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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終審法院外籍法官先後走人 繼任者需根正苗紅？
兩名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郝廉思（Lawrence Collins）及岑耀信（Jonathan Sumption）月初請辭，連同2月初任期屆滿不續任的紀立信（Anthony Gleeson）及確認7月後不續任的麥嘉琳（Beverley Mclachlin），一連失去四名法官後，香港終審法院的外籍法官比例短時間內銳減，正當大家仍在評估請辭及各種後續可能性的影響，岑耀信其後在英國《金融時報》的撰文並公開接受《英國廣播電視》訪問可謂一石千浪。
過去數年間基於香港的政治形勢，法官請辭的傳言和例子已非新鮮，早在2020年底澳州籍的施覺民就已經辭任終院非常任法官一職，及後亦曾經向《澳州廣播公司》表示辭任和國安法有關，但並非公開評論和回應。《路透社》2020年亦曾就香港司法制度作深度報導，當中引述三名資深法官指香港法治正面臨「主權移交以來最大的挑戰」，並提到香港未來或將出現法官集體請辭。當時三名法官在報導中保持匿名，以表其崗位所乘載的政治中立，但報導對香港法治的環境推測今日有如預言，更值得一提是當時仍未有《二十三條》立法的樓梯響。
岑耀信的難得之處，一來固然是過去甚少有法官就香港的政治環境，以及個別案件判決作出公開評論，但這亦非岑耀信第一次公開評論時政，過去在《國安法》剛通過之際，岑耀信亦曾經在另一英國報章《泰晤士報》撰文，為自己亦決定留任香港非常任法官一職辯護，當中不乏對《國安法》的法理護航，例如最常被掛在口邊的「相信司法獨立」，事隔三年後「打倒昨天的我」，所象徵是香港的司法已受「不可逆」的干預。
「不可逆」尤唯重要，以往不少對於法治依然抱有希望的一個重要前設，是法治的可逆性，層層的法庭隨時可以「逆轉裁判」，即使終院有過案例，永遠還有下一個案例。岑耀信多次被質疑有份參與涉及暴動罪的案件，有如助紂為虐，協助政權向示威者興司問罪，岑耀信曾回應指他在所涉及的案件「駁回控方提出過於寬廣的參與暴動定義」，但同時他也是大開暴動案「共同犯罪原則」先例之人。無論所持何方觀點，不可否定的是法官在《基本法》下仍然有一定的釋例空間，但在國安法下，尤其於初選案的定罪判詞頒下後，法庭對於運用《基本法》所合法賦予的權力如何能達致違反《國安法》，最大化地突顯了國安法相對於《基本法》的凌駕性，以至律例所牽涉的純政治性，已經近乎扼殺法官可以操作的餘地。
香港的普通法法治一大特點，是有來自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資深法官，也能使香港的制度和其他同樣行使普通法的地區，無論在單單法制上，甚至時代上都適應和接軌於與日俱新的普世價值。但觀乎現時的發展，來年海外非常任法官將僅餘六人，由張舉能領導的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勢必另覓新人，屆時值得留意的是政府和立法會將如何看待遴選結果，即將退休的麥嘉琳2018年獲推舉時，就因她的意識形態而曾被立法會親中派質疑，今日立法會全面根正苗紅，如何從中著墨推舉出一個怎樣的法官，將是司法機構就時勢交出的答卷。
作者》布寒野 前香港網媒編輯，飄洋來台後繼續心繫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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