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偉大的一代人

大英圖書館與BBC合作，成立一個網站，稱為「人民的戰爭（WWII Peoples’ War）」。用意在於讓人們將其經歷二戰的故事，上傳上網，也為後代子孫保存一個口述歷史的資料庫。這是屬於BBC教育計劃之一，記錄僅存不多的二戰老兵，與曾歷經戰爭者的親身經歷，同時，也可以讓老一輩的人學習如何使用數位工具。這個計畫從2003年展開到2006年止，期間還招募一些義工，拿著MP3 players去訪談並記錄這些說故事的人，最後總共上傳了四萬七千個故事，為英國經歷二戰的最偉大的一代人留下珍貴記憶。 台灣也有經歷過二戰的最偉大的一代人，就是我的阿公阿嬤，但是，不用說我對他們的二戰經驗，除了躲空襲警報外，其餘毫無所悉，連他們大半輩子如何生活，我也一樣無知。現在只能從歷史背景，日常生活的瑣碎片段與記憶，去想像他們的遭遇。 阿公，李貽森，出生於1909年（明治42年），台中大甲外水尾人，阿嬤，李王玉連，苗栗山柑庄人，出生於1911年（明治44年）。當時，兩人各自都是出身於當地的大家族。我後來才意識到，原來，阿公阿嬤出生於明治維新時代，成長於大正民主時代（1912-1926年）。阿公正好遇上第一所台灣人創辦的學校成立，於是他順利就讀台中州立台中第一中學，畢業後，因為查某祖捨不得獨子遠行，阿公就沒有到日本內地繼續升學，留在家鄉娶妻生子就業，擔任大甲鎮公所課長。阿嬤說，她沒有綁小腳，是因為新時代來了，她的母親說現在是新時代，女人不需綁小腳了，而且她的父親還送她去念漢學。 二戰結束，政權替換之時，阿公阿嬤早就兒女成群。阿公阿嬤共育有十個子女，六男四女，一半在日本時代出生，一半在中華民國時代出生。在日本時代出生的三個兒子都有日本名字，後來三個只有中文名字。我跟弟弟因為父母離異之故，從上幼稚園開始直到大學畢業都是跟著阿公阿嬤。在黨國體制的戒嚴時代，我的記憶裡，阿公阿嬤都說他們是出生於民國前三年與民國前一年，身分證上也是這樣記載，阿公的中一中經驗，只有政治正確地提過曾任副總統的學長謝東閔，而我以為阿嬤說的上漢學，是指小學畢業。 戰後阿公為什麼被迫去職，舉家遷到高雄，連年邁的查甫祖查某祖最後也跟著兒子離開了熟悉的土地與親族，直到近幾年才聽我爸講故事，阿公晚年我曾問過他，但他不願講。 我出生時，阿公已是高雄市稅捐稽徵處的雇員，阿嬤則是經常在家裡客廳剪公文袋上的郵票，浸水再曬乾，貼補家用。我上小學時，阿公退休了，天天坐在家門口的騎樓下抽煙，經常派遣我到街口的柑仔店買長壽煙與民眾日報，而我最喜歡做的事就是站在家門口，大聲背誦國語課本給阿公聽。有一天，我照例很快地把課文背得滾瓜爛熟，但阿公聽了後突然翻臉叱責我，「你們這一代都被國民黨洗腦了！」我嚇一大跳，中間的對話細節我已經不記得了，我只記得阿公很生氣地轉身往樓上去，從樓梯間傳來他大罵「蔣經國是豬！」，我當下也立刻大怒頂嘴「你怎麼可以罵我們的蔣總統！」除了這件衝突外，阿公平日寡言，生活簡單，只叮嚀不要「插政治」，每逢各種國定紀念節日，阿公一清早必定會把國旗穿過旗杆，掛到家門口的柱子上，民間節日習俗的剝元旦，包粽子，包潤餅等等，一樣也沒漏，年復一年，日常生活用語，則是台語夾雜著日語單詞，再自然不過了。 阿嬤說全家第一個出國的是六叔，也是她最小的兒子，小學畢業到日本參加童子軍大露營，阿嬤忍不住自嘲，全部的大人竟然都到松山機場為一個小孩子送行，連遠在大甲當小學老師的大姑媽大姑丈也來了。因為台灣直到1979年才開放觀光，在這之前出國不易。終於，阿公阿嬤也有機會自己到日本旅行，我忘記阿公說他們到日本的哪裡去，又見了哪些人，只記得他們帶回一大堆東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富士大蘋果，因為那是我第一次自己吃一整顆超級大蘋果，不知道是蘋果真的很大，還是當時年紀小，我一邊啃蘋果，一邊聽著阿公說，在日本時不認識的日人聽到他講日語，都會以為他是日本人，得知是台灣人後，無不稱讚他的日語發音標準，字正腔圓，真是太流利了。阿公說話時神情愉悅又滿足，我以為正如我滿足地咬着清脆的大蘋果。 我太駑鈍了，一直到1990年代之後，民主改革，開放黑名單，總統直選，才瞭解阿公說的我們這一代被國民黨洗腦的意思，也才體會到阿公阿嬤是被禁錮的一代，心靈、語言、思想都被禁錮的一代。但這一切都太遲了，我再也沒有辦法知道阿公阿嬤真實的想法與遭遇。 我又不禁回想，很小的時候，曾跟著外查某祖，阿嬤與四姑，一起到佛光山拜拜，三代人從未離開過這塊土地，竟出生於三個不同的國家，阿祖梳著髮髻，綁小腳，著寬長衫，清國人。阿嬤出生於日本國，戰後出生的四姑則是中華民國。我們一起爬着長長的階梯，直到大雄寶殿。出家女尼盛讚年逾九旬的阿祖好體力，送阿祖一塊玉珮，祝福她長命百歲，四姑添香油錢，也獲得一塊玉珮祐身。如今他們三個都不在了，而我也才知道，原來我們都是台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