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與哀哭者同哀哭？（上）

《班忠義簡歷》 班忠義，1958年生於遼寧撫順一個普通工人家庭，在動盪的文革中度過少年時代。1978年考入黑龍江大學外語系日語專業。1987年在日本友人的幫助下赴日本留學，先在上智大學攻讀新聞碩士，後到東京大學主修宗教。 1992年12月，班忠義在日本東京參加了「日本戰後賠償問題國際聽證會」，被中國「慰安婦」倖存者的血淚講述深深打動。從此以後，他開始關注「慰安婦」的訊息，並展開調查工作。多年來，班忠義走遍大半個中國，尋訪戰後殘留在中國的日本婦女、當年被日軍強迫淪為「慰安婦」的中國和韓國婦女，記載這些不幸老人的不幸遭遇，在日本透過各種媒體廣為介紹，號召民眾捐資救助。隨後，他主導成立救助組織，用籌集到的善款救助了戰爭年代受日軍強暴殘害的人。 中國和韓國慰安婦近百人。在此期間，班忠義得到日本女性高橋敬子的傾力幫助，兩人相知並相愛，於2000年結為夫妻。同年，班忠義在妻子的影響下受洗成為基督徒。此後，班忠義繼續從事「慰安婦」的資料收集、救助和紀錄片拍攝，還發起對雲南偏遠地區失學兒童的助學工作。 他還陸續拍攝了老右派、雲南地下教會及海外政治流亡者群體的紀錄片。班忠義拍攝的紀錄片多次在國際影展上播映並獲獎。其中，他用20年時間拍攝長達2小時50分鐘的紀錄片《渴望陽光》，是至今唯一詳盡披露中國婦女二戰期間遭日軍官兵輪姦並被迫成為「慰安婦」的紀錄片。該片於2015年在日本各地上映以來，受到日本社會廣泛關注。 採訪緣起 我第一次跟班忠義見面，是在2003年跟隨一個拍攝中日關係紀錄片的團隊去日本採訪，聽說研究日軍「慰安婦」問題的專家是旅日學者班忠義，我們便約他在東京一家旅店會面。那時的班忠義，高大英俊、神采飛揚、滿頭黑髮、快人快語，宛如日韓偶像劇中的明星。但是，一聽他講述多年來從事的「慰安婦」調查、救助工作，他的慷慨無私、他的滿腔熱情，立即讓人肅然起敬。這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班忠義卻能數十年如一日地堅持下來。他告訴我，最大的動力來自於基督信仰，聖經教導說，要愛神且愛人如己，所以就這樣一路走下來。 之後，班忠義帶著妻子和兩個小孩到雲南「支教」。他一邊在學校擔任日語老師，一邊做少數民族失學兒童的救助工作。在那幾年裡，他跑遍雲南的市鎮山川，採訪還在世的老右派、數十年如一日捍衛信仰自由的家庭教會成員，蒐集了大量文字及影像資料。那幾年，我們有機會在北京會面，他也應邀到北京方舟教會分享他的信仰和工作。 我們全家離開中國之後，班忠義夫婦到美國訪問，曾經來我家探訪，並為張伯笠牧師拍攝佈道會影片。那時，我就有了為班忠義寫一篇訪談的想法。當他於2016年11月再度來美國拍攝文革題材的紀錄片時，我們再度相逢。此時的班忠義已頭髮花白，卻從未放棄上帝交託給他的使命。我們有兩天時間在一起促膝長談，就有了這篇訪談。 從認識「日本媽媽」到成為「日本女婿」 余杰：老班，按照我們訪談的慣例，請你先從童年生活談起，我知道你是東北人，童年時候的東北是怎樣的狀況呢？ 中學時期的班忠義。圖／余杰提供 班忠義：我出生在東北撫順一個普通礦工家庭，撫順是當年就已有嚴重環境汙染的工業城市。我們在一個遠郊的礦區，小時候家境非常貧困，大家住的是結構一樣的平房，每家只有一個房間，房間內有一張大炕，佔了大半空間。我們家也沒有一個讀書人。 1966年，文革爆發時，我剛上小學，文革對我的人生有很大影響。此前，生活雖然清苦，但身為工人子弟，我還是有「遠大的理想」，積極參加「少先隊」活動，唱歌唱得熱淚盈眶。