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公「義」與社會公「益」

最近似乎有不少朋友，因為主導反同性婚姻修法的護家盟成員包圍立法院進行抗議的緣故，而誤以為台灣所有的教會和基督徒都抱持著與護家盟成員一樣激烈的恐同與反同立場，這可是很大的誤會。在我自己所屬的長老教會中，就不乏許多表態支持同性戀權益的教友與牧師。對大多數的長老教會成員而言，我所看到的立場是，就算不認同同性戀，也不會去反對同志運動者追求自己的權利。 因此，我想要從我的觀察來稍微澄清，被護家盟的行動，所導致一些人對台灣的基督徒與教會以偏概全的看法。 護家盟裡的教會成員，多為本來就敵視DPP和本土政權的外省教會信徒 (外省教會的定義在下ㄧ段落裡會說明)，以及保守的既得利益者。 他們此次上街，主要訴求為「婚姻家庭，全民決定」，但口中不敢大方說出的另一個真正理由，其實是想順道藉此次的爭議，到立法院前宣洩總統大選失敗的怨氣。 在台灣，由於長老教會的歷史較長 (經歷過清朝與日本政府的統治)，加上致力於宣教本土化，因此相對於其他教派較具有包容的性格，與懷抱相對進步與自由的思想。 這也是為何在過去戒嚴時期，只有長老教會積極參與了的台灣民主運動的原因。台灣二戰後的教會發展史，可簡略區分為兩大塊，一是自19世紀，分別由馬雅各醫師 (James Laidlaw Maxwell) 和馬偕醫師 (George Leslie MacKay) 傳入台灣南北兩地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另一塊則是1945之後與KMT一起移來台灣的，來自中國的各種基督教派。 前者在政治態度上是反對KMT的獨裁統治，並同情與協助，甚至是直接以行動參與各種由下而上的政治與社會運動 （包括推動民主，獨立，原住民自決，環保，兩性平權等運動等）。凡是在KMT威權統治時期曾參與過街頭遊行的人一定都有印象，當時群眾隊伍中唯一看得到的基督教團體旗幟，就僅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而已! 後者，也就是在1945以後，這些隨KMT政府一起遷至台灣，來自中國各處的基督教會與基督徒，包括了浸信會，信義會，衛理公會，神召會，天主教等等，在當時統稱為「外省教派」。 由於是隨著KMT與蔣家政權遷徙來台避難，因此在政治態度上是採取著附和與支持KMT獨裁政府的主張。 甚至是協同KMT政府打壓台灣的長老教會。 例如以宣教為藉口侵占長老教會的資產，偕同KMT政府打壓長老教會在禮拜時使用母語(台語/客語/各原住民語)的敬拜方式，支持KMT政府查禁長老教會使用台語聖詩的政策。 最誇張的是曾有一位信義會靈光堂的張力長老，在獨裁者蔣介石過世後，竟主張當時的政府可徵收濟南路上的長老教會私產，改建為用來紀念緬懷蔣介石恩澤的「中正紀念禮拜堂」。 廣義而言，這些「外省教派」當時會如此囂張與跋扈，有部分原因是來自「靠勢」，的心態。 所謂「靠勢」，一是靠篤信基督教的蔣介石老婆宋美齡的勢，當時有不少KMT高官家庭都因此跟風成了基督徒。 另一則是靠當時美援裡大量來自美國各地教會捐贈者的勢。 外省教派當時在政治正確下的「靠勢」選擇，除了幫助他們穩固自身在KMT統治架構下能安全地居於社會上層的結構，也讓許多「外省教派」的領導階層能藉由在台灣廣設各級教會學校 (自小學到大學)，更進一步的成為威權體制下牢不可破的黨國既得利益者與分潤者。 在高中與大學裡，外省教派亦透過「校園團契」來協助統治者吸納青年學生，透過招攬學生參加各種教會團康活動，與當時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 ( 簡稱救國團 ) 一樣，扮演著為KMT安定青少年的躁動與控制學生思想的工作。 在教會裡的宣教，則部分地曲解聖經裡的教義，強調信徒們要服膺與信靠地上的統治者，一如服膺與信靠天上的主。 這點與長老教會解讀聖經教義的角度恰好相反，長老教會特別強調新約聖經裡耶穌與門徒們抵抗當時政治強權，與弱勢和社會底層者站在一塊的精神。 換言之，堅持社會公「義」，是長老教會很重要的信仰實踐。 而外省教派則是以推行社會公「益」 (例如關懷榮民之家，宣傳家庭價值以及各種保守主義旗幟下的活動) 來當作基督徒的自我實踐與對社會愛心的體現。 台灣長老教會的社會公「義」無可避免地必定會與KMT的威權獨裁體制對撞。 而外省教派的社會公「益」反而巧妙地成為(或被成為)掩蓋威權獨裁體制不公的化妝師。 再回頭看一次護家盟這次參與者手持的各種標語，除了「婚姻家庭、全民決定」之外，還有「為下一代幸福站出來」，「反對黑箱、保護弱勢」等標語，這些冠冕堂皇的口號其實就是典型的挪用社會公益的外衣，來包裹他們保守與獨裁的思想。 基督教會該追求的不應該只有社會公益，而是超越社會公益的社會公義! 社會公益是每個人與企業皆可身體力行的工作。 但社會公義則是需要人們以道德勇氣與從宗教而來的信仰力量，來對抗國家在體制內進行對人民各種不公義的迫害。 當面對蔣介石以一己之私，獨裁統治迫害台灣人權時，長老教會先後在1971年提出「國是聲明」、1975年提出「我們的呼籲」、以及在1977年提出「人權宣言」。 這些呼籲與聲明，皆是教會站在受壓迫的台灣廣大人民的一方，挺身抗議統治者的專斷獨裁。當KMT大肆在全國搜捕美麗島人權鬥士時，長老教會的牧師則勇敢的收留與保護這些民主運動的鬥士。 凡此種種，無一不彰顯台灣長老教會所秉持對社會公義的實踐。 從這個脈絡發展之下來到21世紀的今天，當KMT威權獨裁體制在政治場域裡逐漸失勢，當DPP的國會與政府開始推動各種「相對」較為進步的價值正式成為法律時，社會上的保守主義自然會尋找新的力量集結方式與出口。 護家盟和軍公教聯盟皆是如此趨勢下的產物。 但他們所高舉的社會公益旗幟，其實說穿只是在捍衛自己的私利，以及反對他人擁有平等的權利。 所以請不要將護家盟瘋狂的恐同情緒與台灣所有的基督徒和教會畫上等號! 那樣的觀察會窄化我們的判斷能力! 花一點時間去爬梳台灣的基督教會與社會運動發展史，我們才有能力去判讀，在今日已經高度民主化的台灣社會裡，有那些社會運動其實是藉著群眾正義與社會公益的糖衣，包裹著保守主義者對社會進步價值的反撲! 台灣未來應該是成為一個戮力追求社會公義抑或是追求社會公益的國家呢? 這個問題，不僅是基督徒，也值得所有的台灣人好好來共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