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香港「反送中」運動四週年：禁書、禁語、自我審查與香港人被「再教育」
2019年香港政府宣佈修訂《逃犯條例》引發席捲全港的「反送中」抗議浪潮，該運動被官方定性為「顏色革命」，遭到鐵腕鎮壓。2020年北京繞過香港立法會通過《香港國安法》，標誌著香港「二次回歸」。BBC中文採訪教育、傳媒、公務員等多個界別的前線人員，他們都稱感受到翻天覆地的變化，並指官方正從文化上改造香港。
「現在教書不能講中國、大陸，要講國家。我一開始很不習慣，但現在已經自動改口了。」在九龍一所中學任教的歐老師（化名）對BBC中文說。「教育局會隨機來視學，抓到你講錯，你會被視為不專業。」
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大量教師被「篤灰」（舉報），「白色恐怖」持續至今，她說現在上課仍非常小心，尤其她任教的是被視為「高危科目」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簡稱公社科）。
該學科前身是「通識教育科」，課程具有開放性，旨在培養學生關心社會時事及多角度思考，但「反送中」運動後來被親北京建制派指是青年參與抗爭的「元兇」，2020年政府一聲令下宣佈改革課程，變為以國情教育主導，同時根據《香港國安法》要求在中小學推行「國安教育」。
歐老師目前要兼顧校內的相關統籌工作，她說教育局去年到校巡查前，她事先召集中文科、歷史科老師一起檢視校內圖書館藏書，把看似敏感的書籍下架。
「我們連呂大樂教授講香港文化、一點都不政治化的書都收走了，以為萬無一失，但他們（教育局）還是找到所謂的禁書，是一些關於中國歷史的英文書。他們當然沒交代下架原因，但大家猜是因為裏面提到『六四』。」
今年5月，香港公共圖書館以「清理違法或國安」書籍為名下架超過200本敏感書，大部分是民主派人士的著作，此舉引起社會嘩然。但事實上，這種政治審查早已深入中小學校園。
「我們學校的英國文學科，多年來都用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農莊》做讀本，英文科同事會問，現在還可以教嗎？」另一位在傳統名校任教的公社科主任徐老師（化名）說。
她在2019年後也被安排負責校內的國安教育工作，她說同事面對模糊不清的標凖感到不安。「局方從來沒有公布禁書清單，也沒有明文規定什麼不能講，只會出一些課程目標和指引，要你自己猜什麼不能講。」
她說根據校內人手編排，其他學科的老師須兼教初中公民科，當局已揚言會大幅修改有關課程，但本學年課本仍維持原有版本，當中涉及香港政制和民主價值。「我們已經採用最保守的做法，這部分讓老師照本宣科就算了，但同事們還是非常緊張，不斷問我，這些東西是可以教的嗎？」
《國安法》與內化的紅線
據香港警務處資料，由2019年6月9日至2022年12月31日，警方在示威活動中拘捕了10279人，當中4010人為學生。而自2020年6月30日《國安法》生效後，至今超過250人涉犯該法被捕，年齡介乎15至90歲。
已移居英國的香港社會政策及公共行政學者鍾劍華向BBC中文分析指，香港已進入威權時代，威權管治是建立於權勢，而非有形的條文和法例。
「其實沒有標凖，很視乎當時的管治班子，《國安法》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國大陸就是長期用這種方式，法律任由官方詮釋，有時候放鬆，有時候收緊，當大部分人無法得知客觀標凖時，唯有靠自己猜，他也希望你猜，你就自然不敢觸碰敏感的東西，這是典型的威權政治特色。」
香港教師如履薄冰，學生也學會自我設限。徐老師說今年教中一課程的香港歷史，她在堂上講到1966、67年的「六七暴動」，提及港英警察武力鎮壓。「有學生問，老師你覺得警察做得對嗎？也有學生乘勢追問，你覺得2019年香港警察做得對嗎？我本來覺得這是個好機會帶起理性討論，但我還未回應，就有其他學生大聲說，噓，這些不要講啦！」
「撇除敏感的警權不談，另一節我教香港多元文化和種族，引述《基本法》說所有人不論膚色都有平等權利，包括宗教自由、言論自由等。此時有學生起哄說，香港有言論自由的嗎？其他學生就急不及待制止。」
