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香港媒體： 《蘋果日報》停刊後，記者遭遇「封死的門路」和「頭頂的劍」
香港《蘋果日報》停刊後，從事新聞工作近30年的前採訪主任蔡元貴即刻報了一門水電修理課程。
他有幸受到一家與《蘋果》政治光譜類似媒體的青睞，令他重返媒體，繼續從事自己熱愛的新聞事業。 而許多像蔡元貴這樣有《蘋果日報》等自由媒體背景的香港記者在政治嚴重分化的今天面臨職業生涯的艱難轉型， 對《蘋果日報》前員工的不僱傭禁令在一些親北京新聞機構內部已是公開的秘密。
有26年歷史的《蘋果日報》因經常刊登批評中共的文章，長期被中國大陸官媒稱為「毒蘋果」。創辦人黎智英去年因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捕。 今年6月，警方以同樣的理由拘捕了其母公司壹傳媒的五名高層，凍結了公司資產。短短幾天裏報社宣告停刊，集團旗下刊物和網站也相繼終止運營，導致數百名員工失業，其中不乏像蔡元貴一樣的編輯和記者。
「好像一個癌症病人知道了自己的死期」
蔡元貴身形消瘦，不高，頭髮露出灰白，但相貌年輕，目光犀利。在接受BBC訪問時，他一隻手臂搭在椅背後方，手垂在胸前，說話帶有權威和自信。認識他的人多表示他行事低調，但業務水平精湛。
在《蘋果》任職的22年裏， 他曾帶領團隊揭露過香港政商醜聞，曾向當局施壓暫停一些有爭議性的法案，也跑遍這個城市各個角落報道突發新聞和各種社會運動，甚至在中國較開放年代進入過大陸做現場報道，成為該報少數獲北京頒發採訪證的記者之一。
黎智英被捕後，許多《蘋果日報》的員工都感覺到，報紙可能「過不了今年七一」，即《國安法》實施一週年之時。
「好像一個癌症病人知道了自己的死期」，蔡元貴打了個比方說。他拖著疲倦的身體撐到停刊最後一刻，為報紙寫下最後的篇章。
離開《蘋果》後，蔡元貴受一家媒體之邀入職，有了新工作，但這並沒有減少自己的悲痛與失落。 除了時常因聽到前同事被捕或出庭的消息倍受煎熬，他也為失業同事的處境揪心。
他說許多前同事以「躺平」一詞來形容他們自己現在的狀態，這是中國大陸年輕人對經濟下滑、階層固化表示失望而做出的抵抗，卻被香港記者用來表示放棄無謂的努力而黯然轉行。《蘋果》停刊後，許多人選擇從零開始，去做與一份完全不同的工種；還有人開始賣字為生，為商業機構撰寫軟文和廣告。
當然依然有少數記者在離職後開設社交媒體專頁，在缺乏安全和法律保障的情況下以獨立記者的身份報道事實。蔡元貴佩服他們的精神，不過人到暮年的他說自己已經沒有心力重起爐灶。
「長期依附住一個平台，突然要我一個人重新開始，好像沒有了那樣的衝勁」，他有點遺憾地說。
數十家香港媒體中有以《文匯報》和《大公報》為代表的親北京新聞機構，也有以《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和一眾新興網媒等親民主派媒體。
《蘋果日報》以絢爛奪目的美術效果和口語化寫作風格而著名，在創刊之初以追求利潤為導向，融合了政治、文藝、娛樂、馬經等板塊。該報親民主派的立場鮮明，對其認為不公義之事大肆批評，不吝用上最激烈的言辭。比如一些文章在標題上大罵高官，在版面醒目之處登出抗議口號等，因此受到非議，但也獲得"敢言"的美譽。
最近幾年，當中資背景媒體在香港的影響力增加，媒體的公信力普遍下滑，但《蘋果》反而越來越受到民眾信賴。尤其是去年6月底《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的重要調查報道平台，包括有線電視的《新聞刺針》和香港電台的《鏗鏘集》，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蘋果》成為民眾監察政府的重要利器。
