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從筆桿子到槍桿子 (下)

三國水滸：毛澤東的亂世寶鑑 1941年1月31日，毛澤東寫信給正在蘇聯讀中學的兩個兒子毛岸英、毛岸青，隨信附了一份希望兒子閱讀的書目，一共有二十一種書，其中除了一些當時中學生的文史讀本以及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之外，全部都是中國的小說及歷史書籍，包括：《精忠岳傳》、《官場現形記》、《子不語正讀》、《三國志》、《蘭花夢傳奇》、《峨眉劍俠傳》、《小五義》、《續小五義》、《聊齋志異》、《水滸傳》、《薛剛反唐》、《儒林外史》、《何典》、《清史演義》、《洪秀全》、《俠義江湖》等。 這份書目在中國歷代的家訓中，絕對是破天荒的，也多少透露出毛自己的興趣與價值取向。從中大抵可以看出，中國傳統文化是毛澤東一生的主要思想，毛澤東尤其喜歡傳奇小說和造反故事。在毛的意識中，對正統士大夫視為歷史「負面」人物的重視程度，要超過「正面」人物，對小傳統的興趣又大於大傳統。 蘇共的奪權之路，是利用貧窮的城市工人和從歐戰戰場敗退回國後一無所有、充滿怨恨的官兵；中共的奪權之路卻無法仿效之——蔣介石、汪精衛及國民黨新軍閥控制了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大肆捕殺共產黨人，而共產黨孤注一擲發起的廣州、南昌等城市暴動都先後失敗了。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加上中共的冒險主義，使中共付出慘痛代價。1927年年底，中共黨員從將近五萬八千名左右，降到只剩一萬人，折損約五分之四。那麽，如何才能絕處逢生呢？ 瞿秋白、李立三等共產黨領袖的選擇是，繼續靠蘇俄的津貼，在城市發動工運；而毛澤東的選擇是，像他所心儀的梁山好漢那樣「佔山為王」、「落草為寇」。中國的產業工人大都集中在國民黨佔據優勢地位的沿海城市，而且數量有限；與之相比，中國的農民多如牛毛，更容易受其擺佈。馬列主義的教條不能拯救共產黨命懸一線的處境，唯有《水滸傳》才是一本如假包換、起死回生的教科書。毛讀得最多、引用得最多的書是《水滸傳》和《三國演義》，毛從中汲取了如何造反、打天下的教訓。 1927年8月31日，毛澤東坐上火車，前往湖南的一個新興工業城市和鐵路樞紐——株洲。在那裡，他與地方黨委同志討論了暴動計劃，並決定組織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兵力約五千人。他深信，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是，在變化多端的軍閥和國民黨統治的中國，如果沒有自己的武裝，僅僅依靠知識分子發動工人與農民來組建政黨和領導權力，將會是徒勞無功。 毛的新策略是：努力與以農民為基礎的社會性盜匪勢力結盟，建立一支能夠奪取和維持行政區域的紅軍。然後，在共產黨的軍事和行政控制的保護傘下，地方政治得以重組，讓農民擁有歷史上缺乏的反對地主的集體力量。由此，農民就成為紅軍源源不斷的兵員和財源。 槍桿子出政權：毛在井岡山落草為寇 毛比其他中共領導人更早地認識到軍隊的重要性。儘管筆桿子必不可少，但槍桿子比筆桿子更重要。毛指出：「發動起義，單靠農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有軍事的幫助。有一兩個團的兵力，這樣起義就可起來……要奪取政權就一定要有兵力，沒有兵力的支持就去奪取，這是自欺的話。我們黨從前的錯誤，就是忽略了軍事，現在應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軍事運動。」在南昌起義失敗後的黯淡歲月裡，毛說出了一句流傳千古的話：「槍桿子裡出政權。」