徐老師坦言，學生受社會大環境影響，由下而上的自我審查非常嚴重。「2019年我們還可以在課堂上討論示威的好處和壞處，很理性地思辨，三年過後，就算我想展開討論學生也不太想參與，學術氣氛非常差。政府的『再教育』很成功，大家都不會暢所欲言表達自己。」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教授陳家洛對BBC中文指出，過去三年官方透過不斷打壓和拘捕，製造漣漪效應。「什麼都是國家安全，這種無限上綱、無遠弗屆扣帽子的氣氛，令市民自己作出調整，什麼都避諱。」
他表示，歷史上納粹德國和蘇聯時期的人民也曾經歷這種生活模式，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失敗後，開明政府倒台，時任副總理胡薩克在國內推動「正常化」（normalization）計劃，發動政治清洗並高壓管治，關押異見分子和用秘密警察監視民眾，人們因為恐懼而自我噤聲，社會逐步恢復「正常」。
已故捷克前總統哈維爾當時曾描述那是「後極權社會」（post-totalitarianism），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條紅線，植根和內化了政治權威，變相成為監控系統的一部分。陳家洛說：「現今香港也一樣，根本不用官方出手，民眾內心那條線已經比官方畫的虛線更低。」
被削弱的第四權
這種社會氣氛讓「港漂」記者Andy（安迪）感到似曾相識，他說身邊的「港漂」朋友都是自由派，偶爾會討論時政，但大家都很警惕。「總是聊到一半就有人慌張地問，電話會不會錄音，會不會被舉報，大家都已經離開中國境內，但還是處於驚恐的狀態。以前只有和大陸人一起才會這樣，現在和香港朋友聊天也一樣了，他們會說，不要再講了，小心被國安抓。」
安迪在2018年移居香港並加入英文媒體，2019年在前線採訪「反送中」運動，親身體會到近年新聞界的巨變。
他說運動初期遇到警察拉起「橙帶」封鎖線，阻止在場記者拍攝。「我先到達，看到橙帶就想轉身離開，隨後一大群香港記者趕到，他們看到橙帶全部一起破口大罵，罵警方妨礙新聞自由，警員自知理虧很快就解封讓傳媒進去。那一瞬間我才醒覺，原來是我有問題，我以前在大陸跑新聞經常被扣留問話，對警察非常恐懼，本能反應是逃，就算搬到香港也像一頭習慣了被牽著繩的狗，但香港記者很清楚自己的權利。」
惟「反送中」運動期間警權擴大，數月後他採訪時遇到同類事件，記者已變得敢怒不敢言，「只剩下一兩位資深行家還會跟警察理論」。到2020年7月1日、《國安法》生效翌日有市民上街抗議，現場記者更是看到警方防線就主動迴避，這個轉變讓他不勝唏噓。「我當初奔著新聞自由來香港工作，怎知道短短幾個月內，香港記者已經變得和我這些大陸記者一樣了，整個環境都變了。」
2019年後，傳媒作為第四權、公眾監督機構（public watchdog）的角色已大幅削弱，《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眾新聞》等多間傳媒機構被迫停運，大批新聞工作者被控煽動，據無國界記者的年度新聞自由指數，香港從2019年的第73位，急跌至2023年的第140位。
除了有形的打壓，也有無形的改造。香港電台、有線新聞、Now新聞相繼人事大地震，空降沒有廣播經驗的政務官和親中人士任高層，在很多新聞的處理上鬧出爭議。
在電視台任職的資深記者Maple（化名）形容現時「立場為重、專業為副」，劣幣驅逐良幣，隨著「開台元老」的採訪主任和資深同事相繼離開，她一年前也意興闌珊請辭。「以前大台（TVB）新聞被指很『河蟹』（「和諧」的諧音），也經歷過這種人事變動，但那是歷時十年的過程。現在我們是兩年內就完成，轉變來得極之急速和巨大，我們辛苦累積多年的公信力一下子就沒了。」
傳媒專業水平下降，客觀效果就是官方話語權增加。Maple說新聞編輯室剩下年資較淺的記者，他們缺乏實戰經驗，上級也無法提供幫助，「所以你會看到很多追訪官員的片段，沒有記者追問和質疑，竟然是全盤接受政府的講法，這就讓官方可以壟斷整個論述。」
她補充指，電視台多個王牌政論節目遭改動，淘汰了本來的主持，改為邀請官員和立法會議員推銷政策，加上《國安法》下公民團體骨牌式解散，「47人案」後民主派代表人物幾乎全被扣押，更加沒有人上節目發出反對聲音。「不談政治好了，就算是交通、醫療等民生議題，以前如果政府做錯一定被罵到體無完膚，但現在沒人發聲，什麼都輕輕放過。」
