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民運／否定426社論與對話：從427大遊行後到絕食開始主導的運動論述

427大遊行是1989年運動重要事件之一。這次遊行標幟著從運動初期學生作為主體的抗議，擴大為包括工人和其他階層共同參與的示威。不過，為什麼這種廣泛參與沒有持續，直到5月中旬才再次出現？本文從運動中產生自組織的名稱和演變、大字報和傳單內容的變化以及官方應對方式，嘗試分析為什麼這個階段運動綱領窄化為否定426社論與對話，這種轉變對運動產生何種影響？

運動中學生自治組織的名稱選擇及演變

4月19日晚，北大三角地集會現場討論成立學生自治組織。 現場有學生發言者認為以往學生運動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建立與其他社會各界的聯繫，這些社會階層極少參與，不少出席者對此有共鳴。有發言者建議將這個新成立的自治組織命名為北大團結學生會籌備委員會，效仿「波蘭團結會」（不僅是團結工會，也包括獨立農會和學生自組織等），其他高校和社會各界都可參考，成立自組織。對北大團結學生會籌備委員會命名的提議，與會者沒有提出異議，籌委會第一批成員大多也不反對這個名稱。4月23日，北京20餘所高校60多位學生在圓明園討論成立聯合自組織，會議中出現了兩個名稱的提議，「團結青年聯合會」和「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臨時聯合會」（後來簡稱北高聯），前者以團結會作為平臺，以此建立社會各階層跨地區的交流和參與平臺，後者定位為純學生組織，防止社會其他階層介入和利用學生運動; 與會學生代表對這兩項提議進行投票，超過半數贊成使用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臨時聯合會。 隨後，不同高校學生成立的自組織多以自治會命名。4月下旬，北大學生在改選後，其名稱也由團結學生會籌備委員會改為自治會籌備委員會。學生自組織名稱的取捨呈現了參與這個組織學生成員的變化。 這也顯示了在不同高校、不同時間學生自組織演變或不變的軌跡，也映現了活動人士和自組織內部在運動參與和方向上的分歧。

在運動初期，最早出現學生自組織的高校和北高聯對其他高校有示範效應，幫助這些院校學生成立自組織，協調抗議活動。最早出現的學生自組織也對其高校附近的居民點進行宣傳，北高聯並要求前往其他地區高校的學生，與當地學生自組織建立聯繫，交流經驗。那麼，為什麼這種串聯在這個階段很少進入工廠或農村地區，尤其未協助在工廠或農村建立基層自組織？

匱乏其他階層自組織的運動論述

在1989年運動開始之前的幾年，高校學生有過連續幾年的抗議經驗，他們在校園建立了獨立論壇、跨高校的學生網路，在抗議階段也出現了相關的學運組織，如行動委員會。 這些積累在1989年運動初期通過串聯和示範，高校學生自治組織以及高校學生聯合自組織的成立水到渠成。 但是對城鎮工人而言，除了運動之前有湖南邵陽市工人互助會的存在，在全國範圍內缺乏這類自組織。而不同工廠、地區工人活動人士的串聯，更為稀少，尤其在國營工廠，在中共嚴格單位制度的束縛下，這類自組織更難出現和存活。在農村，雖然有不少農民打白條抗議事件，但目前沒有發現1980年代有農民自組織的記錄。在1989年運動初期中共高層藉助基層黨團組織和週邊共青婦組織控制基層社會。不過，在427大遊行之後越來越多大城市的工人（尤其是青年工人）、城市其他階層對運動中提出的要求有更多共鳴，或是直接提出訴求。不少官媒單位中的記者向學生活動人士提供被審查的新聞或直接印刷成傳單。中共要求這些企事業的幹部強化控制職工，使幹群關係更加緊張。因此，在這些工廠等創立自組織是完全可能的。 而在農民抗議打欠條、打白條，拖欠農民款項和日益繁多的苛捐雜稅的農村，獨立農會的建立也極有可能。為什麼1989年運動在這個階段中的大字報和傳單匱乏推動其他社會階層成立團結自治組織的論述？

與官方對話和否定四二六社論的運動主導論述及局限

427遊行後，運動論述未深化和升級運動初期在政治、社會、文化、教育等議題方面有關運動綱領的論述，也未推動其他各界獨立結社，反而將運動論述窄化為與官方對話和否定四二六社論，這其中主要有兩個原因。 其一，不少人認為運動初期運動綱領無法達成，將運動訴求縮減為對話，將對話視為運動繼續的機會。其二，官方在《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將自胡耀邦去世後的大字報和抗議定性為「極少數人別有用心利用青年悼念胡耀邦，反對共產黨的動亂」。

但是，這類運動對話論述只側重與官方的對話，窄化運動的豐富性和可能性。即使以對話作為論述，也可以此串聯工人和農村等活動人士，交流經驗，擴大運動，可惜這種論述也極少。而將運動論述窄化為與官方的對話，更容易跌入官方控制運動的陷阱。官方拒絕接受運動初期請願書（請願書也是運動的綱領），以此在大範圍繼續宣傳當局對運動的定性，遮罩運動綱領，以防更多民眾對這些綱領產生共鳴，而以控制對話內容和傳播方式分散公眾注意，並以此主導輿論。同時，何種方式壓制和何時鎮壓的主導權一直控制在中共元老手中，這個階段中共的主要目標是完成預定在北京召開的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年會和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的中蘇高層會談，對話既可將整個運動誘入官方框架，又可策略地分化學生內部和社會各界 ，使運動不了了之。

中共元老以運動定性誘導運動改變方向，許多學生參與者將改變官方定性作為運動的主要目標。不少學生自組織和知識屆部分人士擔心被官方指責為「製造動亂」，引發官方立即鎮壓，在427大遊行中展示了標語：「擁護共產黨領導」、「擁護四項基本原則」。這類標語背書了官方話術，自律在官方劃定的範圍之內表達和活動。果然，北京市委發言人在427大遊行之後說，「既然擁護共產黨，學生應該立即複課」。 此外，背書官方言論客觀上使對中共政權性質分析以及對可能建立社會各階層基層自組織的討論邊緣化。這類背書官方的標語是重複文革中的「舉著紅旗反紅旗」的策略，「舉著紅旗」看似是防止官方立即鎮壓，希望動員更多人「敢於」參與運動。不過，背書官方意識形態，使更多的人更難釐清基本問題，使清醒表達者被抑制和邊緣化。 「舉著紅旗」也使更多人陷於無批評意識，使運動改變制度和社會的目標趨於渺茫。 427大遊行後到絕食期間大字報和傳單遠不如運動初期分析制度和社會問題深入、涉入領域廣泛，背書官方意識形態是其主要原因。427大遊行到絕食之間雖然有新聞界的抗議，但運動仍低迷。

從427大遊行到絕食，中共通過官僚各級機構仍可大範圍有效控制社會，在中共元老對運動定性的框架下，否定426社論與平等對話的主導權不在運動參與者手中。以這兩個訴求作為運動的主要目標，並不能使社會多個階層發揮主動性。而不同職業基層的能動性和自組織的動態潛能、動力和積累，最可能打破中共對社會的有效控制，也才真正可能倒轉民間反抗與中共的力量對比。

作者》邵江  1966年出生。北大數學系期間，是北大「民主沙龍」主要成員，八九民運爆發後成為北高聯常委，「六四」後被捕入獄十七個月。1997年輾轉流亡海外。為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學博士，現居英國倫敦。2017年曾來台在中研院擔任訪問學者。是「華維藏團結會」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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