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改革失敗的背後

歷代，改革似乎多難善終。革命成功的例子居多，卻往往被内部貌似死忠的敗類刧持。英國的大憲章以及馬丁路德、俾斯麥和俄國彼得大帝所從事的改革是少見的改革成功史例。明治維新究竟是革命還是改革，仍有爭論。 而現代改革成功的案例漸多，例如西班牙卡羅斯國王的民主化改革（一度挺過流產政變）、澳洲工黨在1980年代初推動的改革（也歷經十多年苦戰）、印度辛格總理從90年代開始的牛步改革，以及李登輝在90年代難能可貴的改革。但是最猛也最狡猾的改革大師莫過於鄧小平。 鄧小平的確是潛伏在黨内「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五人幫」沒錯怪他。他一朝翻身掌控共產黨立刻登高一呼 :「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舉世瞠目。若在毛的年代亮出如此千古名句當然是現行反革命，早就斃了。此際憑他在黨内的份量、資歷，一句頂萬句，走資成了政治正確的全民運動。又因中國被老毛搞到一窮二白，文革折騰到民怨翻天，任何改革都民氣可用，鄧乘風而上。當時若不改革，今日中國大約就是超大號的北韓。改革如果失敗，則可能四分五裂。 鄧的改革策略不但先化解了黨内既得利益階級必然會出現的強烈抗拒、抵制，而且攏絡西瓜派、縮小打擊面，協助反對派轉換角色「給出路」再出發 : 紅二代搖身一變都姓資，理直氣壯的向「錢」看，爭先恐後搶做改革的急先鋒。潛在的阻力變成快樂的助力。也就是讓被改革對象先富起來，原來騎在人民頭上的中共被改革後又騎到人民頭上，更理直氣壯。原來被騎的大多更樂利知命繼續被騎。中共忽然才發現今是昨非，早該知道有錢真好使！省卻多少大躍進、人民公社，還可以在萬惡的資本主義國家置産、移民家小。於是走資更來勁，更勢不可擋，更証明鄧思想的「政治正確」—發展是硬道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像孔明借箭一般，老毛智不及此。 鄧氏貫徹改革的魄力、膽識、智慧、擔當、自信、人格特質和領導能力無人能替代，唯李登輝堪稱一時瑜亮。不幸，儘管鄧氏改革的形勢一片大好，還是免不了血洗天安門，錯過也斷送政治改革的千載契機，晚節大虧。反觀李登光輝則啓動了民主火車，留下千百年後福給台灣人民。 就制度而言，當年老毛藉中共的黨國官僚機器宰制生産、分配和經濟政策，完全摒棄市場機能；即莊家操控賭局，無遠弗屆、鉅細靡遺。結果，實務上被證明不可行。屢次依賴政治運動刺激生產力，反而大傷元氣。鄧叫醒市場機能，從而釋放了被共産制度與意識型態綑綁了30年的生産力。但仍保留黨國官僚機器隨時出手調控經濟，尤其政治面的宰制從未鬆手。此即鄧所自詡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是改革走到如今竟似曾相識—越來越像納綷德國法西斯的黨國資本主義，大到不能倒，只是黨内分贓不易擺平，裙帶扯不清，隨時要提防内崩。 最近中共的集權趨向似乎企圖延伸黨國官僚機器直接介入私人企業經營管理階層，顯示中共羽翼豐满以後又無法抗拒操控、宰制市場的誘惑（不安全感總是與控制慾成正比），而現代高科技則在實務上前所未有的提供集權統治相當程度的可行性。鄧啓動的改革將被其徒子徒孫帶向何方尚待觀察。習的統治模式如果行得通，很多其他政權會模仿，勢將導致自由與極權兩種價值之間更尖鋭的對立；則人類社會的發展在可見的將來可能就不是自由主義者所想像那麽樂觀。 一個國家的體制運作良好時國泰民安，不會有改革的需求。總是火燒到屁股才被迫要改革，若熬到改革也無法改善處境時，再不革命就淪為失敗國家了。