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風雲人物9】信任的樣子

陳虹瑾
鏡週刊Mirror Media

2019年8月13日,香港示威者在機場離境大廳自發舉行「和你飛」集會,癱瘓機場。中共官媒《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在機場採訪時遭抗爭者襲擊。同一日,香港嶺南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袁瑋熙隻身在機場大廳發派問卷,自6月以來,他已在反送中抗爭現場做過多次民調,這不是第一次遇到廣泛的質疑。

「我自己一個人在派傳單,突然有人說連登(香港的網路討論區)上有人留言,我們做的研究是要拿個人資料。」港人如今相信,就算是和平示威,也可能遇上秋後算帳,最怕留下足跡,現場鼓譟聲不斷,手機彈出的訊息警醒著袁瑋熙。

他趕緊和抗爭者解釋,填寫個資是後續深入研究聯繫用途,若不放心,可以不要填寫個資;但許多人不信,甚至揚言要亂填。「我記得那個消息是五點傳出來的;五點之後,數據出現很多問題。例如有人故意留髒話,還有人故意署名何君堯(立場親共的香港立法會議員)和留下何君堯的電話⋯⋯,」他苦笑,五點之後的數據都是不可信的。

袁瑋熙(右)、鄧鍵一(左)投入這項研究至今已半年,而民調還在進行。
袁瑋熙(右)、鄧鍵一(左)投入這項研究至今已半年,而民調還在進行。

大家不要害怕,我們不是鬼⋯⋯

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從盛夏延燒至窮冬,亂世裡的研究個案不在象牙塔裡,而在街頭。袁瑋熙與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副教授鄭煒、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系教授李立峯、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鄧鍵一共同主持反修例運動的動態發展民調計畫,團隊共有數十名研究生、大學生,半年以來,他們在街頭發放紙本和QR code問卷,至今以數據紀錄超過26個抗爭現場、訪談人數超過1萬7000人次。

論物理距離,這群研究者和抗爭人群幾乎零距離;論研究方法,他們身在一場場運動中,又必須和運動者保持距離。袁瑋熙說:「如果太用抗爭者的語言去介入運動,抗爭者會覺得我們就是他們的一份子,對我們有期望。數據如果不如他們預期,他們就會覺得很失望,會罵我們。」

正常社會裡,恐怕很難相信,訪員僅僅因為身材高大或「看起來很兇」,就會被罵;若訪員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或研究生,更會因此被罵「暴徒」;一名蓄長髮的男性調查員,僅僅是發問卷的空檔坐在麥當勞吃東西,就有民眾包圍;一名女性研究生僅僅因身上衣服印有「我唱廣東歌」字樣,就被群眾質疑「妳是港獨」,遭到團團包圍。多次在街頭發派問卷的學生Cheryl説,曾遭人質疑問題偏頗,甚至有人直接用筆槓掉問卷上的題目,告訴她:「這條問題是錯的」。

「有些人就是不相信你在做調查,整場運動裡,信任是很大的問題。」袁瑋熙回憶,研究初期,受訪者大多不願留下digital footprint(數位足跡)。從夏天開始,他們進行現場民調時,就常接獲網路訊息:「有人在做調查,他們可能是鬼,大家不要相信他。」

研究也要be water

「我很理解大家的不信任,」鄧鍵一回憶,團隊成員在街頭出示香港中文大學發出的證件,抗爭者卻狐疑:「這種證件我們自己也可以印。」面對各種懷疑,研究團隊特別在所有訪員的證件上加蓋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章。他們逐漸摸索爭取信任的方法,重點放在解釋清楚研究的來意,鄧鍵一常告訴訪員:「如果你解釋得很清楚,抗爭者就會很信任你。」

但這樣做也許還不夠。香港示威者習慣稱建制派或警方的臥底為「鬼」。人鬼殊途;不管是和理非或勇武派,人人只怕萬一。鄧鍵一說,為了取信於人,包含他在內的四名學者在各大媒體上寫文章,論述研究數據的公益性;每回民調進行之前,團隊成員都會上連登和網友打招呼,甚至翻拍工作證、主動放上網路,「連登是爭取信任的地方,我們主動告訴大家:『今天我們要出動啦,大家不要害怕,我們不是鬼⋯⋯』。」

李立峯於2019年底在台灣中研院發表演說,談香港民意激進化的過程。
李立峯於2019年底在台灣中研院發表演說,談香港民意激進化的過程。

港人的行動隨著不同情境進化,「Be Water」是口號,也是行動綱領。袁瑋熙和鄧鍵一形容,這個學術團隊亦是「Be Water」團隊;每回做完民調,就會檢討研究方法和因應各種突發狀況的對策,「一開始做了好多功伕,要獲得群眾的信任;到了後來,我們要猜警方的佈局、要猜抗爭者和警方的衝突點、要找可以躲避的地方⋯⋯」袁瑋熙回憶,學術團隊和抗爭者一同摸索,有一回衝突升高,他們甚至預先在銅鑼灣訂了酒店作為「安全屋」,以防發問卷的夥伴在前線遇險。此外,為確保所有成員都能安全下莊,他們每回做現場調查都會請訪員開啟通訊軟體的live location function(實時追蹤定位分享功能)功能,若有突發事件,老師們會立刻去現場救學生。

