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千容專欄】從國際政治經濟看以巴衝突

哈瑪斯為什麼選在這個時間點對以色列進行血腥攻擊，除了長久存在的區域衝突，杭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口中文化斷層線(cultural discontinuity)衝突未曾停歇，還有「內部壓力外部化」的目的。以色列長期以來採取擱置巴勒斯坦主權爭議，分化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兩大主流政黨(法塔赫與哈瑪斯)的做法，在其中一方權力失衡時，就容易讓激進組織走偏鋒。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法塔赫政黨逐漸失去內部影響力、領導人物阿巴斯健康不佳，控制加薩走廊的哈瑪斯趁這此時機把內部壓力外部化，打得是重新取得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內部的話語權與掌控權。

哈瑪斯選擇這個時間點，從國際視角觀之，烏俄戰爭已經到了歹戲拖棚的階段，原先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及國際政治經濟的連動不再那敏感，剩下的就是西方各國戰後重建協助方案何時能有共識。政治現實是殘酷的，戰爭表面上爭的是生存權與主權，背後其實就是「做生意」，軍火生意、戰後重建，還有政治權力大小牽涉到的商業利益分配。美國在二戰後主導的布列敦森林體系，建立了美元黃金本位制度，催生了IMF和世界銀行，也確立美元霸權地位，即使後來布列敦森林體系告終，美元至今依然是主流貨幣，國際政治經濟趨勢依然與IMF和世銀等國際組織唇齒相依。戰爭後的政治權力與國際經濟組織建制重組往往才是關鍵，哈瑪斯政權沒有老謀深算的國際視角，也沒有崇高的意識型態與狂熱，朝建立回教世界的新強權慾望推進，他們只想操作內部壓力外部化，政治菁英把個別偏好利益，擴大為區域內成員的集體偏好利益與行動，選擇最佳的時間點進行翻身之戰。這場以巴戰爭是經過計算的，若是在烏俄戰爭之初或中期，歐美各國無力關照加薩走廊的戰事，無法讓這場戰爭演變為「回教世界」與「猶太/基督教」的文明斷層線戰爭，一如當年的兩伊戰爭。但此時烏俄戰爭已到尾聲，加薩煙硝再起，即使西方各國冷處理，也無法避免在地緣政治上要面對的「難民潮」再度衝擊全球通膨下原本已經脆弱的國內經濟，完全置身事外有一定難度。

以巴衝突從地緣政治上來看，無解，因為它牽涉著「兩個文明」從生活模式、宗教信仰上的根本不同，利益重疊與衝突讓這個地區永無寧日。這一次的以巴衝突，從國際政治經濟角度，中東事務讓中東國家自己解決，將是西方各國的最佳選項。西方與美國過去涉入中東事務的經驗讓他們付出高昂的社會與政治經濟成本，因此對這個區域的事務已經趨於冷處理，轉向更直接、巨大且長遠威脅的東方巨龍-中國，以及崛起中的印度，「重返亞洲」才是他們最迫切要面對的事。從聯合國、西方各國「口頭呼籲或譴責暴力行為」，美國表態支持以色列立場但未明確列出會「如何以行動支持」，還有回教國家如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以中性語言口頭支持哈瑪斯行動，緊臨的周邊國家則是保持一動不如一靜的態度，大多數國家皆保持觀望態度。

問題來了，被國際孤立的哈瑪斯，武器從哪裡來?伊朗自然是穩固的來源，另有一說是源自「土耳其」，還有烏俄戰爭下透過黑市交易流入加薩走廊哈瑪斯之手。再進一步看，伊朗與俄羅斯、中國的密切政經關係與檯面上下的互動，其中的關係線不言而喻。這場以巴50年來最嚴重的血腥戰爭，手段更激烈，但背後依然是大國間的權力均衡賽局。只要不牽動國際政治經濟導致市場失衡風險，侷限在一地的有限戰爭，由戰爭衍生的金錢與權力等獲利空間，才是決定這場戰爭長短的關鍵。總統大選前的美國不會再陷入中東戰事的泥淖，即使選後也一樣，一旦騰出手來干涉中東事務，東方就有失守的風險，從歐巴馬到拜登努力建立的圍堵連盟並不穩固，盟邦各自盤算在美中之間要如何採取避險(hedging)或扈從(bandwagon)策略，美國現階段要面對的不是維持霸權地位，而是避免陷入烏俄與中東戰事，讓中國有機會在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舞台上趁虛而入，改變美國在印太地區與全球佔有優勢的「現狀」(status quo)。

全球化下的國際政治連動著國際經濟，「有限戰爭」(limited war)打得愈久，中小型國家生靈塗炭，但強權國家卻是等著坐收戰爭紅利。後冷戰時期及廿一世紀伊始，大型國際聯盟形態的戰爭不復見，但區域型的傳統有限戰爭隨著科技發展，戰場從荒野拉進了城市，文明的斷層線依然存在，作為中小型國家角色應該要思考的是如何避險，以及在國際政治經濟層面的危機處理與因應。這場戰事看似與台灣無關，但國際情勢經常牽一髮而動全身。全球化之下，沒有人能置身事外，我們要提早準備的是在通膨壓力與國際政治劇烈變化下，萬一遙遠中東的戰事最後變成了另一場「俄、中、美與西方盟邦」的權力均衡賽局，我們社會量能及經濟力有沒有能力挺過這場冰風暴。當國人把視野與焦點放在國內幾位候選人的選舉花招時，鮮少去認真檢視他們的國際視野及國際危機應變能力，在東西方兩大強權的賽局中，萬一勝者不是我們心之所向的那一方，或是一方為了求勝，讓台灣成了犧牲品又該如何？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中小型國家在強權之下還是有活路。但歷史是殘酷的，政治是現實的，沒有能力保有最佳選項的決策權，缺乏對國際變局的敏感度，最終就只能依附勝者強權，屆時「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不是恐嚇之言，將是最終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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