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與哀哭者同哀哭？(下)

余杰：日本是亞洲最早、也最成功實現西化（民主化）的國家，儘管經過一段軍國主義的歧途，但二戰後由美國佔領軍主導轉型，到今天總算成了亞洲民主的典範。但是，在廣義的「西方國家」中，日本是唯一甚少有基督教因素的國家，日本基督徒的比例甚至比中國、香港、台灣還要低。雖然日本也有像賀川豐彥這樣了不起的基督徒，但基督教在社會上的影響並不大。換言之，日本學到了西方的皮毛，卻丟失了西方的根基。美國學者艾力克斯・科爾在《犬與鬼：現代日本的墮落》一書中，甚至將日本看作是「現代化失敗」的例子。 身為一位長期在日本工作生活的華人基督徒、加上你的妻子又是日本基督徒，而且你也周遊列國過，或許你能對日本社會和文化提出一些批判性的思考。請談談你在日本教會中的信仰生活，並嘗試分析一下基督教在日本發展的困境，以及未來如何突圍。 班忠義：這幾年，我們遷居廣島郊外的小村莊，那是一個人口老化的村莊，我們所在的教會更是如此。包括我們一家四口才只有8個會友，牧師無法維持生活，還要到殯儀館兼職，真是很可憐。這是日本教會的普遍狀況，信徒大都是戰敗後皈依的那代人，原來的國粹教信仰崩潰，就找到了基督信仰。但他們的信仰難以傳承下去，年輕一代的心理對基督信仰有牴觸，很多教會都面臨衰亡的危機，每個教會75歲以上的人佔一半，新人很少。 我每次回到日本，都感覺像掉進了一個陰溝似的，這是一個非常保守的社會。透過戰後的民主教育，民眾的文明素質普遍提高，但精神層面和英美基督教信仰脫節。它只有世俗的文明，號稱「禮儀之邦」，但那是魯迅所說的「吃人的禮教」，每個行動有板有眼，按照規矩辦事，束縛了人的自由發展。這種禮教如同聖經中猶太人的律法，沒有因真理而來的自由。就忠誠而言，過去日本人的忠誠限於地緣關係，一個小村落為細胞或核心，然後擴展成一個地區，最後擴大到日本這個國家。只要你為日本帶來好處，你就是義人，這就是日本民族的義，而不是基督教「普世的、萬國萬邦」的義。所以，二戰中的日本老兵才會認為，他們在中國殺人放火是為了日本的生存發展，是為了日本的義，不認為自己是在犯罪。在日本，普遍性的、超越性的價值未能建立起來，日本民眾和政客考慮國際關係和國內事務，大多都是以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為出發點。 不過，我仍然感激日本為我提供了一定的做事的空間。 日本有民主制度和對自由的保障，我要做一件自己的事，政府和其他人不會打擾，這比專制的中國好得多。我那些以中國為主題的作品都在日本發表，反倒不能在中國發表，這本身就說明問題。在日本，只要有一小群人有興趣，就至少可以做一場小型的放映會。 在日本宣揚基督教很難，如果說中國是一盤散沙，那麼日本就是一塊岩石。可悲的是，現在整個東亞地區都沒有正義的觀念，邪靈籠罩，彼此敵視。日本、中國、俄國，北韓，一個比一個糟糕。日本覺得跟中國和北韓相比，自己已經夠好了。我只能寄望中國發生變化，如果基督教價值成為中國的主流價值，中國轉型成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就會對日本帶來猛烈的衝擊。 為什麼將幫助慰安婦作為一生的事業？ 余杰：你從事幫助慰安婦的工作，甚至比你成為基督徒還要早。最初是一個怎樣的契機，讓你關注到這個被歷史湮沒的群體？ 班忠義：1992年12月，在東京舉辦的「日本戰後賠償問題國際聽證會」上，一位來自中國山西的老婦人以她3次被日軍抓去做慰安婦的血淚經歷，控訴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當老婦人講到當年她被日軍滅絕人性的摧殘並遭毒打時，當場昏倒在聽證台上，這一幕深深震撼了我。