追求權力、鞏固權力、運用權力，形成毛澤東參加共產黨後的生命主軸。 然而，當時毛澤東率領的軍隊只有幾百枝槍，根本就是烏合之眾。在冷兵器時代，這樣的農民武裝有可能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但在這個新的時代，血肉之軀不可能對抗鋼鐵武器，光是白色恐怖就癱瘓了秋收暴動，不是把暴動的農民趕回老家就是送進墳墓。 「秋收暴動」失敗後，毛澤東在長沙東方一百公里的小鎮文家市集結殘部七百多人，宣佈奔向井岡山。羅霄山脈中部的這塊險阻山區一向就是土匪、叛徒的藏身處，官府的力量有所不及。毛認為它是機動部隊的絕佳根據地。當時，袁文才、王佐率領一群土匪佔領了井岡山。袁、王屬於本地客家人，與本地居民關係緊張，他們組織了「馬刀會」，宰制整個寧岡縣十五萬人。當時的中國，有很多這樣的由土匪代行政府職能的地區，可以説是某種「半無政府狀態」。 1927年10月初，毛澤東進入井岡山後，深知強龍必須與地頭蛇結盟，便修書給袁、王，請求結盟。關於這一段故事，曾經追隨毛澤東的紅軍將領龔楚（後來的紅七軍軍長）在回憶錄中有生動的描寫：「王佐是一個頭腦簡單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三個一拍即合，大塊肉大碗酒的結拜為弟兄。毛澤東與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當成功的，他滿口仁義道德，哄得袁王二人帖帖服服，都接受了毛澤東所委任的營長職務。從此，毛澤東便在井岡山立定了腳跟。」 然而，毛、袁、王絕非桃園三結義的劉、關、張。不久之後，毛澤東就按照《水滸傳》中「火併王倫」的情節，著手清除袁文才和王佐。1929年，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問題決議案》，提到「暴動前可以同他們（土匪）聯盟，暴動後則應解除其武裝並消滅其領袖」，袁文才和王佐的命運即已註定。 袁、王兩人被清除，還有族群矛盾的因素。當時，當地土籍和客籍兩族矛盾越發激化，袁文才槍殺了土籍的寧岡縣工農兵政府主席文庚宗，土籍控制的中共湘贛邊區特委槍殺了與袁、王交好的特委組織部長宛希先。1930年2月24日，袁、王二人及其所部在永新縣遭到湘贛特委指揮的部隊與彭德懷紅五軍第四縱隊伏擊，邊界特委書記朱昌楷親手槍殺了袁文才，同時被殺的還有袁、王部排長以上幹部四十餘人。三十多年後，毛重回井岡山，才假惺惺地召見袁的遺孀表示慰問，而袁也獲得了革命烈士的身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革命烈士並非被國民黨殺害的，而是被共產黨殺害的。 井岡山皇帝：毛的養尊處優生活 毛澤東成為井岡山的最高統治者。共產黨的教科書常常渲染毛在井岡山過著茹毛飲血的艱苦生活，近年來中共在井岡山新建黨校以培養官員「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實際上，毛澤東這段時間的生活可謂養尊處優。毛在井岡山的主要住宅之一位於入山口茅坪，交通便利，一旦情況吃緊，隨時可以撤進山裡。這是一棟美麗的八角樓，這棟大宅子原屬於當地的醫生，被毛的軍隊強佔。毛所到之處，不僅學校關門，醫生易址，祠堂、教堂也被徵用。毛在井岡山住了十五個月，進山裡只有三次，總共待了不到一個月。 毛並不是一個生活簡樸的人，他擁有眾多的僕人，用共產黨的術語叫「工作人員」。裡面有司務長、伙夫，有專門燒水挑水的，有馬伕，甚至有專門負責為他蒐集煙草和報紙的人員。匪首的生活標凖，當然是普通匪徒望塵莫及的。後來，當毛在延安建立割據政權，更是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知識分子王實味因為批評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囀玉堂春，舞迴金蓮步」而遭致殺身之禍。 