我希望自己好好學習，透過學習改變命運。但文革開始之後，只上了半年課，就不再上課了，正常的人生被打斷，原有的理想也幻滅了。 那年冬天，我盼望到教室重新開始學習，但復課遙遙無期。教室裡的課桌椅都被大哥哥、大姊姊們豎起來擺放，他們還舉行批判校長大會。我們這些小不點，無所事事，卻也有英雄主義情懷，看到街上人們在吵鬥，似乎是為了真理，為了顯示忠於毛主席的心，他們常常遊行，充滿暴戾之氣。 我從中看到一種武力的美、武士的美，那時候的我是「革命的孩子」。 到了1968年，我小學三年級，終於「復課鬧革命」了，但課堂上沒有知識的傳授，全都是政治的灌輸。我記得我們都畫劉少奇的漫畫，鷹鈎鼻子、三角眼、大板牙，一看就是叛徒。我一邊畫一邊充滿義憤，其實我不知道真相是什麼。我認為自己要像雷鋒那樣，對階級敵人恨得愈深，就對老百姓愛得愈深。 武鬥之後，毛提出「大聯合」。全國都在歌頌毛的「四個偉大」，「早請示、晚彙報」，到處都是毛主席像。那真是一個發狂的時代。我喜歡唱歌，就去參加文藝隊，到工廠、農村慰問演出，體驗到一種盲目的歡樂。但當局只是將我們這些孩子當作工具，沒有起碼的愛護，我們奔赴一百多公里的山區，那裡有剛剛建造的兵工廠、防空洞。那裡的工人生活很無聊，好不容易看到城市來的孩子，演出完畢還讓我們再加演，有時候一天4場，最後我的聲音沙啞、聲帶也唱壞了。因為是露天礦，下邊要跑電車的，我們在軌道旁，戰地高歌鼓勵他們。 余杰：你是在什麼時候對文革和毛澤東產生了懷疑？ 班忠義：在我上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們家搬到離城市更近的地方，那裡過去是商店街，那些孩子的父母很多是小老闆、商人，所以比較狡詐也排外，我覺得那是小資產階級的世界。那裡的孩子歧視外來者，我常常受欺負。 1971年，林彪事件爆發，我13歲，懵懵懂懂聽到媒體報導，覺得高層真是如《五七一工程紀要》所說，是殘酷的「絞肉機」。1972至1976年那4年時間，生活似乎停滯了，中共陷入無休無止的內部鬥爭，周恩來、鄧小平和江青等「四人幫」鬥，毛沒有辦法，或者毛故意縱容。 民間開展「學工學農」運動，大慶修管道，要挖壕溝，當局利用學生作為無償勞動力。聽黨的話的就是好孩子，想讀書就不是好孩子。我深感到苦惱，（不能說因為那種勞動沒有任何價值，他不該讓數千名學生去幹這種工作），挖了上千公里的壕溝，真是勞民傷財。 那時，哥哥姊姊都到農村當知青去了，回到家像餓狼一樣，把能吃的食物都一掃而光。我本來覺得我們底層礦工家庭已經很苦了，聽他們講述才知道，農村更苦。我感到非常恐懼，難道過幾年我就得跟他們一樣去農村嗎？我希望找到一條不一樣的出路。我從小就有追求美、追求真理的理想，但在那個時代如何實現此種理想？ 余杰：那時你也開始接觸日本文化？一般的中國人長期受共產黨仇日的宣傳教育，都很仇視日本，你是怎麼對日本有好感、學習日語，然後產生到日本留學的想法？ 班忠義：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有關日本的訊息開始斷斷續續地傳來。我們那裡不缺日本人，以前就有很多戰後遺留的日本人，而且也有很多日本文化的元素。比如，大家都知道，日本人修的房子很堅固。 我姊姊在撫順市郊區的一個村子裡「插隊（落戶）」，她跟我講起，村裡有一個日本人，是個老太太，丈夫是老八路（在抗日戰爭中的八路軍野戰主力部隊），常常對她施以家庭暴力。老太太遭丈夫毆打，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哭泣。姊姊說，她很同情那個老太太，但又無法提供幫助。 後來，姊姊結婚，生了孩子，我去探望，那是1973年冬天，我剛15歲。