那位名叫萬愛花的老人，矮小衰老，不會說國語，穿著一身黑的土布衣服，為什麼那麼悲慘的遭遇會降臨在她身上？ 我以前多多少少對中日戰爭的歷史有所瞭解，卻不知道還有如此黑暗的一頁。從那次以後，我開始關注起「慰安婦」這個問題。其實，準確地說，她們這個群體是日軍性暴力的受害者，「慰安婦」這個語詞是日本官方對她們的「污名化」，不過，這個詞語用久就似乎約定俗成了。 1994年，日本國會通過法案，允許本國遺留在海外的遺孤全部回國，但是對「慰安婦」的歷史卻不承認，反倒百般詆毀，這真是冷熱迥異的兩個世界。此前，我幫助過不少留在中國的日本婦女回日本，我就想，是不是應當幫助那些留在中國無法回家的慰安婦呢？ 1995年，我回到中國，先到北京，然後坐夜車到山西太原，再一直往山裡走。我租了一輛舊吉普車，按照之前查到的幾位老人的地址，一一去尋訪她們。我所看到的情形是此前不可想像的。有一個老太太，患有嚴重的哮喘，喪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她告訴我，省委書記去看過她，但看完就走了，什麼問題都沒有解決。如今，她連去醫院的醫療費用都沒有，家中一貧如洗。我還去了其他幾個省分，探訪了多名類似遭遇的老人。我當時就有一個想法：一定要幫助她們，至少要有個求醫問藥的費用！ 我回到日本後，跟寺廟的老和尚商量這件事，他告訴我，「你可以先用寺廟的名義籌款，在日本做事情需要有組織、有誠信度，因為一般人不會輕易相信你這個外國人。」他又提醒我，「這件事成功率很小，你別抱太大希望。」後來，我找到一位和我一樣關注日本遺孤問題的《朝日新聞》記者，她發表了我從山西帶回來的訊息，一石激起千層浪，在日本社會引起強烈迴響。由於日本政府一直不敢對造成「慰安婦」這一事實承擔責任，很多日本人以往都認為「慰安婦」是她們自願加入的，是一群在日軍中以賣春為生的女人，是日軍給了她們一條謀生之路，後來我發表一些有關中國性暴力受害的文章，讓很多日本人才真正瞭解到中國慰安婦的不幸遭遇和真相。 很多讀者深受震動，慷慨解囊，每天都有錢郵寄到寺廟裡。一名叫堤京子的婦人說：「這件事應是日本全民族都應該補償的，這是我們背上一個沉重的歷史包袱，我對日本政府對此事的態度感到驚愕和氣憤，雖然我只能捐一點錢，表示一點心意，但請收下。」到了第二年4月，前後5個月時間，我們收到200多萬日幣捐款，折合美金2萬。那時，我調查到的受害老人的人數有限，我就想，還可以多找一些資料，擴大資助範圍。 和日本老兵及家屬在一起。圖／余杰提供 余杰：這件事就像滾雪球一樣，愈滾愈大，你就完全陷進去了。 班忠義：是的。比如，當時有一家《婦女之友》雜誌社，寫慰安婦的報導，跟我聯繫，互相交換訊息。那年9月，我收到一封從湖南來的信，說是有一位姓鄭的老太太，是韓國僑民，也是日軍性暴力受害者。她對故鄉魂牽夢縈，已到了癌症晚期，希望在臨終前回韓國一趟，請求我幫助她。 10月，我去了湖南省雙峰縣一趟，見到鄭老太太。她的身體很衰弱，但她人緣很好，全村人都想幫助她實現心願，但村民都沒有經濟能力。她自己也存有一線希望，「如果回到醫療環境更好的韓國，能不能治好自己的病呢？」其實，我已經得知，她身上長了9公分的癌症腫瘤，已是晚期，連動手術都無法。 但我還是想幫她實現最後的心願。我問她，「妳有韓國老家的地址嗎？」她在中國生活了幾十年，連韓語都忘記了，只能用湖南口音的中文跟我說了一個含糊的地名，類似於「重慶南道」的樣子。怎麼辦呢？我記下讀音，回到廟裡開始自學韓語，兩個多月後，我就到韓國找到延世大學國語中心的一位學者，請他幫忙查查看，有沒有類似發音的地方。他提供兩個地方，一個在海邊，一個在河邊。我記得老太太說過她家在河邊，就坐新幹線過去查找。我到了一個名叫「江景驛」的小鎮，先到鎮公所查戶籍資料，但找了半天都沒有收穫。