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論壇/宋文笛】「亞洲沙皇」康貝爾的官銜透露玄機:台灣在印太布局中的分量只增不減
作者為澳洲國立大學亞太學院講師
拜登新政即將啟動,近日各國關注的莫過於即將走馬上任的白宮「亞洲沙皇」康貝爾(Kurt Campbell)對於中美競逐的方略。康貝爾的正式名稱將是「總統副助理」兼「白宮國安會印太事務總協調」(Deputy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and Coordinator for the Indo-Pacific,見拜登移轉團隊官網和康貝爾政治公關公司 TAG 的官方聲明)。兩者之中,前者代表「職等」,後者則是「職務」。這些位置首先透露康貝爾的政治分量。對台灣而言,此兩位置之搭配,看得出拜登政府對中美關係定位將是競爭多過融合,而台灣於其中的發揮空間,亦將日漸增多。
級別決定發言權和業務獨立性
傳統上,白宮總統幕僚的「職等」官分三級,從高到低依序是:「總統助理」、「總統副助理」和「總統特別助理」(Assistant, Deputy Assistant, and Special Assistant);分別對應三級「職務」,依序是「國家安全顧問」、「副國家安全顧問」和「亞太事務資深主任」(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Deput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and Senior Director for Asian Affairs)。
歷年來主管東亞的亞太資深主任都只是第三級(入門級)的特別助理職等,例如台灣讀者們熟悉的麥艾文(Evan Medeiros)、葛林(Michael Green)、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等皆是如此。亞太事務主管的職等不高,一方面透露了亞太政策在總統眼中的重視程度有限,二方面也讓國安會亞太事務主管在和國務院、國防部等舉辦跨部門政策協調會議(Policy Coordination Committees)時,發言權多少受限。
直到一年半前情況才有所改變。於 2019年底,主管亞太事務的原亞太事務資深主任博明(Matt Pottinger)被升級為副國家安全顧問,並且晉升副助理級(第二級),可見在中美貿易戰大背景之下,中國議題乃至於印太事務的政治份量日漸提升。
然而博明身為副助理和副國家安全顧問,在職等上低於國家安全顧問,在職務上也直屬於彼,或多或少依然受其制約。
康貝爾新職打破了國安會傳統組織邏輯
此處需要關注白宮國安會的組織邏輯:國安會傳統上功能性議題高於區域性議題。第二級的副助理級別皆明定處理功能議題,例如國土安全、戰略溝通、國際經濟、跨國議題等。只有到第三級的特別助理級別,才會專責處理區域性議題,例如亞太事務、南亞事務、西半球事務等。
在組織邏輯上,博明並無打破傳統。博明的主業仍然是「副國家安全顧問」,雖然他的專長恰好是中國和印太議題,他負責的業務卻不限於此,並非「專責」的印太區域主管。
此番康貝爾則不同,雖然他和博明同樣是第二級總統副助理別(Deputy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康貝爾的本業卻不是副國家安全顧問,而是專職的印太區域的印太事務總協調。這代表印太事務在業務會報關係(reporting relationship)上,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獨立於國家安全顧問。
從國土安全到印太安全
在印太事務之外,曾經得到此待遇的有一前例:國土安全事務。西方國際關係學界人盡皆知,在撰寫國際史的斷代時,2001年的911恐怖攻擊事件是意義重大的分水嶺:在此之前被稱為「冷戰後新世界秩序時代」(New World Order),之後被稱為「全球反恐戰爭時代」(Global War on Terror)。911的劃時代意義,在美國政府組織上的具體呈現,就是在恐怖攻擊過後一周,白宮立即在既有的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之外,新設立了「國土安全會議」(Homeland Security Council),並任命和國家安全顧問同級的國土安全顧問(兩者同為第一級的總統助理級),以示國土安全不從屬於國家安全。
多年之後,在歐巴馬年代,恐怖攻擊威脅稍歇,國土安全會議方被併入國安會,國土安全顧問的「職等」也被降格為副助理級,但是業務從屬關係上幾經變遷,在川普年代,國土安全顧問依然是相對獨立的存在,他們沒有被冠上「副助理級之副國家安全顧問,負責國土安全」(Deputy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Deput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for Homeland Security)而是相對獨立的「副助理級之國土安全顧問」(Deputy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and Homeland Security),實質上對總統負責,遠多過對國家安全顧問負責。
如今,康貝爾的印太事務總協調的性質和國土安全顧問似乎接近。康貝爾和川普時代的國土安全顧問一樣,任「副助理級之印太安全總協調」,而不像博明,沒有掛上「副國家安全顧問」,也就在組織關係上不被國安會體系限制住。
康貝爾在拜登政府年代,縱然在印太事務的大議題上,想來於禮貌上需要照會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但是工作上很大可能將會實質獨立,如此亦符合康貝爾輩分遠高於「神童」(Whiz Kid)蘇利文的人情慣例(康貝爾年齡大蘇 19歲)。
中美全方面競爭對於巧實力之要求門檻日增
康貝爾的冗長官銜,乍看之下雲裡霧裡,其實已經透露玄機:它代表著印太安全,也就是中美關係,已經成為美國外交戰略之第一顯學,所以才能得到此待遇。亦可見拜登時代對中美關係的定位依然是「挑戰多過機遇」,「競逐多過融合」。
對於講究多邊主義的拜登而言,對華競逐將會鬥智不鬥勇,對於手法精緻「巧實力」的需求,甚至將比川普年代猶有過之。在此中美競逐的大背景下,和中共交往最密,對中國文化語言和歷史浸淫最深的台灣,在美國的盟友和夥伴之中,對美國提升巧實力的貢獻空間亦無人能出其右。以此觀來,對於拜登年代對華鬥爭手法之走向鬥智不鬥勇,關注短線者將其視為台灣的利空;但是關注長線者,或能看出台灣的不可或缺性在拜登年代反而只增不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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