我看到了那個被人叫做曾大媽的老太婆，她在一棟土坯房（用泥土為牆的房子）前孤零零地呆坐著。村裡人說，她大概50多歲，在中國生活了30多年，幾次嫁人終未獲得幸福。我對她很同情，就跟她聊天，到她的小屋裡坐坐。曾大媽已經完全變成了中國人，看到城裡來的孩子，覺得很稀奇。她向我講述她不幸的一生：當年，她作為叫「花嫁」的（國家組織的適齡女子，集體嫁給作為開拓團來到東北日本青年）新娘，抗戰勝利後，她丈夫先撤回日本，她卻被遺留在異國他鄉。 後來，我跟曾大媽學起了日文。我對未來真的很絕望，看不到前途。如果像哥哥姊姊那樣下鄉，對我來說是莫大的打擊，是本來就夠淒慘的生活再度淪落下去。我想當「逃兵」，但出路何在？是不是可以離開這個惡劣環境，告別這個枯燥無味，無所事事的每一天呢？當然不敢想到外國了，雖然別人都認為是一個天大的笑話，但有一技之長、能夠離開眼前的環境，也是好的。但學英文都是不可能的，周圍沒有懂英文的人，而曾老太會日文，我覺得至少該努力一下，我就跟她從聊天開始。日文發音簡單，比較容易學。我到撫順的外文書店，買到一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日文教材，雖然是1962年出版的，但勉強可以使用。 1975年，曾大媽打聽到日本親人的下落，回了日本一趟。然而，當年的丈夫早已結婚生子，新的家庭不能接納她，親友們也不願收留她。曾大媽只好流淚離開日本。我去看她時，她給我看從日本帶回來的畫報，機場、高速公路、東京奧運會的圖片，帶給我巨大的震撼。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座紅色的橋梁，那麼鮮艷、那麼美麗。而撫順到處都是黑色煤煙、粉塵，整個城市都沒有顏色，也沒有人關心美感的問題。我突然覺得，日本環境太好了，那是一個美好的世界，我一定要去那裡。 余杰：看來，你的「日本觀」確實跟一般中國人不一樣。那位曾大媽後來的情況如何？ 班忠義：我把曾大媽的故事寫成一篇小說《曾大媽的海》，成為首獲日本文學大獎的華人作品。一位株式會社的社長帶著這本書飛到撫順，經過幾天的尋找找到曾大媽，並帶她回到日本。在許多善良的熱心人士的幫助下，曾大媽最終葉落歸根，定居大阪。 余杰：可以說，你和曾大媽互相影響，改變了彼此的命運。你又是如何考上大學的？ 班忠義：我基本都沒有怎麼上中學，在糧庫當臨時工，聽說要恢復高考，就努力自學，希望能考上。爸媽都罵我，你怎麼能考上！那時，連教材都沒有，也不知道考什麼內容。 1977年，是恢復高考的第一年，文科要考政治、語文、數學、歷史、地理、外語，外語不計入總分，我的日文考得很好，對總分卻沒有幫助。我的數學好像是零分，因為從來沒有學過。但總分過了分數線。如果家中有人去幫助「疏通」，我還是有機會錄取的，但我爸媽都是工人，不認識教育界的人，我等了幾個月，沒有等到錄取通知書。 第二年，我又去考，外語終於列入總分，數學反倒不列入，我的外語是撫順的最高分。我考上黑龍江大學外語系日語，作家哈金是這所大學英語系畢業的，比我高一屆吧。 在大學期間，我參加了日本一家民間友好團體，叫作贈書會組織的一次國際徵文比賽，寫了曾媽媽的故事，我與曾媽媽的忘年交獲得最高獎項，日本方面郵寄來的獎品是一套厚厚的百科全書。學校頒嘉獎給我，《黑龍江日報》也以頭版頭條來報導。 班忠義大學時期的照片。圖／余杰提供 余杰：畢業後你為什麼有出國留學的想法？那時出國留學的人極少。 班忠義：那時的畢業生大都爭取分到省直機關（省政府組成部門的直屬機關），實現救國救民的理想。但我想有所變化，那時很流行傷痕文學，我也充滿理想主義。