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這一天】1946年5月3日，東京大審開始，追究二戰責任歸屬

那一年的這一天

2017年5月2日下午8:29

第二次大戰之後，「戰勝國集團」針對「戰敗國集團」的戰爭惡行（這句話其實有語病，因為戰勝國也有戰爭惡行，例如蘇聯），進行兩場軍事審判。在西方是紐倫堡大審，主要針對德國，時間較前（1945.11.20-1946.10.01）；在東方是東京大審（又稱遠東國際軍事審判），針對日本，時間較後。從1946年的今天一直進行到1948年11月12日，為期兩年七個月。

追究責任歸屬，審判甲級戰犯

這兩場國際軍法大審，象徵意義很大，因為被起訴和判刑的人數很少，只是抓幾個頭頭，甚至連最大的頭頭也放掉。主要目的，是利用司法手段，為二戰畫下一個「文明的句點」，宣告新秩序的來臨，並給世人上了一堂關於正義的課。不過這個「正義」是策略性的、充滿妥協意味。關鍵在於，戰後以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國家，為了對抗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國家，必須盡速讓日、德兩國「重生」，而不是將它們「消滅」，因此審判只能點到為止，不能擴大和深入；也因此，放掉很多條「大尾鱸鰻」。不過它樹立一個重大的價值，就是追究戰爭的「責任歸屬」——這四個字非常重要，日後也成為轉型正義的核心課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後，盟軍最高統帥部先後發出四次（日期分別為09.11、11.19、12.02、12.06）甲級戰犯逮捕令，共逮捕118人，關入東京巢鴨監獄（1950年廖文毅也曾因「非法入境」，被囚於此處7個月）。這118人大部分為日本人，也有少數外籍人士，如日本在菲律賓扶植的傀儡政權「菲律賓第二共和國」（1943-1945）總統勞萊爾（José P. Laurel）、德國駐日大使斯達瑪（Heinrich Georg Stahmer），以及泰國、緬甸等國籍人士。後因考量資料處理和現場翻譯的高複雜度，加上有些國家要求引渡嫌犯，最後縮小範圍，只選出28名首要戰犯（一般仍稱甲級戰犯）受審，而且全是日本人。

這裡，有一個關於戰犯的小常識。國際對於戰爭罪行，依涉案者的犯行輕重，可分為甲級（甲級罪行、甲級戰犯）、乙級、丙級三種。其中甲級是指地位高、權力大、能策劃或發動戰爭者，也就是戰爭首謀；乙級主要是指揮、監督作戰的部隊長官；丙級主要是在第一線執行捕殺作業的下級官兵。甲級戰犯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乙、丙級戰犯則由「犯罪地國」（遭受暴行的國家）自行審理。這三級中，最著名的是甲級戰犯；但審判規模最龐大、定罪和處死人數最多的，卻是乙丙級戰犯。以日本人而言，共有5700人被分布在各國的49處法庭起訴，其中984人被處死刑。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被告中，有173名台籍日本兵，其中26人被處死，都是戰俘營的監視員。

11國11個法官，工作龐大意見分歧

東京大審的審判場所，位於東京新宿區市ケ谷的陸軍士官學校大禮堂。參審的法官有11名，來自11個國家。包括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的9個受降國（中、美、英、蘇、澳、紐、加、法、荷），加上即將獨立的「英屬印度」和美屬「菲律賓自由邦」。中國派出的法官是梅汝璈。梅是江西人，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曾任立法委員和司法行政部長。他雖然為中國人出席這歷史性的大審，卻在後來的文革時遭到迫害，於1973年病逝，留下未完成的遺稿《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後人將他對於東京大審的相關論述，與他在大審期間的日記，輯成《東京審判親歷記》，是研究東京大審的重要著作。