工作人員告訴我，此處是韓戰時的戰場，經過那場慘烈的戰爭，當年的房屋經過戰後數十年的現代化建設後，早已蕩然無存，連蛛絲馬跡都沒有了。 我記得老人曾跟我說過，她家在一個小山坡上，抱著最後一絲希望，我到小鎮後面的山坡去找，那個小山坡中間挖了一條公路，地貌早已面目全非。我一家家問，並請來會日語的人當翻譯。結果，皇天不負有心人，在旁邊一座小廟裡，我們遇到一位老太太，我給她看鄭老太太的照片，她立即認出來，說：「這不就是當年鄭家的女兒？是我的鄰居啊！」 此後，我聯繫到漢城（今首爾）基督教會一位長老，由他出面跟韓國政府交涉，終於在1997年春天，把鄭老太太送回韓國治療。但是，醫院還是回天乏術，8個月後，她去世了。回韓國前，鄭老太太特別立下遺囑：有生之年要回韓國看一看，但不論是死是活都要回到中國，和老伴合葬在一起。但是最終，她死在陌生的祖國，未能回到中國。 這種故事，我經歷了好多。如果我不是基督徒，很難堅持下去。我很能理解寫《南京大屠殺》的作家張純如最後為何會自殺身亡，因為那麼多人性的黑暗和醜惡，讓她深受傷害，無法從中解脫出來。 余杰：我看到一篇文章如此描寫你與那些老人的來往：「當他盤腿坐在老人家中的炕頭上，和她們一起喝用粗鹽、土豆和小米熬成的稀粥時，當他和老人一家擠在一張又髒又窄的土炕上睡得又香又沉時，當他顛簸幾10哩山路把重病的老人攙進醫院時，當他在昏暗的燈光下為一個沒有把握的手術而吃不下飯時，當他為闊別祖國50多年的韓國老大娘找到故鄉而欣喜若狂、手舞足蹈得像個孩子時，人們不得不懷疑他是否和這些不幸的老人有著某種特殊的聯繫？一個在國外旅居了10多年的人，還仍能對這片土地、對這些老人保持著質樸的親情，並且那麼和諧地融進她們的生活中。」我想，只有基督徒才能理解這種超越於血緣、利益之上的愛，那是從天上來的愛。雖然你剛剛從事這項工作的時候你還不是基督徒，但我想，上帝那時就已經將這種愛人如己的心放在你心中。當你成為基督徒之後，你更能堅持著走下去，無論遇到怎樣的困難和挑戰。 我記得德蕾莎修女說過，「愛，直到受傷害。」真正的愛是不設防的，是會讓自己受到傷害的。我又想起此前訪問過的台灣基督徒蘇南洲弟兄，他是最早關注228罹難者家屬的人士之一，他曾說，有228難屬爭奪政府發放的補償金，讓原本好好的一家人分崩離析，教人情何以堪。我想，在你多年幫助「慰安婦」的過程中，大概也遇到過類似的情形吧？ 班忠義：其實，我只做了一個正常人應該做的事情，這些老人已經被戰爭這架畸形機器鑄造了悲慘的一生，如果沒有人去管她們，她們最終也會和其他人一樣死去，這個世界也沒有什麼不同，但多一個關心她們的人，本來已經麻木、冷卻的心就會多一絲溫暖，那一顆顆飽受創傷的心靈就會得到多幾許的關愛。我的工作方式是，每尋訪到一位老人，一年之內去看望一兩次。每次去，都要留足生活費給她們，有病的就送進城去治病。在這個過程中，我還是不斷遇到非常遺憾的事情。 比如，有一位叫侯巧蓮的老人，獨自住在山上，我經常去看望她，每次去就到一哩路遠的井邊幫她挑水。我想在山下找個窯洞，讓她起碼能生活得輕鬆一點，然而，窯洞還沒找好，老人就因腦溢血去世了。還有，我忙於這些老太太的事情，自己的父母卻疏於盡孝和照顧。1999年，老父去世前一刻，我正在湖南農村工作探訪幾位老太太，未能見到老父最後一面。第二年，媽媽也過世了，沒有見到媽媽最後一面，作為兒子，我心中充滿自責，但我深信爸媽能理解和支持我的理想和工作。 在救助慰安婦的工作中，我也體驗到人性的缺陷和醜惡，在極端貧困之下，人們對金錢的渴望何其強烈。有一些老太太的家人一聽說有外國來的資助，原本對她們不聞不問，卻立刻又將老人當作「香餑餑」，在我面前演戲。有幾個老人的子女為了得到更多資助，居然跑到老太太跟前吵鬧不休。 很多老太太由於沒有受過教育，是文盲，弄不清楚我是誰派來幫助她們的，當我給她們資助款的時候，她們居然跪下來感謝說：「感謝政府，感謝領導！」