畢業時，我跟專制保守（過去是某市的宣傳部長）的系主任吵了一架，結果沒有留在哈爾濱，被分配回老家。那時整個中國大學生很稀缺，我被分配到撫順中國銀行，整個銀行只有我一個新來的大學生，人家準備把我作為未來的主管來培養。但我最不喜歡進政府機關或事業單位。這些地方要精通人際關係，經營裙帶關係，文革並沒有改變這個結構。 我是學外語的，當然會有「見證書本上介紹的外部世界、萌生一點兒出國留學」的夢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的。但我沒有任何路子，父母沒有錢，公費又輪不到我頭上，毫無可能。 我後來調到科協（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當翻譯，那時候中日交流很頻繁，撫順是日本當年在東北經營的重鎮，日本開拓團來到這裡，但離開中國時，失去了孩子、失去了家人。中日關係改善後，他們回來尋親訪友。我接待過一對母女，老太太70多歲，女兒50多歲，女兒告訴我，妹妹在戰爭期間死在撫順、埋在郊區。 那一代的日本人，特別是戰爭年代到過這裏的日本人，對中國或多或少都有負疚感，她們說如果我有需要幫助的地方，她們願意幫助我。因為我知道日本遺孤的事情比較多，於是和這位老人的女兒，在後來的2、3年一直保持通信聯繫。我在通信中也流露過想到日本留學的夢想。沒想到她女兒居然真的付諸行動，1986年給我辦理了赴日的各種手續。1987年，元旦前後寄來一份日本語言學校的錄取通知書。她女兒的名字是望月光子，用非常懇切的語氣寫到：「我家有自己的生意，相信能承擔起你讀書的費用，我們只希望你學成以後為你自己的祖國多做些有意義的事情和工作。」在她無私的援助下，我順利來到日本。剛到日本時，我跟這家人一起住。他們開了一家小型印刷廠，一樓是工廠，二樓住著老媽媽，三樓是女兒和女婿，剛好有一個空房間給我住。他們一家幫助我交了第一學期的學費。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神蹟，成為基督徒以後，我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 我在日本一邊讀書，一邊打工，半年後自己找房子，租了一個小房間。多年以來，我從來沒有自己的空間，現在第一次租了一個小房間，大概只有3、5坪。放一張床就沒有落腳的地方了。 第二年，我考取上智大學新聞系的碩士課程，這是一間久負盛名的天主教學校。我也獲得獎學金，1992年得到碩士學位。 余杰：1989年學生運動期間，在日本的留學生中，你是一名積極聲援國內學生的活躍分子，那時候是怎樣捲入這場運動的？ 班忠義：我從小就關心公義問題。那年春天，胡耀邦去世，我在身上纏上黑布，以示紀念。5月4日，我想在日本搞一個紀念五四的活動，就建議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有一個研究會的組織者（因為他們經常搞一些中國問題的學術討論會），希望他們辦一場胡耀邦研討會。沒有想到，他們不願做這種「中國大使館沒有交代的事情」，這讓我發現，留學生中的保守勢力居然如此強大。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找了身邊一些人，借了一個教堂的房間，自己組織紀念胡耀邦，紀念五四運動的活動。結果來了12個人，總算沒有交白卷。 那是一間聖公會的教堂，牧師慷慨地借給我們用，我因此對教堂的印象很好。 事後，我們參加會議的與會者，寫了一份證明寄給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社，抗議江澤民因刊登悼念胡耀邦的文章而勒令該報停刊的事情。