「所有的門路都封死了」
《蘋果日報》停刊後前員工蕭風就沒有那麼幸運了。離職三個多月仍沒有找到全職工作，目前依靠一些文字編輯的散活度日。他在《蘋果》工作五年，曾是中國新聞部的採編人員。
「政府機關不能應聘，公營機構不會考慮，連一些傳媒機構都下了『禁令』」，蕭風對BBC中文說。一位朋友本來想介紹他進入一家親北京媒體，但該媒體的主管暗示：暫時不要考慮前《蘋果》員工。
「所有的門路都封死了」，蕭風說。人近中年的他上有年邁母親需要照料，下有幼子嗷嗷待哺。他的不少前同事去了餐廳當服務員，還有一些突然決定移民，離開了這個城市。
與此同時，警方還在對媒體工作人員實施抓捕，並稱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蕭風在腦海中盤點過自己做過的報道，認為都是「一國兩制」下香港應享有的新聞自由，不會觸碰到當局的紅線，但《國安法》下定義模糊的相關罪行依然令他感到恐懼，要求匿名接受訪問。
「好像有把刀懸在頭上，」他一邊說著，一邊把手舉上頭頂緩緩地畫了個圈，「可能永遠都不會落下，也可能隨時落下」。
但即使在經濟和政治雙重壓力下，蕭風也從沒後悔自己曾在《蘋果日報》工作。
「只要《蘋果》存在一日，我都會在那裏工作一日，」 蕭風說。當許多同事得知機構動蕩而陸續辭職時，他繼續工作直到停刊前最後一天。
「我想見證到最後一刻，讓它最後幾天也能完完整整地出街，讓市民覺得值得買」，蕭風說。他每天收聽香港的廣播，翻看網絡報刊，覺得沒有了《蘋果》，香港媒體「只剩下（對當局）不痛不癢的批評」。
無處安放的夢想
被捲入失業洪流還有28歲的夏家郎， 此前是《蘋果》的攝影記者，在那裏工作了7年，幾乎是一個人最好的青春時光。
如今他沒有全職工作，除了幫一些環保機構、社會企業拍攝照片之外，他還到餐廳、工地打零工，凖備利用業餘時間學習維修電器和園藝。
夏家郎說話語速飛快，不時低頭看下手機， 他現在感覺生活「過得好慢」。
他之前所在的團隊大概有30人專職攝影，現在只有約6人能幹回本行，夏家郎在BBC中文的訪問中說。有在親北京媒體機構的攝影行家幫他爭取職位，但被老闆告知：看看同類媒體有沒有這樣的先例再說。
離開《蘋果》後，夏家郎最懷念的是該報給他的自由度。他年紀輕輕就去過美國、越南、菲律賓、台灣等地採訪，這是許多初出茅廬的記者夢寐以求的。
《蘋果日報》一度成為香港銷量最多的報紙，在高峰期每日銷量接近50萬份。機構除了給員工發13個月工資以外，還經常派記者到外地採訪，獲取一手信息。報紙還不惜投入重金去做調查報道，出了不少獨家報道，啟發到其他媒體發展調查報道團隊。
攝影行業近年來萎縮嚴重，短視頻的出現令原來以固定影像表達方式為主的新聞攝影受到衝擊，不少攝影記者必須兼顧圖片和影像報道。《蘋果》近年來也強攻網絡平台，但依然是少數有財力支撐靜態影像表達的媒體。
「《蘋果》在影像表達上沒有那麼死板」，夏家郎說。與很多媒體不同，《蘋果》開設了圖集專頁，提供整頁版面做某一人物或社會話題的影像故事，純粹用圖片來表達思想。
一個記者通常需要花費數日甚至上月時間拍攝一個故事，這對許多媒體來說是花不起的人力與財力，但《蘋果》做到了。
但前《蘋果》記者的身份似乎成為一種不祥的標籤，讓像夏家郎一樣的年輕攝影記者無處安放自己的夢想。
「緊跟民眾脈搏跳動」
縱觀《蘋果》26年的歷史，該報並非一味反共。比如在90年代支持香港民眾的保釣運動，在2008年正面報道北京奧運，這些都間接傳遞了香港民眾的愛國熱情。