東京大審是一項異常龐大的司法工程。中國方面關於大審的數據描述如下（純供參考，有待考證）：「前後持續2年半之久，共開庭818次，法官內部會議131次，有419位證人出庭作證，779位證人提供宣誓口供。受理證據4336份，英文審判記錄48,412頁。整個審判耗資750萬美元。1948年4月16日，法庭宣布休庭，以作出判決。11月4日，審判長開始宣讀長達1231頁的判決書，到12日才讀完。」

至於梅汝璈，對東京大審的最重要貢獻之一，就是堅持死刑判決。當時法官群對於是否要判處被告死刑，莫衷一是，這跟法官結構有關：11名法官來自11個國家，有些國家深受日軍荼毒，如中國、菲律賓；有些國家遠離日軍殺戮戰場，也來「插花」。因此法官意見相當分歧，如法國法官反對死刑，印度法官主張全員無罪，菲律賓法官主張全員死刑。其間廢死主張一度佔了上風。梅汝璈有鑑於此，向庭長慷慨陳詞，並向其他法官據理力爭，最後以6票對5票，僅僅一票之差通過「折衷版」的死刑判決。所謂折衷版，是只對7名被告處以絞刑（占全部被告的1/4）。

這7名死刑犯是東條英機、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賢二、廣田弘毅、松井石根、武藤章。另外，南次郎、荒木貞夫、橋本欣五郎等16人被判終身監禁。其中小磯國昭、白鳥敏夫、梅津美治郎死於獄中，其他13人在1950年代陸續假釋出獄，絕大多數坐牢不到10年。有期徒刑部分只有兩個：重光葵（7年）和東鄉茂德（20年，1950年死於獄中）；另外永野修身、松岡洋右在判決前病死；還有一位大川周明，據說因為梅毒導致精神失常，停止審訊，住院治療。不過他應該是裝瘋的，因為他在住院期間，竟然還能完整翻譯出一部《古蘭經》。

漏網之魚太多，最大元凶逍遙法外

東京大審有許多漏網之魚，其數目比上述28人多好幾倍。這是被刻意允許的，用來達成一些交換條件。例如岡村寧次，他是支那派遣軍總司令，比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更「大尾」，並在河北發布「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戰後卻被解往上海，由中華民國軍事法庭「諭知無罪」，其實是蔣介石要重用他，日後成立「白團」為蔣效勞。又如日本「731部隊」首腦石井四郎，在中國發動細菌戰人類活體實驗，至少一萬名中國人和朝鮮人遇害，戰後和美方達成交換，以細菌戰研究情報換得免刑。又如岸信介，是東條英機內閣的國務大臣，曾列入甲級戰犯，在巢鴨坐牢3年半，後無罪獲釋，重返政壇，鹹魚翻身，被稱為「昭和妖怪」。他的家族聲勢顯赫，至今共出了三名首相：岸信介、他的弟弟佐藤榮作、他的外孫安倍晉三。

不過最大尾的漏網之魚，牽涉到日本史上最大一筆政治交易，那就是將昭和天皇除罪化，不負任何戰爭責任（事實上，他是積極策劃、鼓勵、授權、獎賞各種侵略戰事，包括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和細菌戰，是元凶中的元凶），以換取日本國內政局穩定。這算是「不沾鍋」的最高境界了。事實上，在1945年9月2日麥克阿瑟君臨日本之前，日本真正的領導者，以及太平洋戰爭最高的決策者，就是昭和裕仁。1947年12月31日，東條英機在審判庭上就直言：「日本臣民若違背陛下（天皇）的意志，不可能做任何事，何況是政府高官。」

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作為戰爭元凶的昭和裕仁，不僅禍及國外，也殃及國內，多少日本人為他而死。然而對這位雙手沾滿血腥的獨裁者，日本既沒有在他生前審判他，也沒有在他死後「轉型正義」他。他的優裕地位和蔣介石、毛澤東如出一轍！這真是亞洲歷史怪誕的一面。然而正因如此，更使人相信另一個世界有公正審判、甚至「無間地獄」的存在，否則因果是無法平衡的。

其他人也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