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eph Massad：猶太復國主義、反猶太主義與殖民主義

文／Joseph Massad（哥倫比亞大學當代阿拉伯政治及思想史副教授）

譯／陳韋綸（苦勞網特約編輯）

自從猶太復國主義（Zionist）運動的誕生，猶太復國主義思想家們一直試圖應對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他們視反猶太主義為一種「猶太人問題」（Jewish Question）的症狀，甚至認為這是一種診斷結果。為了根除歐洲的反猶太主義，猶太復國主義者提出了國家殖民計畫作為最終解決方案。

赫茨爾（Theodor Herzl），猶太復國主義的奠基人，以及他的追隨者堅信，猶太人存在於非猶太社會才導致了反猶太主義的存在。在他的著作《猶太國家》（Der Judenstaat）中，他曾說：「不幸的猶太人正將反猶太主義的種子帶入英國；如今他們已經將它引進美國了。」因此，猶太復國主義者呼籲猶太人離開非猶太社會，以恢復他們的「正常」處境，使其與其他民族相類似。

為實現猶太復國主義，他們認為必須依賴殖民墾殖計畫，並與殖民列強合作。儘管對巴勒斯坦的殖民活動較晚開始，約在歐洲殖民主義衰落之際，但猶太復國主義在更早的時期已經蓬勃發展。這主要是因為19世紀至20世紀初期反猶太主義和殖民主義在歐洲普遍盛行。

早期，猶太復國主義者及其歐洲基督教支持者常引用千禧年主義新教的理論，主張歐洲猶太人在歷史和地理上與巴勒斯坦有聯繫，因此應當「返回」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民對於猶太人的殖民活動抱持的強烈反對，則被當成是對歐洲統治的本土狂熱抵抗，也是對猶太人與基督教徒聲稱巴勒斯坦是歐洲猶太人的「民族家園」的侮辱。

國家支持的反猶太主義

國家支持的反猶太主義事實上對猶太復國主義產生了重大影響。猶太復國主義領袖們意識到，國家反猶太主義在實現其殖民計畫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赫茨爾在他的著作中坦率地表示：「所有為反猶太主義所苦的國家政府將非常有興趣協助支持我們獲得我們想要的主權。」事實上，不僅「貧窮的猶太人」，「那些想要擺脫猶太人的基督徒」也願意為歐洲猶太人的移民基金捐款。

赫茨爾在他的日記中得出結論：「反猶太主義者將成為我們最可靠的朋友，反猶太主義國家將成為我們的盟友。」這並不是偶然的言辭，而是猶太復國主義和以色列長期策略的一部分。

著名的新教反猶太主義者亞瑟・貝爾福（Arthur Balfour，曾在1912至1919年擔任英國外交大臣）在1905年支持了《外國人法案》（The Aliens Act），該法旨在阻止逃離大屠殺的東歐猶太人移民至英國。猶太復國主義者迫不及待地向貝爾福示好並非偶然，因為貝爾福宣言支持了猶太復國主義計畫，從而令猶太人轉向，不再湧入英國。

當納粹政權在德國崛起時，與赫茨爾一樣認為反猶太主義是其盟友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成為唯一與納粹合作的猶太人團體。事實上，在其他所有德國猶太人都視納粹主義為不共戴天之敵的時候，猶太復國主義者卻看到了機會，加強了對巴勒斯坦的殖民統治。

1933年，勞工猶太復國主義者簽署了《哈瓦拉移轉協議》（Ha’avara Agreement），打破了國際社會對納粹政權的抵制。根據協議，納粹德國向該國的猶太復國主義者輸出德國商品，以補償德國猶太人因移居至巴勒斯坦而造成的財產損失。在1933年至1939年期間，有六成投資於猶太巴勒斯坦的資本來自協議中移轉的德國猶太人資金。對猶太復國主義者而言，納粹主義在整個1930年代都為他們提供了支持。

在1935年，德國猶太復國主義分部是該國唯一支持納粹紐倫堡法案的政治勢力，也是1938年「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後唯一被允許發行其報紙《評論報》（Rundschau）的政黨。在1934至1937年期間，納粹官員以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賓客身份訪問巴勒斯坦。1937年，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與赫爾伯特・哈根（Herbert Hagen）抵達該國，兩人被猶太復國主義特使博爾克斯（Feivel Polkes）帶往迦密山參觀猶太墾殖區。

在1960年代初期，艾希曼在該國接受審判和處決，這實際上是他第二次訪問該國。然而，以色列政治宣傳通常忽略了這一點。猶太復國主義者經常聲稱他們與反猶太主義的合作是出於策略性目的，旨在拯救猶太人。

然而，這與納粹統治時期的情況不符。在決定誰可以遷徙至巴勒斯坦的問題上，猶太復國主義者更傾向考慮來自英國和美國的猶太人，而不是來自德國的猶太人。事實上，猶太復國主義者拒絕了三分之二的德國猶太裔申請者，他們對理想移民的標準包括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支持熱情、年輕、健康，以及具備良好的培訓、財富、所需技能和希伯來語知識。