那一幕讓我無言以對。 在德國放映慰安婦紀錄片。圖／余杰提供 余杰：中國政府長期以來沒有向這些「慰安婦」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中國官方除了整天煽動反日的民族主義之外，做過什麼實事呢？就對受害者的援助而言，韓國做得相對較好：韓國尚健在的受害者，每人每月大約可以從地方政府得到100萬韓元（約2萬7,000元台幣）的援助，政府還免除她們的房租，如果住院還會有補助金。中國的慰安婦卻只能透過你們這樣的民間組織給予有限的幫助。中國不是號稱「大國崛起」了嗎？對自己的人民卻如此苛待。 班忠義：中國政府長期沒有作為，從未安排過這些老太太的醫療和生活。由於中國傳統文化中「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觀念，很多老太太一生都生活在旁人的歧視中。我們這個小小的民間組織所能做的很有限，20年後的今天，捐款者只有5、60人，與老太太的比例大概還是十對一，過去，每年的捐款總額大約是10多萬元人民幣（約44萬台幣）。有些被她們感動的日本人，將養老金捐出來；贊助的人在日本大都算窮人、受贊助的人也貧窮，這令我分外感動。老太太們需要幫助的地方實在太多了，我一個人不能照顧到那麼多，我要是有幾個「分身」就好了，要四、五個班忠義去跑才行。 感謝主，今年我們的工作有了一點突破。我用了2年時間整理出400小時的錄影帶，配上字幕，不眠不休地加班，趕在8月9日首映前完成關於慰安婦的新電影。這部影片前後花費約1,000萬日元（約270萬台幣）。自從我計畫編導這部紀錄片以來，捐款人又增加了，有近800人贊助。從名單上看，大部分是普通的日本婦女。這部紀錄片在日本各地播放之後，得到觀眾的熱烈迴響，也募集到更多資金。我希望未來能在中國播放，讓更多中國同胞知道這段歷史，並切身參與幫助慰安婦的工作。 用紀錄片為未來中國尋找出路 余杰：這些年來，你除了擔任救助慰安婦的義工外，也是一位紀錄片導演，你拍攝不少邊緣題材的作品，比如雲南少數民族地區基督教徒的歷史與生活。請分享作為一位紀錄片導演，那些在逼迫下持守信仰的基督徒給了你怎樣的啟發和感動？ 班忠義：為了多紀錄中國，我們全家於2004年回到中國，在雲南住了4年。我在麗江一所職業學校當日語老師，週一至週五教課，只有週末有時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我通常是週五坐夜班巴士到昆明，早上到昆明後再轉其他巴士到別處。然後，周日晚上回到家中。那是一段非常艱辛危險的旅途，因為是夜晚乘車幾乎每一輛巴士上都有小偷，見到值錢的東西就偷。我隨身攜帶的攝影機在他們眼中當然是值錢的東西。晚上我都不敢睡，將攝影機和錢包綑在身上，但有時候止不住打個盹，小偷就趁機順手牽羊。在麗江那3年時間裡，我前後丟了3台攝影機。機器被偷還罷了，拍攝的寶貴資料也被偷，也或許被小偷扔掉了。不過，我沒有跟小偷發生衝突過，沒有發現他們如何偷竊，聽說有人發現他們，跟他們爭執，被他們捅死。 我們有時也帶著兩個孩子一起出門，那時老大3歲，老二才1歲。我們的採訪對象或朋友看到我們一家人出行，隨身帶7、8個包，很感動。有一位攝影記者說，分別的時候，看到我和敬子先抱起孩子，再背起大包小包，覺得我們像是「盲流之家」（大陸農村遷徙和流動進入城市的人口），像是小小的游擊隊，真應當給我們拍攝一張「工作照」。後來，隨著孩子長大要上學，中國的教育很成問題，我們只好又回日本。 我拍攝的這些紀錄片，廖亦武在《上帝是紅色的》一書中也寫到過一部分，有時我們甚至一起同行。我去的次數更多，因為需要拍攝，就要花費更多時間和精力。那幾年，我拍了近百個小時的資料，稍微編輯就會是一部生動的紀錄片。