蔡元貴就在2008年獲發記者證，被批准到中國大陸採訪。他當年寫了一篇題為《中國人光榮 2008北京再見》的特稿，還獲得親北京機構香港報業公會的獎項。針砭時弊的《蘋果》竟然曾刊發這類文章，如今連蔡元貴本人都覺得詫異。
據他回憶，當年到北京後被吊銷回鄉證，遣送回港，但在國際奧委會出面干預下又獲發新的回鄉證，成功往返大陸做訪問。「這反應了北京有意願遵守國際規則，令香港民眾當年對這個政權還有期待」，蔡元貴說。
前中國新聞部的蕭風認為，《蘋果》的選題角度一向「緊跟香港民眾的脈搏跳動」。他在2003年和2018年兩次入職《蘋果》，因時間跨度較長而對此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據蕭風回憶，《蘋果》曾大版面報道中國的航天成就。比如報道2003年10月中國第一艘載人航天飛船發射，航天員楊利偉成為首位訪問太空的中國人；還有2008年9月，神舟七號載著三名航天員升空，其中一位打開艙門進入太空，令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掌握出艙技術的國家。當年的《蘋果》以「風雪中出征」為題鼎力報道。
但近年來，對於中國的航天成績和科技發展，《蘋果》的報道「少了很多」，蕭風說。取而代之的是，越來越多的異議人士受壓迫的消息。
港聞部的蔡元貴說，從編採方針來看，「分水嶺」出現在2014年。當年有民主派人士醞釀「佔領中環」運動，香港的公民社會被調動起來，《蘋果》隨之加強了政治新聞報道，將此前吸引眼球的突發新聞和娛樂新聞排在其後。
除了自由的表達空間和支撐記者發揮所長的資源，受訪的前《蘋果》員工還不約而同地提到，《蘋果》曾給他們帶來的獨特的歸屬感可能是其他機構再也找尋不到的東西。
「可能越受到打壓越有凝聚力吧，」蔡元貴說。
2014年10月，有親北京勢力到報社樓下抗議。但為了讓第二天的報紙順利出街，工作到深夜的編輯和記者下班後主動到公司外與反對人士對峙。「我們是記者，也是保安」，蔡元貴意識到，記者不僅要報道事實，還有更多責任。
「既然這個媒體有這麼大的影響力，那你作為一分子，就會不斷想，寫一篇文章會有什麼效果」，蔡元貴說，「如果令公民社會倒退，那肯定不會寫」。
去年8月10日，香港警方逮捕了黎智英，並搜查壹傳媒大樓。當晚，《蘋果》高層決定加印次日報紙至35萬份，後來發現供不應求，再加至55萬份。印刷機帶著滾筒飛速旋轉，在燈火通明的大樓裏傳出此起彼伏的滋滋聲，映襯著一張張不知疲倦的面孔。蔡元貴當晚在自己的臉書上寫道：「史無前例的侵犯傳媒行動，換來史無前例的讀者聲援」。
次日報紙頭版以「蘋果一定撐落去」為標題出刊，街頭巷尾排隊買報的人群成為城中一景。
「我不是無業，只是沒有辦公桌」
政治環境變化伴隨著香港社會撕裂，立場鮮明的《蘋果日報》也逐漸走向政治光譜的極端，成為當局的眼中釘，至到6月23日停刊。
面對失業，蕭風說，「還想繼續寫下去。他認為目前經濟壓力未到沉重，仍在尋找一份文字全職工作。
年輕的夏家郎依然覺得不甘心。為了生活，他凖備報讀樹藝工程再培訓課程，但即便將來真的從事這一行，他說自己也會拿起相機，記錄下他所見到的多元香港。
「也許我可以拍攝每顆樹下的香港」，夏家郎說。
而自從有同事被捕，蔡元貴就堅定了自己不會移民的想法。「留下有一個象徵意義吧」。 他說， 一來可以在精神上支持老友共渡難關，二來可以讓香港不再失去更多不同聲音。
在離開《蘋果》第五天，蔡元貴去看了《無依之地》（Nomadland），四處遊歷的女主角在面對親人的不解時說，「自己不是無家，只是沒有住所」。他看後寫道，「自己不是無業，只是沒有了辦公桌」。他還想提起筆記錄餘生，撿起散落在香港各個角落的精神貝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