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MeToo在台灣 職場性騷擾每年估25萬件但8成不申訴【圖表】
5月31日一位前民進黨工發文控訴主管漠視性騷擾、疑似吃案，事發逾一週，多位性騷受害者出面指控遭政治人物性騷的經過，風波也延燒至藝文界及學術界，成為台灣版的#MeToo。
性騷擾風波延燒 台灣#MeToo事件整理
趁機親吻最常見 過度追求5年來成長近5倍
根據衛福部每年公布《性騷擾事件申訴調查》，過去5年申訴案件大幅增加，從2018年的千件以下（817件），至2022年倍增到2千件以上(2086件)；申訴成立高達70%至78%，20%不成立，約有5%的申訴會撤回，現代婦女基金會教育宣導部主任劉容任認為，這些受害者多數是因為壓力或和解而選擇撤回。
趁機親吻或觸碰他人是近5年最常見的性騷擾行為，每年都佔總申訴案件的3至4成。
「性騷擾不只肢體觸碰，」劉容任解釋，不只是身體碰觸，語言、眼神都可能構成性騷擾，「只要和性和性別有關，且當事人認知到不舒服，希望阻止這件事情，就算是性騷擾。」
今（2023）年1月，原能會主委謝曉星因評論部屬身材、衣著，且會緊盯注視或過度接近，而被調查委員會認定構成性騷擾，除遭免職外，該案件也已移送監察院調查。
謝曉星性別歧視與職場性騷擾成立 政院公布調查報告並予以免職
進一步分析近5年性騷擾行為樣態分類可以發現，「跟蹤或不受歡迎的追求行為」件數增加，，從2018年的25件至2021年突破百件，2022年為124件，增幅高達近5倍。
2021年基隆一名豆漿店顧客欲追求店員，不斷傳送「想多看您、多聊聊，您有空再聯絡。」「想約您出去…」「今天眼睛很大、很漂亮！」等簡訊及愛心貼圖給對方，當店員明確拒絕且表示反感後，仍不斷騷擾對方長達1年的時間。
在性騷擾申訴成立後，行為人對結果不服提起行政訴訟。但法官認定行為人所傳送的簡訊已含有追求意味，但行為人在對方明確拒絕後仍繼續為之，並造成店員心理上的挫折與壓力，性騷擾事實明確而駁回。
劉容任說，如果對方已經拒絕卻還不斷地邀約吃飯、見面，「那叫過度追求。」勵馨基金會副執行長王淑芬則提醒，追求過程的試探行為也可能會被對方認為是性騷擾，因此追求者在求愛的過程中，更應時刻注意對方的情緒、是否有表現閃躲等肢體行為，她強調，「沉默不代表接受，only YES means YES。」
申訴不需100%證據 雙方說法也列入評估
現行的《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等「性平三法」，分別處理校園、職場以及非上述兩種場域的性騷擾事件。
劉容任解釋性騷擾申訴的運作流程，申訴後將會召集調查委員會，調查委員除了聆聽雙方說法從中釐清脈絡，並會從附加條件如證據、行為人是否有前科等面向，綜合評估性騷擾是否成立。
但根據勵馨基金會2021年公布的《性別暴力問卷調查》報告，有54.49%的填答者在申訴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證據不足。
很多時候性騷擾事件發生的太突然，受害者可能會擔心沒有證據，而不敢提出申訴。王淑芬強調，即使沒有實質證據也沒關係，「性平三法是行政法規，除了《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因為有刑責而需要足夠證據外，其他對證據的要求並不嚴謹。」
劉容任也持相似的看法，「性騷擾申訴並不需要100%的實質證據，被害人的陳述版本是否一致、雙方證詞能否對得上，也會納入調查委員們的考量。」
婦女團體也提出多種保存證據自救的方式。如果是在通訊軟體上遭遇騷擾，可以將完整的對話與時間截圖保存，避免對方收回；若是有監視器的場合，則要注意檔案的保存時間，盡早取得影像紀錄。
即使發生在無目擊者的場合，也可以在事後對行為人試探，留下語音或文字紀錄；或是在事後讓信任的人知悉，作為間接證據使用。
職場性騷估每年25萬件 壓力導致隱形黑數
近5年的性騷擾申訴案件以陌生人性騷擾為最大宗，自2021年後每年皆有逾1千件，占總件數比例都在6成以上，王淑芬認為，對受害者來說，陌生人是相對最沒社會壓力的申訴對象，反觀職場是最難申訴的場域。