在雲南，基督徒最多的地方有兩處：一個是我拍攝的雲南北部苗族和彝族聚居的地方，一個是雲南西部怒江兩岸栗僳族地區。 余杰：我的老朋友張坦，多年來研究西南地區基督教傳播史，最早研究石門坎（貴州威寧石門的一個著名苗族村寨）的傳教史。我看到廖亦武的書之後，不禁感嘆說，「有那麼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等待我們去發掘啊！」可是，教會似乎重視不夠。 班忠義：西南地區的基督教傳播史，柏格理傳教士和石門坎極為重要。1905年秋，柏格理帶苗族和漢族信徒由昭通出發，經會澤、東川、尋甸到達昆明，再從昆明出發到富民、祿勸、武定。當時，內地會為了在滇東北苗族地區傳播福音，特地派英籍澳大利亞人牧師郭秀峰到昭通協助柏格理。1906年，柏格理帶著郭秀峰再次來到祿豐縣大箐苗寨，在那裡傳播福音後，轉道武定縣的灑普山苗族村寨。在武定縣城和當地政府協商建立基督教堂事宜，是年，教堂破土動工。1907年夏，灑普山教堂竣工，成為雲南北部少數民族地區福音傳播的發源地。 我在採訪過程中，發掘出苗族牧師王志明的故事。他是唯一一座塑像被立在倫敦西敏寺的中國聖徒，可惜中國知識界、甚至教會都對他不甚了解。當年，灑普山教堂建立後，成了雲南苗族教徒的總堂。郭秀峰致力培養苗族牧師，王志明就是其中一位。他出生於灑普山教堂建立的那年，幼年在灑普山洗禮，青年時一直在灑普山任教，1951年，他被按立為牧師。 共產黨佔領中國大陸之後，由於王志明在當地享有崇高的威望，當局最初竭力拉攏他，1956年將他推選為武定縣人民代表。同年8月，他還擔任雲南省少數民族代表團副團長，赴京參加1956年國慶觀禮。他在北京受到毛澤東的接見，人們問他見到毛的感受，他淡淡地回答說：「毛也是人嘛。」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全國瘋狂地搞「造假神」運動，強行人們每天做「三忠於」活動。王志明勸阻信徒不要參加「三忠於」，於1969年5月10日被捕入獄。與王志明一起入獄的還有他三個兒子以及村裡幾個信徒。1973年，雲南發起迫害基督徒的「第六個戰役」，企圖徹底鏟除基督教。王志明拒絕叛教，被判處極刑，於12月29日槍決。 另一位生活在彝族信徒中間的硬骨頭牧師—張夢恩，1930年出生於祿勸縣灑營盤鎮和則黑鄉交界的德嘎山村。基督教傳入祿勸時，他們一家就都信主了。1950年，劉鄧領導的「二野」進入雲南，開始減租退押、土地改革運動。信基督的家庭在劫難逃。1951年，雲南掀起的「鎮反運動」，帶給很多基督徒滅頂之災。原因有三：第一，很多在教會任職的人，因為服事主未能參加農業勞動，如果教會裡用了小工，牧師就被定為剝削階級。第二，信主較早的人，子女大都進了教會學校，從教會學校畢業的學生都很優秀，無論是文化知識還是個人品德都是少數民族地區的佼佼者。他們後來自然在當地政府中擔任一官半職，但共產黨來了以後就成了「專政物件」。第三，共產黨從創建那天起就號稱信仰「馬列主義」的「無神論政黨」，將基督教視為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精神鴉片，一建立政權就要將基督教斬草除根、趕盡殺絕。 張夢恩一家自然不能倖免。他家住在杳無人煙的山區，周圍的荒地無人開發，稍微勤奮一點的人都會有自己的土地。他家地多了些，就被劃為地主。他的爺爺和父親都在教會任職。父親在1944年染上傷寒，死在撒營盤。三兄弟中，張夢恩排行老么，大哥經教會培養、讀了師範，1940年代在民國的鄉政府工作，結果被共產黨就地處決。剩下的兩兄弟，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雙雙被帶上高帽，被冠上西方特務、迷信傳播者，遊街示眾。 