1928年5月，朱德率領兩千人的殘餘部隊來到井岡山跟毛澤東「會師」。合編的朱、毛部隊約有三千人，成為紅軍第四軍，「第四」取自張發奎又稱鐵軍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共產黨誓言要延續鐵軍的傳統。但是，他們卻更改了旗幟：舊有的青天白日旗改為紅旗，紅旗中間是白色五角大星配以交叉的鐮刀、斧頭標識。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朱德的實力在毛澤東之上，但玩弄權術朱德根本不是毛的對手，毛成功地實現了「黨指揮槍」。 機會主義：土匪頭被中共政治局除名 毛澤東很快成為具有全國知名度的土匪頭子，當時中國沿海城市的報紙常常出現關於「毛匪」的報導。但毛又不僅僅是傳統的土匪，他的背後還有共產黨，儘管「蝸居」上海的黨中央難以遙控毛的作為，毛仍然要拉大旗作虎皮，以震懾群雄。 紅軍在打家劫舍、謀求自身生存的同時，其中的黨員幹部始終向士兵和暫時統治的農民進行宣傳，始終銘記共產黨綱領中的基本原則和目標。而且，只要條件允許，紅軍就沒收士紳和地主的土地並且分配給農民，以此來吸引貧苦大眾。更重要的是，中共是一個自認負有歷史使命的革命政黨，所以在這個政治前提之下形成的中共武裝割據，絕非尋常軍閥可以相提並論。中共在其割據區內，根據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理念，逐步建立起一個嶄新的權力結構。 不過，躲藏在上海租界裡的中共中央，以及遠在莫斯科的後台老闆史達林，對毛的「流寇」做法不以為然。毛不進攻長沙，被中共中央冠以「軍事機會主義」的罪名，在上海召開的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等人被撤銷其湖南省委委員的資格，毛澤東還被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不過，由於聯絡中斷，毛澤東直到第二年3月才知道這個結果，而且這個結果並未動搖他對土匪隊伍的控制。 1927年12月31日，上海的中共中央再下令免去毛的前敵委成員資格。當時任中央軍事委員會書記的周恩來在一份報告中説：「毛澤東的部隊只是到處流竄的土匪。這樣的領導人不相信廣大群眾的力量，才陷入真正的軍事機會主義。」周認為，毛的部隊完全由「地痞流氓」組成。其實，美國學者伊羅生（Harold R. Isaacs）在《中國革命的悲劇》一書也指出，井岡山上的「紅軍」有很長的時期都是孤立於農民之外的，農村中人不但不支持「紅軍」，而且將他們當作土匪來攻擊。 不過，周恩來日後卻為他説的真話和對毛的輕視付出沉重代價：周擔任中共總理長達二十七年，對毛百依百順，但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也未曾得到毛的信任。毛故意拖延批准醫療小組對周實施癌症手術，完美地達成了對周的謀殺。 魔王時代：除了死神，無人能與毛為敵 蘇俄方面並不看好毛和他的散兵游勇。1928年2月底，共產國際執委會國際聯絡部代表亞伯瑞奇在給莫斯科的報告中説：「建立紅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由於這些軍隊既無基地、又無給養，他們對農民構成極大負擔。由於這支軍隊又一部分出身半土匪——如毛澤東的單位即是，隨著時間過去，他們會分化，會讓農民反對他們。尤其糟糕的是，這些軍隊經常跑掉，留下農民應付軍閥部隊的進攻。」多年以後，直到毛奪取了中國政權之後，史達林才給予毛遲來的肯定。 此時此刻，毛澤東已部分地脫離了「大老闆」的控制。他對於來自上海的中共中央及莫斯科的命令，大都採取拖延或模糊的方式回應，以達成「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結果。毛不願屈居任何人之下。