二戰後的世界

納粹戰敗後，隨著國家支持的反猶太主義逐漸式微，納粹大屠殺的恐怖事件也逐漸廣為人知。在這一背景下，猶太復國主義者嘗試掩蓋他們與反猶太主義運動及政權合作的歷史。然而，隨著國家反猶太主義的消失，猶太復國主義計畫也面臨了新的挑戰。

如果猶太復國主義視自己為對抗反猶太主義威脅的回應，那麼隨著國家反猶太主義的終結，猶太復國主義的存在似乎也失去了理由，因為猶太人將不再認為自己有必要移居到新建立的以色列國家。此外，二戰後的世界不僅拒絕反猶太主義，還反對殖民主義。隨著殖民時代的結束，獨立國家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後殖民世界的興起使殖民主義失去了合法性，正如反猶太主義一樣，它在國際關係和歐洲的語境中扯底喪失了合法性。

這一轉變使猶太復國主義處於困境之中。為了持續對巴勒斯坦土地實行殖民統治，猶太復國主義者開始將其殖民計畫包裝成為反殖民主義運動。當英國不得不撤退並終止自二戰以來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支持時，右翼猶太復國主義者轉而反對英國。

一些猶太殖民者認為英國已背叛他們，因此對英國軍隊發動恐怖攻擊。在1944年至1948年期間，猶太恐怖攻擊和英國的反擊造成了44名猶太恐怖份子和170名英國士兵及平民的死亡，比例為1比4，恐怖份子佔上風。與其他反殖民主義運動不同的是，這種交戰中殖民者的傷亡通常要低得多。然而，猶太復國主義者開始將對英國的恐怖主義戰爭稱為「獨立之戰」，並將自己塑造為反殖民運動的一部分。

如今，猶太復國主義者一方面試圖將他們的殖民計畫重新包裝成一種反殖民主義行動，同時卻持續實行殖民統治。他們了解到可以利用歐洲對反猶太主義的敵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當巴勒斯坦人一年又一年地抵抗著猶太殖民統治時，猶太復國主義者卻試圖將他們貼上反猶太主義的標籤以對付他們。

事實上，在這個時期，任何對結束猶太復國主義殖民統治的呼籲，都會被視為是涉及反猶太主義的爭議性言論。以色列決定，如果國家反猶太主義不存在，就必須制造它；如果對猶太人的攻擊不存在，就必須策劃它；如果反猶太主義的存在不明顯，就必須利用、擴散和誇大它。在反對殖民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的新世界中，以色列唯一可以採取的防禦措施，似乎就是利用反猶太主義來保護殖民主義。

猶太復國主義開始將巴勒斯坦的抗爭重新詮釋為反猶太主義的陰謀。巴勒斯坦大穆夫提（伊斯蘭教法的最高宗教法官）阿明・侯賽尼（Amin al-Husseini）的故事成為了猶太復國主義版本的巴勒斯坦歷史中的證據。侯賽尼是巴勒斯坦的精英和保守派領袖，他對於說服英國停止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殖民計畫感到絕望，並對猶太復國主義者與納粹的合作感到震驚。他試圖與納粹建立聯繫，以阻止他們支持猶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就像他們曾在1933年通過與猶太復國主義者簽署的移轉協議一樣。

從1950年代開始，那些曾經與納粹合作的猶太復國主義者開始詆毀侯賽尼，將他描繪成支持種族滅絕的希特勒份子，儘管他充其量只是代表納粹在廣播上向東歐和蘇聯的穆斯林進行政治宣傳。

儘管如此，每當巴勒斯坦人民質疑猶太殖民統治時，猶太復國主義者總是強調猶太殖民統治是終結反猶太主義並保護猶太人的唯一途徑，並聲稱任何反對猶太殖民統治的聲音都等同於延續反猶太主義。以色列開始堅稱任何有關殖民統治巴勒斯坦土地的討論都分散了針對猶太人的反猶太主義關注。

在國家支持的反猶太主義終結的戰後新時期，猶太復國主義者開始在某些國家攻擊猶太人，目的是在那些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國家中召喚出反猶太主義的幽靈。在1950年代的伊拉克，以色列的摩薩德（以色列情報特務局）在猶太教堂、圖書館和咖啡廳放置炸彈，造成伊拉克的猶太人傷亡，同時在他們之間散播伊拉克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對他們的威脅。以色列與英國支持的伊拉克政權合作，促使伊拉克的猶太人逃往以色列。

當埃及的猶太人繼續拒絕前往以色列時，摩薩德再次在埃及的電影院、火車站和郵局放置炸彈。當埃及當局揭露了後來以「拉馮事件」（Lavon Affair）聞名的恐怖行動，逮捕並審判猶太兇手后，以色列發動了大規模的政治宣傳活動，宣稱埃及總統納賽爾（Nasser）是「尼羅河上的希特勒」。