「政治語言」如何改變敘事？
2019年後香港爆發移民潮，其中申請BNO簽證——即英國國民（海外）簽證——移居英國的就有15萬人。香港總商會今年4月的調查顯示，74%企業面臨人才短缺問題，離職僱員有七成是因為移民。
但民眾一邊用腳投票，官方就一邊宣傳《國安法》已為香港「撥亂反正」，選舉制度也「完善」了並落實「愛國者治港」，香港已經進入「由亂及治，由治及興」的新階段。特區政府也啟動「你好香港」、「開心香港」等一系列活動，積極對外「說好香港故事」。
已移居英國的學者鍾劍華表示，這些政治口號就如奧威爾在政治寓言小說《一九八四》裏的「新語」（Newspeak），「老大哥」扭曲語義，通過語言馴化人民服從於極權統治。「這是威權政府慣用的文字魔杖，所謂『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是由他定義的，所謂『完善選舉制度』，實質上是排除異己、民主倒退，但他用中性、正面、美麗的詞語去包裝，從而改變大家的認知。」
他說這套語言手法在中國大陸非常成功，民眾長期浸淫並受污染，慢慢會被這套邏輯主導。「這就是『小粉紅』現象出現的原因，香港人經歷過文明階段，加上仍有網絡自由，抗疫力相比中國民眾會高一些，但長遠來說，能否與政權長期的洗腦抗衡，這是值得擔心的。」
他續指，官方正利用語言手法操控敘事，為政治事件定調。「定了調就不能再討論，『反送中』運動的源頭是香港市民擔心修訂《逃犯條例》違反法治保障，但官員無法用辯證過程說服你，就用鬥爭語言貼你標籤，說你是『顏色革命』，講一些結論性（conclusive）的口號，把整件事情的性質套入他的框框裏，就不用辯論。」
2019年8月，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官員首次公開表示反修例示威是「顏色革命」，其後官方多次指是「黑暴」、「外國勢力」。2023年4月，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訪問香港時也指，修例風波這場港版「顏色革命」雖然沒能得逞，但這是香港歷史上永遠抹不去的傷疤，像是懸在頭上的警鐘，要時刻警惕街頭暴力捲土重來、「軟對抗」暗中作亂和海外亂港活動倒灌香港。
隨後，港府官員緊跟夏寶龍的論調，在近期的器官捐贈爭議中，特首李家超強調要警惕國安風險，慎防「軟對抗」。香港警方在本周拘捕四名涉嫌盜取他人資料並將其用於企圖取消器官捐贈登記的人士，李家超回應稱「有個別無恥之徒製造大量取消登記的假象，所用手法與『2019年黑暴、港版顏色革命』類似，假借各種理由挑撥矛盾，製造不符現實假象製造破壞」。
學者陳家洛說：「任何民生事件都可以提升到『顏色革命』的層次，要是你稍有不滿，他也幫你想好了，那叫做『軟對抗』。」
這種新的政治語境，公務員也要重新適應。在港府貿易部門任職中層的靜恩（化名）對BBC中文透露，一些慣用字眼變得敏感，例如「獨立關稅區」要改為「單獨關稅區」，「加油」也不能出現在政府標語及文案，以免讓人聯想到示威標語「香港人加油」。
她又說，近年幾乎每份文件上呈後都被改到面目全非，上層官員會加入中國大陸的政治術語和口號，並把香港政策置於國家政策的框架之下。「『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現在什麼文件都要加這些字進去，政治正確先行。一些明明很迫切的項目分不到資源，跟這些國家政策有關的項目卻可以很優厚。」
她也留意到，國內官場用詞開始滲透公務員體系。「我那天打開電郵，我們的郵件都是用英文寫的，但附件居然寫著什麼『老大難問題』，一看就不是香港人用慣的字，大家看到都反白眼。」
「正常化」下的「雙面人」
2019年「反送中」運動後，當局要求公務員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甚至在《公務員守則》刪除「政治中立」，公務員也被要求完成更多「政治任務」。2022年12月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逝世，港府罕有地要求全體公務員收看追悼大會及默哀三分鐘。