後來，我又組織大家上街遊行，來了很多中國人，差不多幾萬人吧。剛開始大家很團結，有一種共同體的感覺，之後再沒有這種感覺了。記得6月4號組織的第四次遊行時，有人說中共中央把這次學運定為「反革命動亂」，請大家慎重考慮今後，結果一半人都走掉了，中國人從來都是見風使舵。 六四屠殺之後，在日本的華人組織成立了一個民間「中國人團結聯合會」，我擔任監事，特別想監督財務和紀律問題。我發現，反對組織絕對不能出財務問題，一定樹立好的形象。後來我逐漸知道，海外民運有兩種人：一種是菁英，追求抽象的價值，比如愛和公義；另一種是痞子，只關心個人切身利益，其目標是爭取留在日本——後者在參加各種活動時特別積極，甚至不擇手段。我與後者毫無共同語言，他們是吃「人血饅頭」的啊！ 班忠義聲援六四天安門的學生。圖／余杰提供 余杰：請分享跟你妻子高橋敬子認識的過程，我想，應當讓更多人知道你們的浪漫愛情故事。 班忠義：我畢業後，有兩個工作選擇：一個是到證券公司寫經濟訊息，將媒體中有關中國的報導剪下來，翻譯整理成報告。薪水是普通翻譯的三倍之多。另一個是當一家禪宗寺院食客，這個寺院要救助貧困學生，不管你是哪國人，有人推薦就可進寺院寄宿，寺院提供吃住，但要求早晨打坐、掃除。我當然願意去前者，但一名韓國留學生占了這份工作，我只好去寺院，過悠閒自在的「隱居歲月」。 就是在這家寺院的方丈支持下，我做了資助「慰安婦」的工作，做這件工作就得長期往中國跑，沒有辦法承擔一份固定的工作，也買不起房子。一直到1999年，我回國時，父母年齡都大了，有強烈的危機感，認為我都過40歲還未成家，是不孝子。也有其他長輩幫我介紹女朋友，跟對方約會後，對方的父母一聽我沒有工作、沒有財產，立刻就反對，那時對自己今後的人生感到很絕望。 1997年，我幫日本雜誌寫稿，寫「慰安婦」們當年活生生的故事，也開始製作一部關於「慰安婦」的紀錄片。這樣的紀錄片很難排進院線放映，只能找一些民間機構和學校幫助組織小型放映會。 有一次，我妻子敬子服務的那所「幫助成人培養公民意識」的學校，請我去講中日戰爭及慰安婦的問題。我第一次跟敬子見面時，她是一位24、5歲的女子，長得如修女般認真、純真、嚴肅。她聽了我的演講後，對中國是受害者的同情充滿了關心。但我也沒有更多的理由和機會和她接觸，更沒有一點兒非分之想。 小時候，在家鄉常常會聽到這樣一句口頭禪，面對實現不了的夢想，你還要去想的話，人家就會說你「井裡的蛤蟆想吃天鵝肉」。敬子對我來說，就好似天上的天鵝。她看了電影很感動，幫我推廣介紹，找來很多人看電影。之後我們慢慢有了更多接觸，我發現她是一位很不一樣的女孩子，沒有講吃講穿這些世俗的想法，約會時跟我談社會公義的話題。她說，對我沒有別的要求，只要人好，只要我信耶穌。 2000年，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年，我受洗成為基督徒，然後跟敬子結了婚。 班忠義​和妻子孩子在一起。圖／余杰提供 在日本，基督徒是極少數的「邊緣人」 余杰：老班，我們進入分享基督信仰的見證部分。你第一次接觸基督教是在什麼時候？你的家人有信仰基督教的背景嗎？ 班忠義：我們家人中沒有信徒，我是第一個基督徒。在文革的時候，我剛7、8歲吧？在「破四舊（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以大中學生紅衛兵為主力進行的「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社會運動）」中，我看到有基督徒被批鬥，人們給他們掛上「封建迷信」的牌子。