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物》是枝裕和與濱口龍介、《淨化論》、《我恨我自己》之間的距離｜黃以曦影評專欄

【文/黃以曦】《怪物》是是枝裕和的新作，首次和《四重奏》編劇坂元裕二合作，剛去世的坂本龍一(則為本片擔任配樂，電影拿下了今年坎城影展的最佳劇本獎。電影上映，在無論日本或台灣都打破了是枝裕和作品的電影票房成績。

電影以一個單親家庭的孩子受到老師罷凌的故事展開，似乎對錯明白的事，校方抱持著非常詭異的態度，無論是眼神呆滯的校長、竊竊私語的學校職員和其他老師、更還有毫不甘心認錯的年輕老師。電影將母親的擔心、孩子的失魂落魄拍得精細，看著「這什麼鬼學校啊！」，幾乎要生氣了。

但第二重視角重新耙梳了我們剛自以為是的故事內幕，加害者……，好像不可能是老師呢？這次變得可疑的是那些看似天真，卻令人無法捉摸的孩子們。

然後第三重視角正式登場，將電影徹底轉了個彎。

觀看《怪物》是一場難得的體驗，以為是熟悉的題材，卻隨情節推進。洗著三溫暖，每段落都收束出新的心情與論點。關於最後的轉折、或也是電影的核心，在此為還沒看過的觀眾保留一點在電影院裡被衝撞的驚喜感。先談談從電影開始時所敘述的「惡」的題目。

一個平靜的小鎮，平凡的小學，平凡的人們，但惡卻以各種方式在醞釀、在蔓延展開。當故事還未宣布真相之前，那些細膩的惡行，被惡行加諸的強打起精神，於我們都太熟悉。可真正駭人的，原來更是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因為這份距離的無法相互與靠近，以致於困在各自的自我宇宙中。

也正在院線上映的《在車上》導演濱口龍介的早期作品《暗湧情事》中，有一場戲是老師和小學生談罷凌和暴力，老師激動地在黑板上寫著「我」與「他人」，辯證著暴力之可能、之所以能夠成立，乃在於每個人終究都是「我」（因此只有這個「我」才能理解「我」所承受的痛苦）、然而每個人終究都是「他人」（作為「他人」，無論我們如何自以為，我們仍因為不可能有深刻的同理，而給出不可逆、遠遠超乎我們能想像的對另一人的傷害。）

非常巧合的是，正在院線的可對話電影還不止如此，再一部是講萬湖會議的《淨化論》，這場會議裡決定了「終極的猶太人處理方針」。幾百萬人被送進毒氣室的故事我們自以為知道了，認為這儘管恐怖，卻畢竟是某種近乎神秘的邪惡。電影將揭示給你，這個「惡」來自於理性又日常的討論，會議上人們的面貌，和你我會議桌邊的同事其實並沒有那麼不同。

還有一部同樣在本週上映，是挪威電影《我恨我自己》，女主角沉溺在病態的自我想像中，無限放大地擠壓甚至傷害了身邊的人，我們不意外這個角色有多少生產「惡」的能量，我們只是困惑在那最底下，持續推進將自己變成一個亂七八糟的炸彈的女孩，她到底在想什麼？她為什麼要這樣？

《怪物》中那些關於「惡」的部分，也如同前面幾部片在思索的，它們都關於「我」的複雜，以及各個「我」之間，相連結的不可能。

「怪物」這個聳動的片名讓人們從電影開始就臆測著，啊老師是怪物、校長是怪物、小男孩才是怪物吧、某爸爸是怪物、體制是怪物、壞同學是怪物……。但片名的「怪物」，來自孩子玩的遊戲，類似我們說的「猜猜我是誰」：遊戲者要猜對「我/誰」，得通過各種線索拼湊而成。

我無法不想，到底，我們就是各種不搭軋甚至相互倒反的線索所「拼湊」而成的，不是嗎？正是「拼湊」這字所提示的那個無從完美吻合、缺乏一致性與可預測性、留有歧出的可能性當然也是危險性，如此之意象，透露了每個「我/誰」的立體，其實正是「怪物」。……怪物不過是一個無法被落實特定描述、無法被化約的個體。即是每一個你我，每一個他。

那《怪物》裡的怪物，為了認識與接受自己，付出了什麼代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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