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論壇／陳少甫】香港暴動為什麼注定失敗？

香港的反修例運動自六月的百萬人遊行後，主張暴力的街頭路線便逐漸取代和理非，自此香港的街頭運動便不能再稱之為一般性的和平示威遊行，而是不折不扣的街頭暴動。而以勇武派為主幹的街頭暴動，雖然成功地透過極端行動，吸引了海內外華人，以及國內外媒體的強烈關注，卻也在一系列或許真的無可避免的錯誤策略下，為此次名為爭民主的街頭運動，埋下了徹底失敗的伏筆。

旁觀香港局勢的發展，我們不難發現，雖然香港街頭仍不時出現騷亂，熊熊的火光經常燃燒在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不同角落，但以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為起點的政治運動，從實質意義來說已經逐漸走向尾聲。即使結束的尾巴，很可能拖延的比許多人想像的還要來得長來得久，無論如何，終究還是有結束的一天。抗爭的必然失敗從一開始雖然早已注定，但是究竟會如何落幕，最後的結局，也許遠比參與抗爭者最早的自我想像，還要來得更為醜陋與不堪。

一、抗爭據點化，如水一般的戰術變成磚頭一塊的堡壘

此次運動，抗爭者經常強調要像水一樣，也就是運用如水一般的游擊戰術，對抗全副武裝以及訓練有素的警隊，這種策略的運用強調的是以弱擊強，化整為零，忽隱忽現。換句話說，在警察來不及在第一時間抵達的場所，抗爭者透過加密的通訊軟體相互聯繫，在約定的時間像水一樣的湧現，以黑衣蒙面之姿來隱蔽個人身分，並對公共設施和特定處所進行破壞；達到目的之後，趁著警察剛反應過來或剛收到通報匆忙趕到之際，便迅速如水一般的流去。所有參與暴動者在各個巷弄裡迅速脫去黑衣裝備，換上普通裝束，再混入普通市民當中。

這是另類城市游擊戰的戰術運用，但這樣的戰術運用，卻在十一月十一到十五日的那個禮拜，因堵路強迫罷工的行動，使得香港中文大學意外成為暴動者的第一個據點。有了據點，示威者就得以建立起一個具體的堡壘，從而使得示威者和港警以及特區政府的對抗性，從抽象的流動性極高的游擊戰，轉變為具體的城寨化的據點攻防，並隨之正式出現一個具有明確地址的抗爭精神堡壘。問題在於，一但出現具體的堡壘，就存在示威者必須誓死捍衛堅守的陣地，而既然出現必須堅守的陣地，示威者就不再能如水一般的和警方進行城市游擊戰。

如前所述，如水一般的游擊戰術，重點在以弱擊強，化整為零，忽隱忽現。但自從出現了必須堅守的陣地後，前述遊擊戰的優勢便全然喪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抗爭者不斷的以具體地址呼喚同伴前往支援，並透過社群網站和通訊軟體對香港和香港以外的同情示威者大聲呼救。針對港中大，港警採取先衝突測試，後讓步撤退的策略，使得勇武派雖然大舉進駐港中大，卻苦苦等不到他們心目中預期的最後決戰，最終只能在內部矛盾不斷爆發下，各自作鳥獸散。

自本文擬稿的十一月十八日為止，示威者已經不再能採用如水一般的戰術，大量的勇武派自從在港中大佔領了第一個據點後，便只能不斷的透過一個又一個的校園據點，作為充實心理安全感的堡壘，儘管這麼做，只會使抗爭者最終被一網打盡。抗爭者完全放棄原先城市游擊戰的強項，轉身去打造一個個不堪一擊的脆弱據點，這或許說明抗爭者的心理素質隨著時間消耗而變得更加脆弱。我們可以從視頻看到抗爭者堆砌著一推即倒的磚牆，仿造投石機做出幾架不實用的汽油彈投擲器，這些與其說是防禦武器，反倒更像是心理上的安全慰藉。

在停筆之前，香港警隊正集中優勢警力圍堵香港理工大學，不準進不讓出。嘗試進入校園的多被警察逮捕，抗爭者即便想放棄據點嘗試逃離校園，也隨即落入四面包圍的港警手中，以暴動罪當場逮捕。所剩不多的極端勇武派繼續堅守在學校裡做困獸之鬥，再也無力和港警抗衡，被集體逮捕理應只是時間問題。剩下的就只是這些勇武派是否可能在自己被逮捕前，做出過度激進的行動。