1973年，整個雲南地區到處都對基督徒施加迫害，武定的王志明牧師被處決，祿勸和則黑的張夢恩和同村的一位老信徒被抓進撒營盤鎮派出所，警察強迫他們公開承諾放棄信仰。兩人異口同聲地拒絕，迎來拳打腳踢。第二天繼續審訊，老信徒表示：「我不能不信，上帝把他的獨生子賜給我們，為我們贖罪，使信他的人不但不死，反得永生。」這句話激怒了派出所長，命令部下將老信徒吊在房樑上毒打，直至昏死過去。老信徒醒來後跟張夢恩要水喝。張到派出所水池去取水，被警察踢翻，要他到上帝那兒去要。饑渴難忍的老信徒要張給他搞點尿水喝。張說：「不能喝那髒東西，我們一起禱告度過難關。」在張的禱告聲中，老信徒安然入睡。兩人在派出所關了20多天後被釋放回家，老信徒回家就臥床不起，數月後歸天家。活下來的張夢恩厄運不斷。1976年，華國鋒上台，大搞「抓綱治國」。雲南把「抓綱治國」的大敵放在基督教上，張夢恩再次被抓到鄉上，遊街示眾，號召當地信徒與他劃清界限，並以「停發口糧」相威脅，造成很多信徒棄信背道。 1979年，中共不得不承認基督教的合法性，村幹部來張夢恩家報告說：「你們這一代人中毒太深，政府拿你們沒辦法，信就信吧。但可別再毒害18歲以下的青年了。」經過風暴洗禮考驗的張夢恩，1980年代被提拔為牧師，成為滇北最年長、最值得信賴、最有威信的彝族牧師。我記錄這些故事的時候，每天都在喜樂和感動中。共產黨要將中國變成一片荒蕪之地，但這群基督徒卻要在最貧瘠的地方建立「山上之城」。共產黨最後的手段就是製造恐懼氣氛，就是屠殺、就是鎮壓。但真信徒願意用生命來捍衛信仰。他們有屬靈人的看見，即便在毛澤東的偶像崇拜席捲全國的時候，也沒有迷失。 余杰：是的，基督徒林昭對中共專制制度的反思，就遠遠超過世俗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她一針見血看到毛的偶像崇拜背後是邪靈，這是一場精神的戰鬥。 班忠義：王志明牧師也是如此，他被毛接見之後，認為毛是人、不是神。他甚至斥責毛是撒旦，付出生命代價與之抗衡。雲南少數民族地區的信徒，如同當年受羅馬帝國逼迫的信徒，在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半個多世紀裡，他們的信仰沒有中斷過。 余杰：回到日本後，你的下一部作品是紀錄片《長城外》，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拍攝這部片子的？你希望透過這部紀錄片向觀眾傳達什麼樣的信息？ 班忠義：2009年是天安門事件20周年，我就想，用什麼樣的方式紀念六四這場重大的歷史事件呢？正好日本一家電影公司的老闆對這件事感興趣，於是就開始拍攝《長城外》。但從哪個角度去拍呢？回國拍不太可能，我就考慮拍攝那些因六四而流亡海外的知識分子的故事。 製片方是一家日本小公司，經費不太充足，我們就以訪談的形式開機拍攝，美國採訪兩次，歐洲一次，拍成了一個主題性比較強、生活鏡頭比較少、很嚴肅的紀錄片，主要目的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記這段歷史。我們購買了很多當年學生遊行、絕食等歷史資料，看到那些為追求民主、勇於獻身的年輕學生大義凜然的形象很是感動。我想把這種感動和20年以後的年輕人共同分享，也讓20年前曾目睹過那個情景的人，一起回顧當年的歷史。流亡不是那一代人特有的現象。直到今天，中國還有那麼多人選擇離開祖國，走上不歸路，變成流亡人士，你也是如此。 余杰：是的，習近平執政以後，中國的人權狀況持續惡化，出現了一個新的流亡潮。當然，出於其他原因移民的中國人更多。 班忠義：很多在國內賺了錢的人，還是要往國外跑，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流亡，只是他不願直接面對，就給自己找藉口：我只是出去經商，出去發展。