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論壇】請領三倍券背後的台灣願景藍圖

讀者投書：王順民（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

七月起有多項民生新制小確幸上路，這其中最大好康的應屬於所謂的振興三倍券，人人可以拿1000去換3000元，猶記得今年（2020年）一月新冠狀肺炎猖獗之際，口罩之亂誘發出來心理病毒的社會性恐慌，致使民間社會也同步發起所謂『我OK您先領，我會把口罩留給一線醫護人員』的社會運動，一時之間，也將口罩危機換化成為某種轉機的認同管理標的，於此同時，扣緊從紓困到振興的各項濟助措施，這也使得各個部會無不摩拳擦掌以推出政府作東但卻是民眾要由買單之三倍劵或藝FUN券的福利津貼，如此一來，從『我OK您先領，我會把口罩留給一線醫護人員』到『我OK我不領，我不會留債務給後代的子孫們』，這兩者之間的會通與落差，就有它嚴肅探究之必要。

首先，姑且先不去論斷是否有錯將「三倍券」等同於社會救助範疇的急難紓困或災害紓困，此一振興性質的「三倍券」，理當是要建基在社會促進之共好共榮的前提底下，以提供COVID-19疫情過後社會性轉化的可能契機，就此而言，「三倍券」所要被突顯的會是某種一體適用的社會效果（social effectiveness）而非是個別差異的成本效果（cost effectiveness），換言之，因為著重的乃是皆大歡喜的社會感受，如此一來，諸如有感、便利和好用等運作優勢，自當是對於「三倍劵」規劃設計的針砭所在，至於，個別需求的差異性給付抑或是積極性差別待遇，則是需要回歸到社會救助或福利服務的各自概念範疇，從而提供涵蓋需求評估和結果評估的整體效益評估機制設計。

誠然，面對百年難得一見的病毒疫情，除了搶救生命外，要如何為奄奄一息的社會大眾與岌岌可危的百工百業，尋求生命出口和可能生機，而這也說明了各國政府多少還是以想當然耳的認知模式，逕自撒錢、給錢和發錢的討好殘補方式，以至於忘卻了激情過後的財政危機和世代會計，恐將會成為後遺症更為甚遠的一項發展困境。冀此，從『我OK您先領，我會把口罩留給一線醫護人員』到『我OK我不領，我不會留債務給後代的子孫們』，這兩者之間的分殊和合，就頗有它值得玩味之處，畢竟，前者要被彰顯的是某種非對稱性的禮物關係（gift relationship），藉此讓民胞物與的關愛情懷，得以從利己跳脫到利他且利社會的共好結局，只不過，此一個別性行善的您先領口罩，對照於制度性燒錢之都來領的倍券，無論範疇規模、衝擊影響或社會代價，都是一項天差地別的難以比擬，特別是如何就您先領口罩之於個人和他人的單向關係，進一步地擴及到都來領三倍券之於個人和世代的縱貫關係，那麼，這當中共好的認知基模、連帶基礎和轉化機制，才是該起議題現象的真義或爭議所在。

對此，隨其文明化的發展進程，理當是要扣緊公民資格以強調公民權利行使的權益保障，然而，代議政治欠缺所應該要有的責任政治、制衡政治和公民政治，如此一來，台灣一地並沒有因為直接選舉的政黨輪替，而讓安居樂業的福國利民，成為一項可欲、可望而且是可以實現的生活福祉，相反地，人民與政府以及社會與國家，彼此都是處於相互對立和互不相信的敵我對峙態勢，這也使得從逃漏稅的道德危險行徑到啃噬公家和後代子孫資源的福利依賴行為，導致國家機器與人民一直是站在對立面抑或已然成為某種的既得利益階級。

遠地不說，無論是一千換來三千的「三倍券」，還是每份六百元的「藝FUN券」，癥結點不在於兌換或免費領取的金額多寡，而是放在個人手裡的三千或六百元，並是不怎麼大的一筆錢，但是，個別加總而來的公帑支出，卻是一筆要以億元計算起跳的龐大經費，更遑論於這些預算編列背後的財政紀律和乘數效益，還是有它商榷、議論之處，如此一來，要如何從花掉的三千或六百元，以加碼成為更多的組合消費、差異消費、擴大消費和不斷消費，這多少也指陳出來推動所謂的「三倍券」或「藝FUN券」，除了是需要在外顯的消費行為上多所舖陳外，也不能忽略相濡以沫的社會連帶精神，如何內化成為一種患難與共的同舟共濟精神，更確切地說，眼前的台灣社會極度缺乏的正是一種從『相同的過去』到『共同的未來』的打拼願景。

總之，從『我OK您先領，我會把口罩留給一線醫護人員』到『我OK我不領，我不會留債務給後代的子孫們』以迄於從『相同的過去』到『共同的未來』，那麼，台灣的願景藍圖就不應該只是淪為「三倍券」與「藝FUN券」之類見樹但不見林的狹隘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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