我在他們的臉上看不到其他受迫害的人那種恐懼和悲傷，他們臉上的表情那麼祥和安寧，似乎他們並沒有被批鬥遊街。我覺得很奇 怪，這些信基督教的人是不是精神有毛病？總覺得他們不是正常人。當然，那時我不知道，他們的盼望在天上，殺死身體不能殺死靈魂的，不能讓他們懼怕。 我還有一次特別的經歷。那是1971年，我12、3歲，經過一個天主教堂，以前坐電車曾經路過這裡。那天，不知什麼原因，我推開門走進去，發現木地板一塵不染，亮得像鏡子一樣。我從沒看到過如此乾淨的地方。我的鞋子上滿是泥濘，踩在地板上是一長串腳印。然後，從裡面出來一位像是信徒的人，他沒有指責我，只是拿出毛巾，跪在地上擦污漬。那一刻，我有兩個想法：第一，雖然官方禁止信徒聚會，但他們一定在偷偷活動，否則這裡不可能如此乾淨。 第二，我發現自己不僅鞋子髒，而且渾身上下都很髒，但他卻那麼安靜和乾淨，不僅地板上不能有一點灰塵，似乎身體裡外都沒有污痕，那是一種從內向外發射的信仰。這些人好像生活在另一個世界，出淤泥而不染，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天翻地覆，他們仍然保有自己的純潔，並且跟冥冥之中的上帝有心靈的交流。我雖然沒有跟對方談話，但那一幕永遠留在我的心頭。 余杰：到日本之後，你首先接觸的是日本化的佛教，是禪宗的寺廟，然後才是基督教。那麼，為什麼你沒有接受佛教，而走向了基督教？ 班忠義：我畢業後，一度在禪宗寺廟做食客，被修行。寺廟的老和尚，人很高尚，對我很好，日本的佛教在明治維新時被強迫世俗化，和尚可以成家，過很富裕的生活。我們寺院的老和尚終身不娶，是個真正的僧人。我最初做「慰安婦」的救助工作，他給我很多幫助。 但我在大學讀書時，就有很強烈的慾望去教會，可日本教徒少，教會也不多，不得其門而入。我到日本不久，就在立教大學做走讀生，那時有一位從美國來的老師叫威廉姆斯，原來他是個基督徒，有一次他提出說要帶我去教會，我正是求之不得呢，我們便去了一家以日本人為主的聖公會教會。 第一次去教會，覺得心靈受到很大的洗滌。很久以來，我總是覺得世界上沒有真理、沒有正義，聽說基督教講真理、講正義，就有一種尋求、一種渴慕。到了教會，平常自己身上那些醜陋的東西，得到了釋放，在上帝面前認罪之後，感到渾身上下都很輕鬆。那段時間，每到週末我都願意去教會，聽牧師講聖經真理。我發現，聖經很大部分都是在講「什麼是正義」，這正是今天的社會，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都逃避、忽略的問題。 當牧師問我願不願受洗，我仍然沒有接受。主要是擔心我的家庭，本來父母就不太贊同我到日本留學，如果知道我受洗成了基督徒，信了「洋教」，他們一定難以接受。而且，周圍的人特別是中國的留學生群體，會用異樣、歧視的眼光看我。所以，出於人的軟弱，我沒有勇氣受洗。 余杰：你真正走向上帝，是跟敬子認識之後，敬子是引導你走向上帝的關鍵人物。我和很多朋友都是這樣，是妻子先信主，再拉丈夫去教會。看來，上帝常常先揀選姊妹。 班忠義：我參與救助「慰安婦」的工作之後，常常拍攝資料存檔。有一位我們援助的老太太去世了，我手頭有很多有關的錄像。我就想，為什麼不編輯成一部紀錄片呢？我是學新聞的，技術上也輕車熟路。我做出第一部紀錄慰安婦的電影，在台灣電影節放映過。在日本，這類小眾電影只能安排「自主放映」。哪裡能找到場地和觀眾呢？想起3年前，請我去演講過的那所成人學校，我跟敬子有一面之緣，我就去找她幫忙，她很快為我安排了場地、找來了觀眾。看完電影之後，她說很受感動，繼續幫助我推廣電影和慰安婦的救助活動。我向她表示感謝，她淡淡一笑說，這是基督徒應該做的事情。 