二、不論是非的永不割蓆，弱化抗爭的合理性

此次抗爭，示威者最著名的口號便是絕不割蓆，也就是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與其他抗爭者做出切割，共榮辱同進退。這種策略的優點，在於所有參與者得以在加入之後，感受到同伴之間滿溢而出的溫暖，並在同溫層中反覆強化彼此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讓所有抗爭者時刻充滿著豐沛的運動能量和心理武裝。

抗爭者彼此互稱手足，指的是彼此的關係是如同親人一般的革命同志，這樣的親密感不僅存在著對內的凝聚效果，也存在將情感外溢而出的感染效果。換言之，對於旁觀這場運動的同情者而言，更容易被此種與手足同生共死的情感和行動所感動，從而對抗爭者心生同情和不捨，進而轉變為對抗爭運動的支持。

然而，正所謂有一得便有一失，互稱手足和永不割蓆的策略，隨之而來的副作用便是自己的同溫層越來越厚重，而與同溫層以外的人群越來越疏離。逐漸的，同溫層內的手足們，逐漸失去或弱化與同溫層外的群體進行有效溝通的能力；反之，同溫層外的群體，則是出現越來越高比例的人們，越來越無法理解抗爭者的情感和行為，進而在心理上和行為上對抗爭採取敵視和區隔的態度。

香港本地市民至今多數仍可以說是同情示威者的，這一點無庸置疑，但這樣的同情，很明顯地逐漸轉變為一種旁觀靜默的憐憫，而無法化為具體行動來支持暴動抗爭者。究其原因，是主張暴力抗爭的勇武派越走越偏狹，越走越激進，敵我意識越來越強，無原則的絕對性合理化浪漫化手足的行為，進而使得運動宣傳越來越失去彈性和說服力，並且在策略上一而再再而三的犯下關鍵錯誤。

又比如運動的核心態度是絕不割蓆，但勇武派對民宅縱火，搶掠商鋪，砸毀店家，搶奪財物，破壞地鐵，搗爛公共設施，圍毆大陸內地人和其他無辜市民，暴力攻擊異議者，澆汽油當場火燒反對者，用磚塊砸死七旬老人，即便做到這種程度，反對派既不願割蓆也無法切割，抗爭者自我放棄道德高地，一昧縱容暴力壟罩全香港，久而久之，抗爭運動自然就失去了合理性和道德正當性。

三、強迫三罷和全體市民為敵，街頭運動被勇武派劫持

綜觀近代絕大多數成功的抗爭運動，無論是罷工，或者罷課，或者罷市，都是國民或市民自動自發組織起來發動的，學生自願罷課，工人自願罷工，商家自願罷市，如此串聯起來，彼此相互聲援。而且往往在付諸行動後，都具備著明確的政治訴求，在達到訴求後便停止了此種為達目的不惜互相傷害的手段。

但此次香港暴動，卻出現一種極為奇特的現象，那便是強迫他人罷工罷市，強迫其他學生配合自己罷課。當絕大多數市民普遍同情示威者的情況下，示威者先是由主張暴力的勇武派取代了和理非，造成絕大多數熱愛和平穩定的市民心生猶疑驚懼，進而示威者在停車場大學生意外墜樓事件中，逕行片面無預警的宣布全香港進入三罷的運動。為使香港市民能配合三罷，激進示威者或破壞道路，或在馬路上布滿障礙物，或從陸橋上拋擲重物恐嚇及阻礙交通行車，或強行阻攔地鐵行駛，不讓其他上班族和打工族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前往工作地點。

這場長達近半年的激進抗爭，無論是香港本地人或外地人，普遍都認為抗爭者背後存在著不少金主，以金錢和物資贊助這場運動。差異只在於有的人認為金主是境外敵對勢力如美國、台灣，有的人認為是反習近平的中共內部勢力，有的人認為是香港本地的地產商和金融大戶。無論抗爭者背後的金主是誰，至少普通的一般香港市民，都是必須透過日日夜夜的辛勤工作，才能掙得全家人獲得溫飽的薪資，才能以這些勞動得來的薪水來養家或者維持個人生計。香港市民的背後沒有金主，錢不會從天而降，不讓他們上班，就是斷他們的活路。

當三罷是以街頭激進的勇武派單方面霸道蠻橫的替全體市民做決定，這種和所有香港老百姓為敵的作法，會使得即便原先對抗爭運動心存同情的市民，變得越加難以忍受這種暴動對自己生活的影響和對生計的衝擊。尤其四處破壞道路、對住宅商家進行縱火和破壞，對反對者即便是婦孺老人都無差別的進行毆打，理所當然的必然引起普通市民的憎惡和恐懼，進而被迫相互聯繫組織起自我保護。具體展現出來的，便是近幾日每當黑衣人進入到特定社區意圖破壞道路時，當地居民便陸續開始集體武裝起來，對黑衣人進行驅逐或者逕行攻擊。

