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3花蓮地震重建之路緩步前進⋯陳錦煌一概念道破台灣重建癥結所在

陳錦煌醫師曾任921重建會執行長,他在故鄉新港成立基金會,持續關心弱勢、教育與環境問題。(攝影/張瀞文)

今年4月3日上午7點58分,花蓮發生芮氏規模7.2地震,僅次於921的強震,造成全台18人罹難、上千人受傷,另有多棟房屋倒塌或半倒,道路、橋梁、學校等基礎設施受到不同程度損毀,其中,又以震央所在的花蓮,災情最為嚴重。

《信傳媒》特別規劃一系列專題,從地質、斷層、防災、重建以及社區凝聚共識等各層面,邀請專家來幫花蓮把脈找解方,這一座後山的美麗花園,如何從夾縫中看到光,讓我們陪著花蓮一起從裂縫中尋找綻放的希望跟力量。

花蓮專題的第三篇,《信傳媒》專訪陳錦煌醫師,陳醫師1952年出生於嘉義縣新港鄉,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醫學系,並在臺大醫院接受小兒科專科訓練;1981年,他毅然決定返回家鄉開設診所,實現父親希望他成為「良醫」的夢想;並在1987年建立新港文教基金會,陰錯陽差地替12年後發生的921大地震埋下協助重建種子。

他不僅關注病人的身體健康,還注重心理和社會層面的治療,「台灣就好像一個人,有很多問題」,在921地震後,陳錦煌醫師擔任災後重建委員會執行長,積極投入社區重建工作。他不僅協助重建受災的基礎設施,還致力於恢復社區的社會和文化生活,他的努力使得新港鄉在災後恢復生機,成為其他地區重建的典範。

此專訪以陳錦煌醫師在社區重建方面的貢獻和經驗,希望能替受傷的花蓮指出一條重建的方向,本篇將聚焦於社區共識凝聚,探討台灣重建共識遇到何種困難。

福爾摩沙「天災人禍」不斷,特殊地理與歷史不能忘

台灣在過去一世紀經歷了多次重大地震,陳錦煌開場就一一細數,眾多天災不僅帶來了人命與財產的損失,還讓台灣社區有了反思的契機,他認為,要理解花蓮0403地震的意義,必須從台灣的地理與歷史背景開始。

以罹難人數來看,第一嚴重的是1935年的新竹州大地震,發生在中部的龍騰、三義一帶,造成超過3000人死亡;第二高為1999年921大地震,約2300人罹難;第三則是發生共2次的梅山斷層大地震,發生於新港附近(1904年、1906年),導致約1000人罹難。此外,1941年的白河大地震發生在台南的中央山脈附近,也是台灣重大地震事件之一。

921大地震造成約2千3百人罹難,成為台灣20世紀傷亡第二高的天災,就此台灣防災意識就此革新;但以陳錦煌觀察,如今針對社區重建的共識,雖有進步,但仍有許多問題。圖為921石岡壩溢洪道及閘門斷裂受損。(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台灣是一座「天災人禍」不斷的島嶼,陳錦煌說,歷史上也是移、殖民的聚集地,前期以殖民為主,後來的人們則希望能夠在此安居樂業,400年前就開始了島嶼的經營,也就是從1624年荷蘭殖民開始,台灣憑藉著優越的地理位置和黑潮流經的自然優勢,逐步發展起來,。

然而,上天賜予台灣的機會也伴隨著挑戰。他娓娓道來,台灣位於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的交界處,這兩大板塊的相撞使台灣這座年輕的島嶼不斷隆起與剝落,已有數百萬年,而台灣的形成源於板塊的運動,其年輕的地質結構使得台灣地震頻發,每隔約30年就有一次大地震,1999年921地震距今也已近25年,地震的威脅依然存在,特別是梅山斷層被認為是下一次大地震的潛在來源。

除了地震,台灣還面臨著颱風的威脅,不過幸運的是,中央山脈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將颱風「撕裂」,減少其破壞力,陳錦煌表示,台灣的地理特色決定了它的自然災害頻繁,但也孕育了島上文化與生態,等同於這些災害也正是台灣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因素,身為台灣人,不能忘記這段與地震、風災息息相關的歷史。

從生命共同體到生活共同體,進展不順利

正因天災不斷,台灣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社區總體營造方式,其核心之一就是「生命共同體」。陳錦煌指出,社區本身就是一個共同體,大家彼此依賴、關心,並面臨共同的問題,尤其在天災人禍頻繁的台灣,生命共同體的意識尤為強烈。

他感同身受地說,每當重大災害來臨時,社區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密,這也是台灣社區的特色,從1999年921大地震後的捐款數額中也可以看到,台灣人在面對災難時,各界出人出力,人人感同身受,這種情感在社區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同時,921大地震的那年,也是「社區總體營造的元年」。

然而,這樣的「生命共同體」與「生活共同體」之間存在著某種張力陳錦煌表示,生命共同體強調的是在災難來臨時,大家齊心協力度過難關;但在災後重建中,台灣在生活共同體的力量就顯得薄弱,因為這涉及到更多具體的問題,如住宅重建、公共設施的分配等。

這與台灣的歷史背景密切相關,台灣長期處於外來或威權統治政權,無論是日本殖民時期還是國民黨統治時期,台灣人都很少有機會真正參與到公共事務的決策中。

他舉例,早年國民黨政府將反攻大陸作為最大的國策,基層的村里民大會也往往淪為政令宣導,缺乏真正的討論與共識建立,因此,當大災難來臨時,雖然「生命共同體」的力量顯現無疑,但在災後的「生活共同體」卻無法迅速有效地解決問題,特別是在財產分配和個人負擔責任的共識方面,存在著巨大的挑戰。

選舉政治導致短視近利,「生活共同體」意識薄弱

直到1987年解除戒嚴後,台灣人才開始學習如何以主人的角度解決社區問題,但社區的「生活共同體」基礎至今仍然不強,陳錦煌坦言,在救災和急難救助方面,台灣人表現出色,但在災後重建時,卻常常出現共識難以達成的問題,例如,集體住宅的重建、公共設施的分配比例,乃至於對於房屋全倒與半倒的認定,都l需要建立共識,這些都因為社區生活共同體的力量薄弱,共識的建立變得困難重重。

然而,儘管台灣已經從外來政權轉變為自主的社會,但卻依舊無法培養「生活共同體」的意識,陳錦煌認為,選舉政治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導致了主事者短視的決策。

他不諱言表示,許多地方的政治人物為了選票,往往只關注眼前利益,忽視長遠發展,這也是台灣無法從「生命共同體」進化為健全的「生活共同體」的主要原因之一。

即使民間力量已經非常強大,社區文化仍然需要調整,這些問題若不解決,將影響台灣的永續發展,尤其如今還得面對極端氣候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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