靜恩憶述，當時每個部門都騰空了會議室，所有同事都要放下工作進去默哀，除非當日請假才可「倖免」。「很多餘，是上面有KPI（關鍵績效指標），每個部門做完要拍照上傳到臉書專頁交功課。這些讓大家翻白眼的事情越來越多，但沒辦法，你也不敢不做，大家心照不宣的無奈。」
在國安法下，教育界也多了「門面功夫」要做，當局規定中小學每周須舉行升旗儀式，並要參加內地考察團。任教公社科的歐老師就說：「明知是政治任務，但我帶學生去內地考察，也會想讓他們學到東西，畢竟認識國情也不是壞事。怎知道教育局安排的團，即日來回去佛山，11小時裏的7小時就花在交通和吃飯，行程差也沒有教育意義，只是為做而做。」
當局也規定，每個科目都要有維護國家安全的元素，連術科也不例外。「我們的體育科老師想了很久才想到怎樣硬加些國安元素，例如講解球類時說，正如市民要守法，球員也要遵守球例。其實根本亂來，非常荒謬。」
陳家洛教授表示，2019年後香港「二次回歸」，新時代、新常態下的新作風是模仿（mimicking）。「大家都要很造作，斗紅、斗左、斗爛，我們當然看得很尷尬，但當權者非常樂見。這是維穩手段的一部分，規管大家表面那一層，你要在社會向上爬就必須表現忠誠。」
他引述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在其代表作《無權勢者的權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中提及的「正常化」時期賣菜大叔故事，大叔在蔬果店櫥窗掛起「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海報，該標語並非其真實想法，他只是為免自招麻煩而順從政權。
「香港也形成表裏不一的文化，和中國大陸越來越接近。政權不在乎你是否真心，只在乎你是否順從和配合。當大廈外牆廣告、報章都是鋪天蓋地的表忠，對他來說就好像有啦啦隊，證明自己有多麼深得人心。比起天天出警察、出槍，這是低成本的維穩不二法門。」
留下來的人「有多乖」？
政治學者都指出，在目前體制及政治氣氛下，香港能保存多少昔日的價值，將取決於民眾的配合程度。
學者鍾劍華引述哈維爾主張，指在後極權時代要『活得真誠磊落』（living in truth），」香港已經沒有空間，現在就靠海外港人繼續發聲，講真話」。陳家洛教授則認為，不離開本身的崗位也是一種堅持，「關鍵在於，留下來的人大家有多乖，以及有多認真地乖」。
中學教師歐老師說，當局規定的校內愛國活動她盡量「少做一點」，譬如每周的升旗儀式理應有「國旗下的講話」，她並沒有全力執行。「我在大陸有很多親戚朋友，有的是老師，他們說大陸的學校也不會這樣每個禮拜『國旗下的講話』。大陸人很聰明，收到命令、拿了經費就算，不用認真實施，現在香港是太瘋狂、太上腦、太傻。」
徐老師也指，現在教公社科避重就輕，在「違背良心」的議題上輕描淡寫。「你逼我講2019年是『顏色革命』，我真的講不出，那就叫學生回去自己看筆記吧，反正這科已經被閹割，我又何必這麼認真幫官方做『政治宣傳』？或者要講解『完善選舉制度』和『愛國者治港』時，就當成半個笑話地說——如果用幽默的角度去看，現在的香港是挺好笑的。」
她說由於公社科在大學入學試被改為只有「達標」和「不達標」兩級，而達標難度很低，學生上課的態度也變得敷衍，不到一成人會專心聽課。「他們要麼是不配合、喧嘩反叛，要麼就是不理你、自己做其他科目的練習。香港的教育制度本來就很功利，現在連通識科都沒有了，學生更加只顧自己，不用關心社會，冷漠和犬儒的氛圍很強，將來孕育出一班很聰明但沒有道德的精英，會很可怕。」
徐老師坦言，目前制度下難以在教學上啟發學生，她遂把工作重心轉移到課外活動，為有心的學生舉辦考察團和工作坊，在有限的空間培養下一代的人文精神。「社會上還有很多議題值得關心，例如房屋、貧窮、環保問題，帶學生了解這些，起碼讓他們懂得關懷別人。」
中層公務員靜恩就說，2019年後願意表忠的人上位得很快，但並非所有公務員都要爭上位，更多人是安分守己、默默耕耘。
「可以理解上面的人要獻媚，但我們不會盲從，交上去的建議一定還是會依照專業判斷去寫。如果真的要加政治口號，就用折衷方法，加在不顯眼的地方，找了條數（應付要求）就算。我不知道可以堅持多久，但至少要心安理得，不要太噁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