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綠營還沒執政，就要掩耳「背離」民意？

針對我國法院對詐騙案普遍量刑過輕，導致台灣變成「詐騙王國樂園」，嚴重影響國際聲譽乙事，國內要求加重刑罰聲浪高漲，準法務部長邱太三和時代力量主席黃國昌卻「獨排眾議」，認為現行刑罰已可以形成嚇阻，不必修法加重刑責。筆者對兩位要角看法的評語是「理論對，實務錯」，流於學者象牙塔之見，棄實務虛。 台灣是電話詐騙的「發源地」，也是「外銷國」，華人世界（尤其中國和台灣）每年發生數萬件以上、數百億金額詐騙案，百分之九十九和台灣人有關，由於網路通訊發達，詐騙機房可設在境外任何地方，無遠弗屆，一大批台灣人連非洲肯亞都去長期「旅遊」。其可惡之處，罄竹難書，詐騙對象當然是語言相通的華人。 邱太三曾任檢察官，黃國昌更是太陽花學運領袖和炙手可熱的時力主席丶立委，都不是「書呆子」，但在本案見解卻是太「理想化」。他們舉例刑法339條普通詐欺案，最高可判5年，一罪一罰，如有數案丶數十案，法官最重可判之20年徒刑，認為不可謂「不重」。此角度切入見解固然不錯，但如從另一端低罰角度來看，詐騙案可判五年以下丶拘役丶罰金，或電信詐騙案1至7年徒刑，如一案都判一年，一百案加總起來也可判一年，只要加總刑度不低於任一件最高刑度即可，並未違反刑事訴訟法，更不要談拘役丶罰金了。而二年以下徒刑，法官是可以宣告緩刑的。另據檢察機關非正式統計，電話詐騙案平均刑度約1年左右。 故而，邱太三和黃國昌「最重可判20年」説法的對立面卻是「最輕可判拘役或罰金甚至1年徒刑並給予緩刑」，縱使百件丶千件都一樣，兩者刑責天差地別，但實務上卻常常出現「後者」，難怪中國或台灣受害民眾咬牙切齒，但又奈何？如今中國逮到機會，又有管轄權模糊地帶，豈肯做「軟腳蝦」？一判就是十年以上，最重無期徒刑，中共政權也懂得藉機「消弭民怨」的啊！ 邱太三又說，未來將要求檢察官對類似詐騙案「從重求刑」，這又有「打高空」之嫌，檢察官「求刑權」在刑訴法上並無根據，法官拿著「獨立審判」的尚方寶劍，檢察官求處重刑，法官輕判甚至緩刑或無罪，多有所在，頂新黑心油案即是顯例。而目前「行情」，大型詐騙䅁主謀量刑多在二丶三年，幫助犯在一年左右或甚至緩刑。主審法官大多是佛心來著，有那個詐騙案到達刑法最高5年或7年的？更不要說邱太三倆所謂的20年了，原因為何？在司法界打滾了十數年的邱太三真的那麼「古意」嗎？ 更值得注意的是，同屬綠營的時代力量主席黃國昌，或許受了邱太三説法影響而未深入研究，16日到台中參加一項修憲演講時，答復媒體詢問，也是認為現行刑法339條（5年以下徒刑丶拘役丶罰金）及339條之4（3人以上或以電話等詐騙，1年以上7年以下徒刑）的刑罰已足夠阻遏職業詐騙，不必再修法加重刑責。問題是，如果刑罰規定足夠，為何各種詐騙案如野火延燒到全世界華人地區？黃國昌的看法是治安單位要加強偵辦力道及破案率，才是主要。但他顯然對法官審判的品質百分之百放心，所以才有和邱太三一樣「最高可判20年」的推論，並以此為不必修法的理由。 另方面，藍營資深立委蔣乃辛，已提案要修正刑法339條之4罰責，對電訊詐騙案從現行1至7年，提高為3至10年徒刑，此修正方向可能比較符合實際需要，萬一法官有意放水，也不至於敢減到2年以下並緩刑，符合受害人和大多數民眾的期待，此修正案極可能壓過綠營不修法的主張！ 綜上所述，情況詭異，以往綠營在立法院的表現，百分之九十較藍營貼近民意，而藍營正是黨意脱離民意太遠，才會遭到崩潰性教訓。而在本案，暫先撇開主權或管轄權爭論不談，絕大部分的民眾都認為台灣司法輕縱詐騙犯是鐵的事實，而且矛頭指向刑法規定丶檢警偵查和法官審判都大有問題，但現今綠營還未正式執政，卻迫不急待「主客易位」，扮演以往藍營輕忽民意的角色，新位置還沒坐上去，就換了腦袋？天下事吊詭莫此為甚！ 奉勸馬上要執政的新政府，傾聽人民聲音貼近民意的「務實」很重要，好的執政並不一定要多高明的學位和「知識」，但豊富的「常識」和周詳考慮則不可缺，否則容易流於「務虛」，良心用意再好都沒有用，終究會是失敗收場，重蹈藍營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