「現在會覺得年輕就是罪,出門就是危險,」25歲的香港中文大學研究生Wendy坦言,即便每回上街做研究都有風險,也經歷過各種拒絕和敵視,但她知道所有的現場都無法再複製,需要有人去記錄「真實」。她說身為訪問員,有幾個原則必遵循,例如一定配戴工作證、隨身攜帶四位老師的名片、遇到緊急事故立刻打電話給老師。此外,不穿黑色的衣服、不戴口罩、不喊口號,盡量走在人群旁邊。

對激進化的接受程度提高

隨著抗爭時間拉長,民調結果一次又一次公布,港人對於這份民調和調查機構也日漸熟悉。李立峯於2019年底在明報撰文指出,他和數名學者在抗爭中進行集會遊行現場民調,超過九成的和理非遊行人士認為11月區議會選舉民主派的勝利是前線示威者的犧牲換來的,此外,高達96.9%受訪者認同「我覺得他們(勇武派)代替了和平示威者為運動作出犧牲」,91.8%同意「看見他們(勇武派)被拘捕,我會感到內疚」。

李立峯指出,民調顯示,參加遊行的動機方面,92.9%受訪者認為「表達對警方處理示威手法的不滿」對他們參與遊行非常重要,92%認為「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非常重要,84.5%認為「要求重組警隊」非常重要。相比之下,認為「要求林鄭下台」非常重要者,只佔了65.3%。這再次說明了運動參與者更重視制度改革。

鄧鍵一形容每次的問卷都藏著出人意表的答案,「每一次做問卷回來,我都特別興奮,我也會很興奮地檢討自己。」

來自街頭的訊息一次又一次推翻研究團隊對香港人的想像。「做學術的會以為自己很清楚民意,但每次的數據都告訴我,我低估了香港人的堅持,尤其是對抗爭激進化(radicalization)的接受。」鄧鍵一說,所有想像不到的事情都發生了,「每件事情,我們都低估了他們的接受程度——不管是針對示威者的放火,或是其他激進化的抗爭行為。」

香港學生Wendy(左)和Cheryl(右)加入這項民調計畫,兩人多次在街頭發派問卷、記錄現場。
香港學生Wendy(左)和Cheryl(右)加入這項民調計畫,兩人多次在街頭發派問卷、記錄現場。

「是什麼導致他們的激進化?比如年輕的人比較激進?年長者比較不激進?如果數據看不出差別,那就沒有意思。」袁瑋熙說,研究結果顯示「大家都很激進」,這也是這場不見終點的社會運動的特徵之一:「原本是和理非的人,原本不主張激進抗爭模式的人,很大一部份轉而支持激進抗爭者。26次的調查數據,可以反映一個原先主張和平的群體,突然變成主張激進和勇武的過程。」

除了數據調查,這個團隊也進行焦點團體訪談等質性研究。一名參與焦點團體訪談的媒體人表示,曾參與一場關於激進化的訪談,在場的受訪者有媒體人、教師。結果令他意外;原來對於暴力抗爭、激進化的接受程度,在場教師的接受程度比媒體人還要更高。

所有第一次都發生了

袁瑋熙見過傘運過後的低潮和創傷,他曾比喻那種無力感是「假的」,有點像是集體的冬眠。而今港人又集體醒來,一場運動改寫了一個社會,「現在香港人不只是為了錢或是個人利益,而是為了群體的利益,這種無私,不是今天才出現的。」

這場社會運動調查也與過往不同:目前,這群學者的研究持續進行,質化、量化、個體與群體的訪問多管齊下,他們説,還看不到一個「能夠完成調查的日子」。

「我覺得這場運動,很難說成功或失敗。這不是雨傘運動,説解散就解散了,這場運動沒有結束⋯⋯,所有第一次都發生了,社會已經不一樣了。」鄧鍵一舉例,若有中學生已經習慣在政治上要和老師對抗,在生命中經歷過一次,此後就會繼續發生。

一切都不一樣了。某日下班時間,鄧鍵一如常走在中環天橋,這天中環附近沒有抗爭。忽然,有人朝天大吼「光復香港」,他眼見身邊行色匆匆的人群、穿著套裝高跟鞋的OL,就一同回喊一聲「時代革命」,喊畢,一群人像沒事一樣各走各路。「那是沒有原因的喊!」其實沒原因的背後藏著大家知道的原因,一場在商業區萍水相逢的「隨機田野調查」,又震撼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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