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物》是枝裕和與濱口龍介、《淨化論》、《我恨我自己》之間的距離|黃以曦影評專欄

《怪物》。(圖/車庫提供)
《怪物》。(圖/車庫提供)

【文/黃以曦】《怪物》是是枝裕和的新作,首次和《四重奏》編劇坂元裕二合作,剛去世的坂本龍一(則為本片擔任配樂,電影拿下了今年坎城影展的最佳劇本獎。電影上映,在無論日本或台灣都打破了是枝裕和作品的電影票房成績。

安藤櫻(右)在片中飾演黑川想矢的母親。(車庫娛樂提供)
安藤櫻(右)在片中飾演黑川想矢的母親。(車庫娛樂提供)

電影以一個單親家庭的孩子受到老師罷凌的故事展開,似乎對錯明白的事,校方抱持著非常詭異的態度,無論是眼神呆滯的校長、竊竊私語的學校職員和其他老師、更還有毫不甘心認錯的年輕老師。電影將母親的擔心、孩子的失魂落魄拍得精細,看著「這什麼鬼學校啊!」,幾乎要生氣了。

永山瑛太(右)在《怪物》飾演身藏謎團的老師。(圖/車庫提供)
永山瑛太(右)在《怪物》飾演身藏謎團的老師。(圖/車庫提供)

但第二重視角重新耙梳了我們剛自以為是的故事內幕,加害者……,好像不可能是老師呢?這次變得可疑的是那些看似天真,卻令人無法捉摸的孩子們。

然後第三重視角正式登場,將電影徹底轉了個彎。

《怪物》中2位天才童星柊木陽太(左)、黒川想矢詮釋出同性之間若有似無的曖昧情愫。(圖/車庫提供)
《怪物》中2位天才童星柊木陽太(左)、黒川想矢詮釋出同性之間若有似無的曖昧情愫。(圖/車庫提供)

觀看《怪物》是一場難得的體驗,以為是熟悉的題材,卻隨情節推進。洗著三溫暖,每段落都收束出新的心情與論點。關於最後的轉折、或也是電影的核心,在此為還沒看過的觀眾保留一點在電影院裡被衝撞的驚喜感。先談談從電影開始時所敘述的「惡」的題目。

瑛太(右)在片中飾演小學老師,左起為柊木陽太(左)、黑川想矢。(車庫娛樂提供)
瑛太(右)在片中飾演小學老師,左起為柊木陽太(左)、黑川想矢。(車庫娛樂提供)

一個平靜的小鎮,平凡的小學,平凡的人們,但惡卻以各種方式在醞釀、在蔓延展開。當故事還未宣布真相之前,那些細膩的惡行,被惡行加諸的強打起精神,於我們都太熟悉。可真正駭人的,原來更是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因為這份距離的無法相互與靠近,以致於困在各自的自我宇宙中。

也正在院線上映的《在車上》導演濱口龍介的早期作品《暗湧情事》中,有一場戲是老師和小學生談罷凌和暴力,老師激動地在黑板上寫著「我」與「他人」,辯證著暴力之可能、之所以能夠成立,乃在於每個人終究都是「我」(因此只有這個「我」才能理解「我」所承受的痛苦)、然而每個人終究都是「他人」(作為「他人」,無論我們如何自以為,我們仍因為不可能有深刻的同理,而給出不可逆、遠遠超乎我們能想像的對另一人的傷害。)

非常巧合的是,正在院線的可對話電影還不止如此,再一部是講萬湖會議的《淨化論》,這場會議裡決定了「終極的猶太人處理方針」。幾百萬人被送進毒氣室的故事我們自以為知道了,認為這儘管恐怖,卻畢竟是某種近乎神秘的邪惡。電影將揭示給你,這個「惡」來自於理性又日常的討論,會議上人們的面貌,和你我會議桌邊的同事其實並沒有那麼不同。

還有一部同樣在本週上映,是挪威電影《我恨我自己》,女主角沉溺在病態的自我想像中,無限放大地擠壓甚至傷害了身邊的人,我們不意外這個角色有多少生產「惡」的能量,我們只是困惑在那最底下,持續推進將自己變成一個亂七八糟的炸彈的女孩,她到底在想什麼?她為什麼要這樣?

安藤櫻詮釋單親母親,因見到兒子的異狀開始奔走了解在校狀況。(車庫娛樂提供)
安藤櫻詮釋單親母親,因見到兒子的異狀開始奔走了解在校狀況。(車庫娛樂提供)

《怪物》中那些關於「惡」的部分,也如同前面幾部片在思索的,它們都關於「我」的複雜,以及各個「我」之間,相連結的不可能。

「怪物」這個聳動的片名讓人們從電影開始就臆測著,啊老師是怪物、校長是怪物、小男孩才是怪物吧、某爸爸是怪物、體制是怪物、壞同學是怪物……。但片名的「怪物」,來自孩子玩的遊戲,類似我們說的「猜猜我是誰」:遊戲者要猜對「我/誰」,得通過各種線索拼湊而成。

我無法不想,到底,我們就是各種不搭軋甚至相互倒反的線索所「拼湊」而成的,不是嗎?正是「拼湊」這字所提示的那個無從完美吻合、缺乏一致性與可預測性、留有歧出的可能性當然也是危險性,如此之意象,透露了每個「我/誰」的立體,其實正是「怪物」。……怪物不過是一個無法被落實特定描述、無法被化約的個體。即是每一個你我,每一個他。

那《怪物》裡的怪物,為了認識與接受自己,付出了什麼代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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