若將「客戶關係」「醫病關係」歸類為職場性騷擾，2022年的職場相關性騷擾申訴件數共有253件，遠多於學校。她進一步解釋，相較學生有專門的保護機制，受害人比較不容易遭到責備；職場上除了要面對權勢關係帶來的壓力外，申訴流程也相當考驗受害者對雇主、同事的信任度，「職場性騷擾有很大的黑數。」王淑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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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僱用管理及工作場所就業平等概況》統計指出，每年大約有1%的男性勞工、3%的女性勞工遭遇職場性騷擾。
若將該數據乘以該年的勞工人口，可以推估每年約有25萬人遭受職場性騷擾，但對比上述衛福部性騷申訴案件數，顯見有許多人沒有申訴，《僱用管理及工作場所就業平等概況》報告中也提及，「有7至8成的性騷擾受害人不會去申訴」。
勞動部《僱用管理及工作場所就業平等概況》分析，受害人不申訴除「當開玩笑不予理會」為主因外，來自雇主或同事的壓力也是理由，包含擔心閒言閒語17%、擔心失去工作15%、擔心受二度傷和佔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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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會不會有報復行為？或覺得他在找麻煩？會不會影響生涯？這些可能性都會讓當事人焦慮不安。」現代婦女基金會時常接到受害者的諮詢，劉容任認為，這些不友善來自於法規不周詳與教育不足。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6-1、12、13條提到，雇主有責任處理職場性騷擾事件，並且應將性騷擾防治措施納入勞動檢查項目。這些條文的主要目的在於建立安全友善的工作環境，因此更著重於雇主的責任，而非受害人的感受或是行為人的懲處。
王淑芬以醫病關係為例，若護理師在工作時受到病患性騷擾，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雇主必須保障該護理師的工作安全，避免該病患與其接觸，而非對行為人進行處置。
雖然保障勞工在工作環境的人身安全，但這種規範有時只流於表面。劉容任指出，法規上雖然有準則可以協助被害人，但雇主或調查委員的認知是否足夠是一大問題，「公司是否知道如何調查、要怎麼說話才不會傷害到被害人等等，這些細緻度會有差別。」
王淑芬認為性平三法上路迄今才20多年，「許多人，尤其是40歲以上的民眾，根本沒有接受過性別平等的相關教育，以為只有肢體接觸才算性騷擾。」當這些人成為調查委員時，往往會有專業度不足的問題，對受害者造成二度傷害。
6月6日，總統蔡英文再度為民進黨性騷風波致歉，並提出明定性騷擾樣態指引的方案，盼作為未來職場與校園上的性平準則與教育參考，讓大眾了解什麼樣的行為屬於性騷擾範疇。
另外，現行《性別工作平等法》中也存在諸多漏洞——工作時若遭到非同事性騷擾，因不屬雇主管轄，無法對行為人進行懲處；當事人若對申訴結果不滿，再申訴也是交由雇主進行二次調查，而非主管機關介入 ；若是雇主就是性騷擾行為人，也無法可管。
法規不足的部分，蔡英文也允諾將列入下次立法院會期的優先法案，建立更完善且友善被害人的申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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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在第二次致歉聲明中指出，社會大眾必須再次自我教育——「性騷擾事件中的人是受害者，不是做錯事的人」，並強調受害者是需要被保護的人，而不應該使用有色眼光對待，「在道歉之外，我們要共同塑造一個更安全、更友善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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