與史達林的前任不同，後史達林時代的蘇聯反對猶太復國主義，並禁止所有蘇聯公民移民，冷戰時期的以色列與美國發動大規模政治宣傳，聲稱蘇聯是反猶太主義的堡壘。美國和以色列迫使蘇聯政府發放移民簽證給蘇聯的猶太人，賦予他們其他蘇聯公民所不具備的特權。

然而，那些離開蘇聯的猶太人往往出於經濟原因選擇前往美國（這激怒了以色列），迫使以色列後來與羅馬尼亞獨裁者尼可拉・西奧賽古（Nicolae Ceausescu）合作，將他們強行移轉至以色列。事實上，以色列後來試圖在美國立法阻止蘇聯的猶太人移民到美國，後者在蘇聯解體後向蘇聯的猶太人關閉邊界。迫使許多蘇聯的猶太人（絕大部分都是偽裝成猶太人的非猶太人）在1990年代以經濟難民的身份前往以色列。

後蘇聯的世界

以色列與猶太復國主義者為反猶太主義政權的逝去深感哀悼，因為這些政權為他們的殖民主義計畫提供了強大的宣傳支持。蘇聯解體後，猶太復國主義者失去了可以標籤為「反猶太主義」的政權和論點。在這新局勢下，以色列政治宣傳變得徹底的歇斯底里。以色列試圖將伊朗總統阿赫瑪迪（Ahmadinejad）的反猶太復國主義言論視為支持種族滅絕的反猶太主義，希望藉此掩飾在約旦河西岸及東耶路撒冷發生的殖民統治。

為了應對這種局面，以色列駐都柏林大使館上週試圖藉著召喚耶穌基督的超自然力量來協助掩飾猶太復國殖民主義，該大使館在官方臉書專頁上向愛爾蘭人發表耶誕訊息，如果耶穌與瑪麗今天仍在世，他們作為「缺乏安全的猶太人」可能會在伯利恆遭到巴勒斯坦人「私刑處死」。因此，以色列認為有必要繼續殖民統治巴勒斯坦土地，同時確保猶太裔墾殖者的安全。

實際上，納坦雅胡（Binyamin Netanyahu）去年在聯合國發表演說，主張巴勒斯坦人在約旦河西岸及東耶路撒冷抵抗猶太人墾殖的行為本身就是反猶太主義。他甚至將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對猶太人出售土地的限制與《紐倫堡法案》相提並論：「拉瑪拉（Ramallah，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所在地）今日仍有法律規定向猶太人出售土地必須處死。這是種族主義。大家都知道他們援引的是哪個法案。」納坦雅胡似乎忘記了，在1935年支持《紐倫堡法案》並協助納粹的是猶太復國主義者，而不是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人非常理解這些論點，並且總是堅持他們對抗的是針對他們土地的猶太殖民統治，而不是針對猶太人本身。當哈馬斯政治局主席馬沙爾（Khaled Meshal）在數週前抵達加薩並發表演說時，他強調說：「我們對抗猶太人，不是因為他們是猶太人，我們對抗的是猶太復國主義的佔領者和侵略者。我們將對抗任何嘗試侵占我們土地和攻擊我們的人。」

然而，英國《觀察家報》（Observer）將他的演說誤譯為：「我們殺害猶太人不是因為他們是猶太人，我們殺害猶太復國主義者，因為他們是征服者，我們將持續殺害任何試圖奪取我們土地和聖地的人。」儘管《觀察家報》在巴勒斯坦裔記者阿布尼瑪（Ali Abunimah）的披露後進行了更正，但這種誤譯卻與猶太復國主義的政治宣傳不謀而合。

赫茨爾的策略至今仍是猶太復國主義者和以色列國家的策略。雖然國家支持的反猶太主義已經逝去，但以色列仍必須創造並召喚它，因為這是抵擋國際社會對其持續殖民統治巴勒斯坦的批評和譴責的重要手段。

儘管聯合國安理會中有四個成員上週譴責以色列再次擴張其墾殖區計劃，包括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美國無疑會投否決票以反對譴責這些殖民行動的提案。一旦如此，我們將立即聽到以色列和親以色列人士再次譴責這些國際組織是「反猶太主義的」。

這種策略的效力已經大幅減弱，並無法對國際參與者產生威脅，這使猶太復國主義者和以色列國家感到不安。他們現在明白，當包括美國（除歐巴馬以外）在內的世界聽到「反猶太主義」作為為以色列辯護的口號時，這只是一種轉移注意力的策略，旨在分散世界對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土地的持續殖民統治和建立殖民區域的關注。

顯然，以色列論述中的反猶太主義只是一個掩飾猶太人持續殖民統治巴勒斯坦的幌子。只有愚蠢的人才會繼續受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