裝上陣,減省它們被沒收時的麻煩。
眾志的年宵外套、監獄的書信、幾件替換衣物……很多富有紀念價值的物品,包括立法會議員時期的文件、《青春無悔過書》贏得的書獎等等,都要被遺留在家,等待一位不會回來的主人。
之後我重新回到安全屋,收拾好心情,等待出發的日子。
我記得那天起來,就好像2017年準備上庭迎接公民廣場案判決一樣,周遭事物色彩變得鮮艷,五感特別靈敏。2017年上庭前,我們早已知道唯一的判決結果是入獄;2020年啟程前往機場前,無論是登上前往倫敦的客機,或是會被拘留在邊境,雖然處境大相逕庭,但對我來說,都是猶如2017年般糟糕透頂的結果。
我的人生,就像是一根浮木漂浮在名為香港政治的急流上,在身不由己的客觀環境下,做有限的自主決定。一顆爛橙和一顆爛蘋果擺在眼前,我只能選擇其一,然後接受自己的決定。
戴著一頂漁夫帽,我乘坐計程車來到機場,守在門口的警衛查看了我的登機證後,便讓我通過。當時機場仍實施疫情下的出入限制,只能讓持有效登機證的乘客進入,連飛機接送都有非常嚴格的規定,務求減少人群聚集。我順利進入機場,意味著我有驚無險地通過了第一個檢測。
航空櫃檯登記,成功通過。從離境大廳進入禁區之間,相隔著檢查香港身分證的電子通道。通道是由兩道閘門組成,將身分證插入機器檢查,驗證成功後取回身分證,第一道閘門會隨之打開,進入後你將被困在兩道閘門之間。設計原意是讓入境處職員以最有效的方式將嫌疑人士拘留,但這道本應只花三十秒的程序,卻成為整個行程中最令人膽戰心驚的章節。
通過第一道閘門後,我需要在機器上驗證指紋。我按著指示將拇指按上,而本應打開的第二道閘門,卻遲遲沒有反應。
三十秒、一分鐘、兩分鐘……沒有反應。
閘門的顯示器沒有任何特別標示,只是要我耐心等待。這段時間裡,我腦海快速模擬了多個可能性:是我的拇指太乾燥導致檢測不良嗎?還是我離境程序觸發了黑名單警報,警察正在火速趕來?或是我的模樣太過可疑,觸發職員的隨機檢查?
缺乏資訊的我表面冷靜,實際額冒冷汗,度過了人生中最慢的幾分鐘。
實際時長我也忘了。那種情況,是不可能冷靜地計算自己等待多久,然後再盤算日後將這個細節寫入書中。
不可能。
當我心急如焚時,第二道閘門打開了。沒有警察,也沒有入境處職員等待著我。我拖著手提行李箱,走到閘門口附近的椅子,面對停機坪、背對走道,靜靜坐下。在2020年,由於已有一批批示威者在面對司法程序前嘗試離港,因此機場登機閘門不時有便衣警察巡邏,隨機審問容貌年輕的登機乘客,捉拿那些「漏網之魚」。
亦有其他案件,是當飛機在跑道準備起飛時,已順利登機的示威者被警方在機上逮捕,無法離開。因此,即使完成了離境手續,在起飛前我都無法定下心來,只能鎮定地看著跑道上的飛機,幻想著它起飛的一刻。
結果我沒有被盤問,成功登機,坐在乘客相對稀疏的客機上,靠著窗戶,緊緊抓住眼前香港的面貌。飛機滑行,在跑道上加速,機身傾斜,我的視線拔地而起,看著萬家燈火的香港夜景。
這是全世界最美麗的畫面,在我心中無可取代。
飛機穿過雲層,我的眼淚也隨之落下。流亡成為事實,下一站是倫敦。
我又會迎接一個怎樣的人生?我看著眼前的星空,思索著這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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