次年，朱德率領南昌暴動失敗後的殘部來到井岡山。儘管朱比毛年長、也更受官兵愛戴，但毛通過若干巧妙的權力運作，讓朱淪為其配角。紅軍領袖雖以「朱毛」並稱，但朱從未掌握實權，是有名無實的總司令。難怪文革時林彪當面羞辱朱德説：「你一天都沒有當過總司令。」1927年，毛澤東的性格就已經定型，他已經習慣發號施令。他和許多習慣發號施令的大老闆一樣，絲毫不懷疑自己有權力決定他屬下每個人的命運。 此後二十二年，毛的武裝鬥爭和「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逐漸成為中共的主流路線。他用槍桿子武裝被他煽動起來造反的農民及地痞流氓群體，再用筆桿子吸引和麻醉知識分子和學生。由此，毛從農村破落戶子弟和城市邊緣人，搖身一變成為中共獨一無二的領袖，以及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掌權二十七年的終身獨裁者——除了緩緩來臨的死神，沒有任何人可以撼動他的權力。 泯滅人倫：對父母妻子無情無義 毛澤東唯一推崇的文豪魯迅說過：「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魯迅的文章固然失之於刻薄和冷酷，但生活中的魯迅卻在「橫眉冷對千夫指」之外，保有「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一面——這在毛澤東看來，大概是「革命不徹底」的體現吧？毛對待親人的態度是：無情才是真豪傑，憐子確實不丈夫。多年為毛服務的醫生李志綏指出，毛缺乏人的感情，從不知道愛、友誼、溫情為何物。 毛澤東將他的威權化的父親，視為人生中的第一個敵人，對父親沒有絲毫的感情。但是，即便是對他自己聲稱感情很深的母親，亦相當冷酷無情，他的母親在病逝前希望見兒子一面，毛卻不屑一顧，讓母親含恨而終。 對於妻子和情人們，毛更是絕情之極。毛的第一個妻子羅氏，是他的父母為他挑選的、比他大四歲的女子。那時毛年僅十四歲，毛對其毫無感情。一年多之後，羅氏便在毛家患病去世了。 毛自己承認的第一個妻子是楊開慧。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十分賞識毛這個小老鄉和私淑弟子，有意促成女兒與毛澤東的婚事，卻未料到由此葬送了女兒的幸福乃至生命。 1920年年底，毛澤東與楊開慧結婚。不過，當時並沒有官方的法律登記，他們也未舉辦傳統的結婚儀式。結婚之後，曾經熱戀楊開慧的毛澤東，很快在外面結交了兩名女友。楊開慧無可奈何地寫道：「我又知道了許多事情，我漸漸能夠瞭解他……我對他的態度是放任的，聽其自然的。」由於毛澤東四處奔波，所謂「好男兒志在四方」，兩人在一起生活的時間並不多。1924年，在毛澤東到達廣州不久，楊開慧才攜毛岸英、毛岸青兩子到廣州，一家四口同住於東山廟前西街三十八號。 北伐開始之後，毛離家北上，楊開慧則帶著孩子回到湖南長沙。此後，夫妻二人再也沒有見過面。1930年，毛澤東和彭德懷率軍圍攻長沙，毛絲毫不考慮此舉會危及妻子的安全，也沒有做過任何努力將妻兒接出來。 守衛長沙的國民黨將軍何鍵最痛恨共產黨和毛澤東，其父親曾經被毛澤東煽動的暴民抄家並遊街示眾。為了報復毛澤東，何鍵逮捕了年僅二十九歲的、絕望的少婦楊開慧，匆匆審訊之後，將其槍決。而毛澤東是間接殺害楊開慧的凶手。 髮妻之死：不值一滴鱷魚眼淚 楊開慧生前寫過八篇給毛澤東的文章，用蠟紙仔細包好，藏在老屋的泥磚縫隙裡。1982年和1990年兩次修繕房子時，這些文章才被發現，而那時毛澤東已死，再也看不到這些文字了——即便能夠讀到，心如鐵石的毛也不會掉下一滴鱷魚的眼淚。 在這些秘藏半個多世紀的文章中，楊開慧對毛澤東灌輸給她的信仰，有了一定的反思和懷疑：「我從前的觀念是錯了！唉！殺，殺，殺！耳邊只聽見這種聲音。人為什麼這樣獰惡！為什麼這樣殘忍！為什麼呵！？我不能去設想了！我要一個信仰！」那麽，她需要的是少女時代在教會學校接觸的基督信仰嗎？ 