很多國家的人民出去發展，都把根基置於祖國，但很多中國人一去不回。中國人是用腳投票，這個國家不讓你用手投票，你就只好用腳跑了。我在海外關注到「中國流亡者」的主題，等於在別人的國家拍攝中國的紀錄片，但那不是他們社會的主流。這令人窘困，就像一道菜總成不了主餐，這個題材的作品只能在小型電影院放映。 余杰：美籍俄裔詩人布羅茨基說過：「流亡帶給你們的一個夜晚，通常狀態下也許需要用一生的時間去度過。」他勉勵流亡者說，「不要成為被裝進密封艙扔向外層空間的一條狗或一個人」，而要努力成為真正的自由人，「一個自由的人在他失敗的時候，是不指責任何人的。」我也常常以此自勉，我們到了自由世界，一定要保持甚至提升自己的思想文化的創造力。 班忠義：我在海外生活了很多年，看到中國存在的種種問題，有一種尋路、求道的衝動，想知道海外誰能提出高見、開出藥方，幫助中國走出獨裁暴政的困境。我認為，需要從文化上找根源，用光明照亮黑暗的洞穴，而在西方生活的流亡者最有可能以西方文化來對照中國文化，發現問題。我記得以前聽你分享過，伊斯蘭世界和亞洲文化為什麼難以走向民主自由的問題，我在美國和歐洲採訪了很多中國的流亡知識分子，其中很多人都信仰了基督教，找到了上帝。我想，基督教一定是中國未來的出路。 余杰：目前你做紀錄片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麼？ 班忠義：在日本的環境下，支持紀錄片的人和機構很少，作者的生活壓力很大。很多中國的重要題材，如反右、文革、地下教會，都沒有人做，很多歷史當事人默默地死去，沒有人記錄，非常可惜。《長城外》花了兩、三年才做出來，剛剛上映，就遇到2011年的福島海嘯、地震，日本社會整個陷入哀慟之中，這部片子在電影院裡只有三、五個觀眾去看，情形讓人絕望。我不知道上帝會不會給我開一條新的道路，讓我有一段時間在美國做紀錄片。不過，我仍然要感謝日本朋友的幫助，他們自己在經濟上並不寬裕，還給我們送米、送麵，那麼質樸、那麼溫暖。這麼多年來，我沒有正當職業，居然也活過來了，這是上帝的恩典，像聖經所說，「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裡，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我就是那隻小小鳥。 東京市民上映會。圖／余杰提供 余杰：最後，請你談談未來在紀錄片拍攝方面的工作計畫。 班忠義：製作紀錄片總要面對一些很重要、重大的歷史和現實問題，這需要具有批判精神、骨氣和不懈的追求，能為理想獻身，這才是真正做紀錄片、從事文化工作者的宗旨。 我們關注的是苦難的民族歷史，很多人在血腥鎮壓後忘掉的事實。中國人重要的特徵是容易遺忘，再者，中國人有個遺傳疾病—恐懼症。這個遺傳病使人們不願直接面對大屠殺、大饑荒等大災難，遠離它而不去拍攝它，他們會說這是政治性或敏感性很強的題材，所以避而不談，也不去接觸或調查。中國這幾十年的歷史就是一種「逆淘汰」，那些有理想、有骨氣的人都被專制給殺害，留下來的都是心懷恐懼、謹小慎微的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的人。祖父輩告訴他，「不能拍這些東西。」這是一種「活命哲學」，不像西方的基督教，把生命建築在天堂。中國人是活一天算一天，恐懼心理和遺忘症，讓很多重大的歷史事件沒能保留下來。 在這樣不幸的年代裡，我們的某種抗爭是很重要的。國內很多獨立紀錄片作者，具有並堅持了這種抗爭精神。愈是在黑暗的年代，愈要堅持自己的理想、人生觀，不被惡劣的環境左右，雖艱難但不可放棄。 專欄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