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的命也是命」延燒藝術圈，權力、階級、資本成為時代浪潮下激烈辯論的中心

文：簡于庭

2013年，雷沃恩・馬丁（Trayvon Martin）在返家途上槍擊了一位非洲裔的美國少年——喬治・齊默爾曼（George Zimmerman）。馬丁獲得無罪開釋後，重視非裔種族議題的艾麗西亞・加爾薩（Alicia Garza）、帕特希・庫拉斯（Patrisse Cullors）和歐帕爾・托米提（Opal Tomet）發起了 「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運動（以下稱BLM），供民眾在社群網路聲援時設置標籤。

隨著類似事件不斷發生，該運動持續在不同城市零星的散播開來，直到2020年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遭白人警察過度使用武力致死，國際間對事件予以高度關注，導致這場反種族歧視的示威浪潮一下蔓延至歐洲、加拿大甚至全球。

撻伐種族主義的BLM作為一個有明確宗旨的運動，在去年甚囂塵上的形勢下開始有別於以往，當存在已久的社會結構問題躍然紙上，種族議題在事件的延燒下使響應活動的群眾主體愈發多元，概念性的擴散為一場全球化的平權運動，這場運動相較以往更重視因經常性忽視，所導致的不平等權力結構。

舉凡與種族、殖民、人口交易甚至階級結構的相關歷史雕像，開始在歐美各地被大量的拆除，歷史價值被重新定義，藝術家馬克．奎安（Marc Quinn）也曾在這場大規模的倒像運動中，將被推翻的雕像基座，再安裝上另豎一座作品，雖然受藝術界評價兩極，但綜觀整體藝術界響應運動的方式，包括對藝術機構的檢視、多元種族的關注，以及博物館角色的梳理等，在這場廣泛的文化事件中，已經逐步催化了當代典範的轉移。

有色人種話語權的空間

伴隨BLM所衍伸的去中心化概念在藝術世界中擴展開來，歐美藝壇展開了一波針對有色人種在藝術世界地位的檢討，舉凡國際獎項獲獎藝術家的種族比例、權威商業畫廊代理藝術家的多元性、博物館作為文化領導機構的成員結構，到博物館作品典藏的藝術家比例等數據，都證實有色人種飽受長期忽視，反歧視的主流輿論使各機構組織，不得不面對大規模的聲量做出應對措施。

此前，紐約古根漢美術館（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在歷年客座策展人、前員工們對於種族與階級歧視的控訴下，首次任命黑人女性策展人內奧米・貝克威斯（Naomi Beckwith）擔任副館長暨首席策展人，取代了原先事件策展人離職後留下的崗位。

而國際權威藝術經銷商例如高古軒畫廊（Gagosian Gallery）、卓納畫廊（David Zwirner Gallery）相繼任命安特萬・薩金特（Antwaun Sargent）與博妮・L・​海恩斯（Ebony L. Haynes）兩位非白人背景的專業人士，藉以增添畫廊在藝術市場中銷售的藝術品維度。

前者作為青年藝術評論家，將拓展高古軒畫廊代理藝術家的多元身份、組織出版及撰稿，後者將主導卓納旗下一間全新以策展為核心的新空間「52 Walker」，策劃多元背景身份藝術家展出，並致力於黑人畫廊人才培養計劃。此一舉措或許基於商業策略考量，然而使多元文化在商業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仍將增添多元種族話語權的掌握空間。

博物館去殖民化的行動

博物館在BLM事件中遲來的立場支持聲明，並沒有使其轉危為安。縱使有諸多因素停滯不前，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早於2019年至今，遲遲不肯面對的博物館「新定義」提案——民主、包容、多元性的思考，再次被端上檯面。

隨著反種族主義呼聲的日益高漲，博物館被要求面對存在和永久性的合理化，呼籲將殖民時期從其他國家所掠奪的文物返還給原持有國的號角再次被吹響。法國在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2017年的公開支持下，於去年立法確定首批27件文物將歸還奈及利亞和塞內加爾。

隨後，在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與荷蘭熱帶博物館（Tropenmuseum）的支持，使荷蘭政府積極作為，成為歐洲第一個成立專業委員會來研究並制定相關辦法的國家，他們同意將無條件歸還曾屬荷蘭殖民地的掠奪文物。

而德國亦宣布文物歸還承諾，計劃明年將文物返還給不斷向歐洲爭取掠奪文物歸還的奈及利亞，他們也成立機構啟動非洲博物館交流計劃，以深耕國際合作。

文物返還雖影響博物館典藏與展示優勢，歸還的文物數量亦僅冰山一角，但國際風向的帶領已引起部分歐洲國家、機構相應的啟動相關歸還計畫，不論是否有政治經濟動機或相應政策仍然不足，都將開啟重新書寫歷史敘事的可能性。

「文化敘事」還是「政府意識」的政治正確？

鑑於博物館被視為書寫文化的角色，從機構展覽的（再）生產邏輯、機構對於展覽自我審查的原則，到因政府或董事會資本左右的爭議等，機構的運作系統以及敘事正當性受文化圈更廣泛的議論。

去年紐約惠特尼美術館（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特別策劃的「集體行動：變革時代中的藝術家介入」（Collective Actions: Artist Interventions In a Time of Change）展覽被揭露出未經藝術家同意，在BLM及疫情應對基金的募款平台上，以公益價格購買數件預計展出的藝術品，輿論使館方面臨暫緩執行展覽的決定。

另一方面，歐美大型回顧特展——《現在是菲利普・加斯頓》（Philip Guston Now），基於巡迴機構期盼這位濃厚維權色彩的藝術家，可以在合適的社會背景下獲得清晰的詮釋，主動宣告延期。

如此以政治正確進行展覽審查的方式，被指控為顧慮避免特定觀眾的可期反應以及對抗議的恐懼。即便發表言論的資深策展人馬克戈弗雷（Mark Godfrey）被泰德美術館停職（現已離職），軒然大波下，美國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Art）、英國泰德現代美術館（Tate Modern）、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和休斯頓美術館（ Museum of Fine Arts, Houston）將延後的開幕時間從2024年調整為2022年。

社會已經意識到生產機制需要被更嚴謹的重視，當機構面對生產機制的政治正確，無論就執行方法或生產意義的考量，都應基於專業的文化獨立機構，去判定生產與社會的聯繫。

全球意識形態的轉變下，平權運動所觸及的是一場全球歷史性的改寫，它的去中心化、去殖民概念，為藝術界提供一個更為均衡的方法，影響著每個包括藝術家在內的藝術從業者，在展覽策劃、審美價值、創作議題以及與民眾互動方式的轉變。

象徵的政治縮影的博物館，流動在其中的權力、階級、資本使之無可避免地成為這次浪潮下激烈的辯論中心，即便這場抗爭或許為不同種族的群體，帶來過度的關注或刻意的變革，甚至被評為菁英階級的多元化重組，然而一時的平權運動，是期望能為每個人心裡埋下平權的種子，若平等成為普世價值，平權的呼聲便不再存在，我們都將是這場解決歷史失衡進行式的見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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