我這才知道她是基督徒，這才明白她身上自然流露出來的那種特殊氣質，是基督信仰賦予她的。當我跟敬子正式交往之後，她要求我去教堂，我便欣然同意。在1989年前後，我積極參與民運活動，也常常去教堂聽講道，但沒有勇氣當信徒。後來，那位帶我去教會的威廉姆斯教授正好回美國，我自己一個人去教會，有時去、有時不去，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但跟敬子交往之後，我身邊有一位我深愛的基督徒，她是上帝賜予我的「良人」，我對上帝充滿感恩之心，去教會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 我特別感謝上帝的恩典，為我派來敬子這位天使，她的信仰純正而堅定，她也關心社會正義，將我帶入一個純潔的世界。我沐浴在聖經中所說的那種「全身心的、沒有懷疑和猜忌的愛」當中。敬子對我就是這樣，我們之間毫無障礙地互動，她認同我幫助慰安婦的這個事業。上帝賜予我美好的婚姻，我自己沒有任何魅力，或許是我身上的那種使命感打動了她。我常常感到自己不配，很多事情都沒有做好，但她全心支持我。 我們的交往，相互之間都很坦誠，想過很多周圍鄰居、我們兩人各自國家所存在的問題、我們能做的事情，從沒談到也沒有擔心過物質生活上的問題。兩顆心扭到了一起，也就沒有什麼能分開我們了。 2000年，趕在42歲生日的前一天，我們到區公所辦結婚登記手續。一是想有個紀念意義，二是想有個「參加婚禮」的理由接媽媽過來。記得媽媽在我40歲生日那天，整整嘮叨了一天，擔憂我的婚姻達到了頂點。從區公所回到住所時，收到了敬子媽媽的來信，囑咐我要好好善待她女兒，相處時間長些，慎重辦結婚手續才好。但來不及了，因為我們已辦好結婚登記、領到結婚證書了！ 自從跨出國門以後，最讓我感到不便的事情就是辦國外簽證，我們雖馬上辦理媽媽訪日的申請手續，可是3個月過去了，簽證還是沒有申請下來，等到的卻是媽媽腦溢血過世的噩耗。沒有讓我在世上最愛的兩個人見到面。或許這是媽媽的寬厚，要我忘記她，一心一意愛自己的妻子；我也回應媽媽的愛心，先回到老家送走媽媽，我再受洗，然後和敬子舉辦了婚禮，開始了新的人生。我們結婚後的新生活沒有新車，新房，新傢俱，一切依舊，只有人是新的。 余杰：真正的基督徒，必然經歷認罪悔改和重生得救的過程，請你分享一下這段經歷。成為基督徒之後，你認為聖經中的「新人」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班忠義：我信主之後，對罪有了真正的認識。以前我總覺得自己在做好事，力量智慧是無窮的，前途是無限的，認識主以後認識到人的生命、智慧均有限，人格的局限性，於是開始反問自己：靠人的良心、努力能做成嗎？ 我談兩個切身的經歷來說明人的有限性。第一件事，是剛開始資助那些曾是慰安婦的老太太們時，有一位住在吉林琿春市韓國籍的老太太，她只會說朝鮮話，不會講中文。慰安所裡非人的生活，使她失去了生育能力，戰後她回不了自己的祖國，流落在中俄邊境上的一個小村莊裡，做為一個在異國他鄉要生存下去的弱女子，也和其他我見過的慰安婦一樣，收養一個男孩，將他辛辛苦苦地培養長大，成家立業。 在同一個村子裡還有另外一個被叫「慰安婦」的老婦人，那個老婦人當時沒兒沒女，是村裡的五保戶（農村中接受五保救助的家庭或個人）她講述了自己的過去，我就按我在日本跟資助者定的規矩補助她醫療生活5,000元。 而另一個和養子一家生活在一起的老婦人不願講過去的經歷，我見到她時，她很緊張，沒有跟我們說任何事情，因為我身後還跟了幾個當地記者。