四、強調香港本土性，排斥中國，將世界華人外部化

香港局勢發展至今，反修例運動已經不是在反修例，也早已喪失反修例的初衷和興趣，而是鮮明的混雜著反特區政府、反北京中央政府、反中國共產黨甚至反大陸內地人的運動。旗幟上雖然標舉的仍然是爭民主要自由，但實質目標已經變成是要顛覆或者取代現有的特區政府，從體制內和體制外入手，盡最大可能的努力將香港隔離於中國大陸之外，進而嘗試排除北京中央政府的影響力。

北京和香港政府都明確點名美國和台灣是此次香港暴動的幕後黑手，如果先將台灣排除在外不論，美國介入香港事務幾乎到了毫不遮掩的程度。從美國的角度，藉由香港攻擊中國，最理想的情況是使香港的暴動蔓延至中國大陸的每一個城市，從而達到顛覆北京政府的目標；即便是最不理想的情況，也足以使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遭遇顛覆性的破壞，從而成功打擊中國整體經濟發展，增加中美貿易談判的籌碼。總而言之，美國這無本買賣無論如何都能從中得利。

但香港這次之所以能出現如此大規模大範圍的暴動，其中除了嚴重的貧富不均，許多人住房條件極端惡劣，使得年輕人看不到未來，更關鍵核心的是此次運動的動能是一種更接近於民族主義，更接近於種族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

這種類民族主義的精神追求，是希望將香港區隔於中國和中華民族之外，因此港獨的思想始終在若隱若現之間隱藏在抗爭運動之中。而另一個強大的政治動能則是種族主義精神的另類展現，在認知上先將自己和大陸人區隔開來，普遍地將大陸內地的人視為低等民族，並將香港人視為高等人種。這種自視高人一等的優越意識發展到後來，即便是澳門人和台灣人，在香港民族主義者的眼中，也不過是略優於大陸人的次等種族，遠不能和歐美高等白種人相提並論。

從理想上來看，香港此次的街頭抗爭運動，如果能以更高的道德和民主訴求，堅持不懈地向全中國大陸、澳門、台灣和旅居世界各地數以千萬計的華人做出呼籲和號召，或許真能引起更大程度的共鳴和支持。換言之，如果香港暴動不是內含仇中反中歧視性的意識形態，或能嘗試和十幾億華人產生共鳴，進而爭取包含中國大陸在內的民眾更加廣泛的同情，進而使北京政府更加不具備鎮壓的正當性。也不知是幸或是不幸，香港暴動從一開始就帶有極為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色彩，示威者強調香港本土的在地性，以香港自決包裝香港獨立，以民主普選包裝分離主義，從而將運動發展的越來越侷限，越走越極端。

抗爭者自始自終不僅對中共，更對中國採取敵視和排斥的態度，這便使得示威者自我限縮在香港一隅，只能仰賴台灣人對於香港的情感投射，依靠旅居在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對其所在國爭取輿論支持。香港人先是自我排除全球十幾億華人對這座城市可能的同情，並在自我限縮後，緊接著不斷的向英美以及西歐各國求援，並在街頭上毫無意義的揮舞美國國旗和英國國旗，從而坐實了北京中央對於香港受到外國勢力操縱影響的指控，反而在大陸內部鞏固強化了中國的民族主義。香港的抗爭既然存在諸多侷限性，北京政府反而得以從容的面對。

北京政府既然能從容處理，自然更願意放手讓香港警察毫無後顧之憂的執法，深圳的武警和駐港的解放軍更無需被迫進入香港街頭進行彈壓，取而代之的是解放軍身著輕便襯衫走出軍營，替香港街頭排除路障和整頓市容，並得到軍營附近當地香港居民的熱情歡迎。介入的成本太高，衝擊又難以預料，北京既已決定袖手讓香港特區政府處理，香港人就必須獨自面對和善後此次的暴動。

香港人必須有所警覺，香港的命運操之在香港人自己的手心裡，香港人不該對自己的前途抱持不切實際的幻想。維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是穩定的社會秩序和嚴明的法治，不是街頭的激情，更不是手足之間相濡以沫的浪漫情懷。狂躁的激情和氾濫的情懷，是屬於台灣這種組裝式山寨民主的專利，對香港並無助益。美國雖然享受於對抗中國的興奮感，介入的程度也只夠讓香港成為華盛頓反中的堡壘，卻無法轉化為香港實現民主和維持繁榮的力量。

香港社會應該和所有形式的暴力割蓆。唯有如此，香港才有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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