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死刑 問題就解決了嗎?

內湖又再發生女童遭隨機割喉事件，這已經是四年內第三起的殺童案，社會譴責聲不斷，並已有立委提出刑法第271條之1，即對故意殺害十二歲以下兒童者，必須處以死刑的草案。如此的立法，雖想以極刑的方式，來防止類似悲劇再度發生，惟以目前司法之現況，此等修法所能發揮的作用，實屬有限。 依據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者，處十年以上、無期徒刑或死刑，而目前針對殺害特定對象為法定刑加重者，除刑法第272條第1項，殺直系血親尊親屬可處無期徒刑或死刑外，若殺害對象為十八歲以下兒童或少年者，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亦應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也就是法定刑成為十五年以上、無期徒刑或死刑。只是這樣的加重，仍有相當大不判死刑的空間，致有提出殺童者必處死刑的修法建議，來將法官的裁量權完全壓縮。 惟就算撇開唯一死刑是否違憲的爭議不談，在殘暴殺人的樣態，實不僅是殺害兒童下，如鄭捷之情況，是否也該對捷運殺人、隨機殺人、連續殺人等等，亦同列唯一死刑的清單中？甚且，立法者若又怕處極刑過於嚴厲，致列舉得處無期徒刑之例外，但這些情況若過於空泛與不明確，還是會回到由法官判斷的老路，實質意義並不大。顯見，根據單一事件所為的修法，恐須有更完整的思維與配套。 其次，重刑要有嚇阻效果，必以迅速審判與執行為前提，但依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5項，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之案件，原審法院應依職權上訴。換言之，只要是殺人案件，都必然會來到第三審，這就不可能達到速審的目的。而立法者即便規定為唯一死刑，但法院未嘗不可以刑法第59條，即情狀可憫來為減刑。 雖然在我國所簽署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6條，並無對精神障礙者不得判處死刑的明文，惟聯合國在1984及2005年卻曾有，不得對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者，判處或執行死刑之決議，最高法院即遵循此意見，致逐漸採取對精神障礙者不得判死刑的原則，這就使此等案件陷入不斷接受精神或心理鑑定的循環中。 不管是精神、抑或是心理鑑定，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客觀，是否能藉由一、兩份鑑定報告，即足以為審理上的判斷基礎，實也難有定論。也因此，不管在哪個審級，當事人雙方必然會繼續提出精神或心理鑑定之聲請，而出現更多且結論可能相異的鑑定報告，這必然將使審理時間更為拉長。如四年前發生的台南湯姆熊殺童案，被告所接受的精神與心理鑑定已不下十數次，而隨著案件尚未終結，未來仍可能繼續接受鑑定，從此案就可看出目前涉及死刑案件的審判實況。 而一旦案件審理進入漫長的訴訟，不僅被告將在生、死之間糾葛，被害人及其家屬，亦將繼續在暗夜中哭泣。而即便以死刑確定，但顧及國際觀感，也未必立即被令准執行。凡此種種，就使死刑的威嚇效果逐步降低，甚至到零的地步。 在去年五月，北投殺童案發生後，法務部在民意怒吼下，核准了六名死刑犯的執行，沒想到，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又再度發生更殘暴的殺童事件。如此的結果，到底是死刑犯執行的還不夠多，抑或是死刑根本不可能抑制瘋狂的殺人者，恐是大家必須思考的深層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