我對老婦人說：「妳不想說，我們就不要曝光，但因為不能判斷妳的經歷，無法向資助者彙報，就補助妳1,000元，如果講出經歷就補助5,000，因為這是捐獻的款項，我只是經手人，回去後要跟基金會報賬。」 我回到日本後，很快收到老太太的來信，是用韓文寫的，我讀不懂，找韓國留學生幫我翻譯。信上說，我走了之後，她的養子和媳婦都責罵她，可能是嫌「收到的錢比較少」吧？老人走投無路，問我有什麼辦法，她希望我再去琿春幫助她，但那時我已改換簽證，在一家貿易公司上班，一切按作息時間度日，無法走開。當時日本最近的一個長假是暑假，於是2個月後，我終於可以抽空去琿春，當我到達那個村莊，老太太卻已經過世了，是突發腦中風。 那天，我站在她的土墳前，陷入深深的自責中：我反覆問自己，如果是我自己的父母，我會怎麼樣？若是我不受工作的約束，馬上動身又會是怎樣的結果？可見，我對這些老人的愛是有限的，我真將這些老人放在第一位嗎？我是不是為了做好事而做好事？好事會不會變成壞事呢？那一刻，我發現了自己的虛偽，發現了人的有限。如果沒有上帝的愛，人對人的愛是何其有限。 第二件事，是我在做「資助慰安婦」事情的同時還在雲南西北山區從事「資助雲南少數民族失學兒童上學」的助學計畫，讓願意資助貧困學生的日本人資助雲南的失學兒童。 在雲南迪慶藏族自地區資助失學兒童。圖／余杰提供 資助分為好幾種，一般來說是每年補助300元、500元，也還有更多數額的學費補助。我每年帶資助者到每一家、每一戶，把助學金親自送到那些孩子的手上，鼓勵他們好好學習；如果他們考上大學，將盡力幫助他們完成學業。當時我覺得自己給了他們一個很大的夢想。 有一個栗僳族的孩子，住在雲藏高原邊緣一個極度貧困的村子裡。貧困到怎樣的地步呢？他們的房子就在河邊，每當河水漲起來，房子就會全部被淹沒。在我們的鼓勵下，這個孩子想上昆明醫科學校讀高中部，想改變自己的命運。但是第一筆學費還是要籌集。他和家人商量得到的卻是一頓臭罵，罵他說，「那是不可能實現的白日夢。」他寫信給我，寫上我給他的日本地址，但他不知道郵寄到外國的信要貼國際郵票，他只貼了國內郵票，信沒有被發出，中途丟失了，我沒有收到。結果他等不到我的回信，在絕望中喝農藥自殺了。第二年我再去他們村莊，我才知道這件事。我當時反覆問自己，我給他的是希望，還是絕望？沒有用紮紮實實的辦法幫助他實現夢想，這樣做的結果，不是適得其反嗎？ 後來，我在助學計畫上，面臨了一個「該救孩子生存環境還是孩子靈魂」的根本問題。 10年來，我們資助的孩子很多都長大了，我們早期資助的學生大都上師範學校，他們的理想是回家鄉教書、改變家鄉面貌和下一代的命運。但是，當他們畢業後，發現這個社會沒有希望，改變不了家鄉，就轉而報考公務員、當警察。政府推動「維穩政策」，大量招募警察，我們資助的孩子很多成了警察，甚至幫助共產黨欺壓老百姓。大環境如此邪惡，孩子的心靈被污染，居然變成罪惡的幫凶。我驚嘆這樣做「不是做了一件壞事嗎？」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後，我們停止了助學計畫。我意識到，救人更要救心。 這些經歷讓我學會要謙卑、要有敬畏心。尊重真理，而真理在聖經之中。什麼是善？耶穌基督是最大的善。人不能跟耶穌基督比。耶穌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講人權、講對個人的尊重，都得在人與上帝的關係之下才能成立。否則，所謂的善行，都是虛偽、自欺欺人。我由此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罪人，唯有靠耶穌的寶血洗淨，才能變成好人。 專欄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