所謂改革，當然是指結構性改革（非結構性改革在西方成熟的内閣制民主幾乎一年一改，政權更替又改，即不斷改革；所以體制運作的新陳代謝效率很高，隨時維持高強度的競爭力，所以在那種體制下從政的前排菁英議員很難混）。半吊子改革是高度侮辱性的騙局、大拜拜、玩假的，徒然浪費資源，誤導鄉民，汚辱改革，不如不改。 所有改革的原始立意幾乎無不良善。從事改革，一般不外乎如何處理既得利益集團長期佔據的不當、不公、不義，或非法的利益，以及更新甚至重新設計規劃政策法令規章及發展策略。改革的對象都是有組織的複雜系統，不容失機失算。通常，改革失敗的原因往往不出下列三項： 一、領導改革者的政治决心和意志不夠堅毅強靱，投鼠忌器，遇難則退，舉棋不定，畏首畏尾，逡巡不前，藉口一堆，容易被反改革的陣營看破脚手。欠缺使命感與献身精神，對自己的政治生命、歷史地位患得患失； 才學養識、智慧、能力、氣魄、膽略、擔當、自信都不足，卻剛愎自用、陰沉偏執、自命不凡，又欠缺直接訴諸選民的說服溝通論述能力，自然無法嬴得選民的信任、尊敬與支持；既無法凝聚改革的共識，營造其動能，也欠缺號召力，無民氣可用，遑論展現領導力。 二、改革總是要從政策和制度動手術刀。改革團隊的專業人才不足（可能是識人不明、用人不當，也可能是一流專才不願参與，嚴重的情况甚或互扯後腿、各自為政），當然敗事有餘。例如扯戈巴契夫後腿的葉爾欽和出賣王安石的呂惠卿之流。這很致命。 三、欠缺優質且深思熟慮的改革策略，或策略凌亂、錯誤甚或不計本末先後，策略互相矛盾。「戰術犯錯可以用戰略彌補漏失，戰略錯誤就無葯可救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名將的名言）。戈巴契夫所犯最大的錯誤可能在此。 歷來改革失敗的結局不一。反改革勢力反撲、復辟是一種，例如光緒皇帝戊戌變法的下場。也有積弊太沉，已病入膏肓終於崩潰的，例如崇禎皇帝。改革扭曲變質，反傷害經濟，例如王安石的變法竟變成政府粗暴操控市場機能 (「一例一休」可能也屬於這一類）。最令人痛心的可能是被内部冒充改革派的敗類刧持而去，或打着紅旗反紅旗，假改革之名，行反改革之實，或假藉改革名意，徇私舞弊，甚至整肅異己，使改革變成濫權腐敗的溫床，改革被汙名化；例如戈巴契夫的遭遇。一般最常見的結局是組織再造或國營企業的改革被稀釋，終於拖泥帶水，不了了之。 眼前就有不少國家，包括歐盟會員和日本都還在改革的漩渦中掙扎多年，尚未出頭天。自從李登輝啓動民主改革迄今已近30年，結構性改革是台灣現代化必須進行的脫胎換骨工程的一部份。國民黨明知自己蠻横鴨霸，仍繼續找藉口，耍陰謀手段抵制、拖延阻撓，抗拒改革。馬朝八年且開倒車。國民黨的惡質無耻行徑顯然還會持續甚至狗急跳牆，越接近末路越變本加厲，因為罕有自動繳械的被改革陣營。何況中共在裏外攪局，分進合擊。熟悉李登輝寧靜革命過程的台灣選民都知道當時如何險象環生，思之餘悸猶存。 每個政黨都必須對台灣的未來負責。台灣人民反抗高壓恐怖統治已經歷好幾個世代，每個世代面對的挑戰、處境都不盡同。時間的後視鏡常常是最具透視力的照妖鏡，越遠越深刻。例如當年大多數人傻呼呼的「選擇服從」，如今國民黨賴以横行半世紀多的騙局、謊言已像骨牌一樣2266 ，不須拆穿也漸漸現出原形。以今天公共資訊的演化速度，今日種種不出幾年就水落石出。藍營有歷史眼界的菁英應該與綠營合作從事改革，促進台灣的現代化。結構性改革非做不可，但民進黨必須先做好準備，財經金融與稅制的結構性改革必須列為第一優先（號稱財經内閣的林全如果能做，他在扁朝財長任内早就啓動了）。千萬不要低估改革的難度和失敗的後果。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