另一方面，楊開慧仍然堅守她對毛澤東的愛，以至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何鍵告訴她，她只要宣佈跟毛澤東脫離關係，就可以免死，她卻斷然拒絕，毅然赴死。或許，她覺得既然已被毛拋棄，還不如一死了之。 楊開慧寫道：「我要吻他一百遍，他的眼睛，他的嘴，他的臉頰，他的額，他的頭，他是我的人，他是屬於我的。」另一方面，她對毛的絕情亦不無哀怨之語：「他丟棄我了，以前的事一幕一幕在腦海中翻騰，以後的事我也假定。」她也覺察到毛甚至連親生兒子也不顧的超級冷酷：「父愛是一個謎，他難道不思想他的孩子嗎？我搞不懂他。」 楊開慧當然永遠搞不懂毛澤東，她的殉難不會讓毛澤東流下一滴眼淚。而何鍵企圖以槍殺楊開慧來打擊毛澤東，也根本達不到其目的。毛早已有了新歡，即他的第三任妻子賀子珍，何鍵幫助他除去楊開慧，反倒讓毛不再有對楊開慧的愧疚之心。 毛剛上井岡山時，匪首袁文才為了籠絡毛，將一個朋友漂亮的妹妹介紹給他。這個少女就是年僅十八歲的賀子珍，知書識禮，身材苗條，皮膚白皙，小名「桂圓」，毛比她大十六歲。 賀子珍雖然年紀小，經歷卻已相當豐富。她的父親當過縣長，後來家道中落，開茶館生活。賀子珍十六歲就參加永新的工農運動，剪了短髮，歡迎北伐軍，並當上了縣婦女部長。蔣介石清共之後，她被迫逃亡，加入袁文才的土匪部隊。 毛一下子就吸引住了賀子珍。在袁文才的隊伍裡，從來沒有一個像毛這樣見過大世面的革命者。不過，兩人結合之後，很快就爆發了矛盾。兩個性格倔強的人在一起，必然時常發生衝突。毛只是享受賀子珍那比楊開慧更熱情奔放的肉體而已，對她更談不上溫柔和憐惜。後來，賀子珍精神失常，被毛送到蘇聯養病，毛則趁機與江青勾搭成奸。 在槍林彈雨的革命生涯中，毛澤東很少想念他與楊開慧生的兩個兒子，對兩個兒子多年來顛沛流離的悲慘生活也少有關切。對此，美國學者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和梁思文（Steven I. Levine）合著的《毛澤東：真實的故事》如此解釋：「中共領導人對其子女絕情，不完全出於經濟因素。他們根本無暇顧及子女；他們必須專注在主要任務上——革命、內戰、解放被壓迫的群眾。在宏偉的計劃中，小孩的眼淚，即使是自己的骨肉，實質上並未受到注意。」 江青名言：我是主席一條狗，要我咬誰就咬誰 後來，毛岸青因被員警毆打而腦子出了問題；而被毛澤東作為接班人培養的毛岸英意外地死於韓戰中聯合國軍的一場轟炸，據說是毛岸英執意要生火做蛋炒飯吃，才讓轟炸機發現了目標——這起意外使得毛澤東無法像北韓的金日成那樣，在家族內部傳承權力直到第三代，也使得中國人免於過北韓人那樣更加悲慘的奴隸生活。 至於以後毛澤東在延安遇到來自上海的女演員江青，並不顧同僚的反對而與之結合，那是後話了。江青幫助毛策劃了清洗黨內高層的文革運動，也像楊開慧那樣至死保持對毛的忠心——毛去世後，江青作為「四人幫」的魁首，被送上法庭審判，當庭咆哮説：「我是主席的一條狗，主席讓我咬誰，我就咬誰。」鄧小平為了維護毛的地位，將江青作為毛的替罪羊；江青卻一語道破天機——毛一生以破壞者自居，甚至像頑童惡作劇一般破壞自己建立的黨。 「破壞論」來自於梁啓超。在1902年的流亡生涯中，梁啓超旅行歐美，觀察英、法兩國能達成現代性，是因為它們的革命及內戰摧毀舊有的封建系統。梁得出結論，破壞乃再生的契機。此後，毛澤東引用唐代文豪韓愈的話對梁啟超的「破壞論」作了發揮：「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梁啓超晚年否定了自己早期的「破壞論」，而毛澤東則以「破壞」為終身志業。 專欄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副標及小標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