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雙面新疆王盛世才

旺報【文╱盛世才】 我所標榜的「親蘇」，是為著維護中央「剿匪抗日」的國策的一種手段而已，何足為病？ 何以言之，按自九一八事變後，日寇暴露其猙獰面目，對我肆意侵略；共匪復猖亂於華中各省企圖顛覆，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中央為應付空前的困難，曾釐訂極明確的政策，即攘外必先安內，於是一面剿匪，一面準備抗日。 百般懷柔穩定新局 但就當時國家的處境而言，要抗日勢不能不和俄，以免陷於兩面受敵之困境，這是很淺顯的道理。我身負邊防重責，而所治理的區域又是和蘇俄接壤千里的新疆，應付強鄰，稍有差池，不但糜爛地方，且增中央西顧之憂，這是極為可慮的。 因此，我不得不盡百般手段，懷柔蘇俄，以穩定新疆的局勢，俾中樞能全力從事剿匪並準備抗日。換言之，我所標榜的「親蘇」，是為著維護中央「剿匪抗日」的國策的一種手段而已，何足為病？迨盧溝橋事變發生，舉國在最高領袖蔣委員長領導下，奮起抗戰，新疆更成為中俄交通的孔道，一切俄援軍火物資，均經由新省轉運內地，試問，在這樣情況之下，我當年還能不敷衍蘇俄嗎？ 往事歷歷，此為國人之所盡知，彭先生身為政府大員，寧無所悉？何以在事過30年之後，竟裝瘋賣傻，誣指我受親屬的影響以致踏上「親蘇」的歧途，我盛某雖至愚，何至將國家大計，操於婦人兒女之手？其理明甚。至彭文所稱「大開殺戒」一節，更是拾人口唾，以訛傳訛而已。 誠然，我治理新疆10多年中，曾遭遇6次的大陰謀暴亂案，奸人挾外力企圖顛覆，幾使新疆罹「亡省」之禍，經我一一敉平，並依法懲辦首要叛逆，及若干赤化份子。這和當年在剿匪期中，贛閩各省的統軍將領曾在前方處決瞿秋白、方志敏等匪首如出一轍。若將我制裁首要叛亂分子，謂之「大開殺戒」，那麼，處決瞿、方諸匪首，這又算所開何戒呢？ 彭先生又說：「盛氏的老弟是督辦公署的外事處處長，其弟婦邱玉芳那時在迪化擔任二女校長的名義，所以很方便在社會上散布共產黨的進步思想……」此更屬無稽之談，要知，當時的督辦公署編制，根本就沒有外事處這個機構，而我的4位弟婦中，更無一人擔任迪化二女中校長，此為當年旅新人士之所盡知，勿庸贅辯。 說句實在話，以當時新疆的環境，如果我真的要散布什麼進步思想，儘可指派部屬辦理，用不著動員我的家屬；反過來說，如果我認為沒有這樣做的必要，那我更不會容縱我的家屬去做「反動」的宣傳員。 彭先生若因對我個人有宿怨，出於下意識的報復心理，不惜捏造事實，含血噴人，在這世衰道微的時代，原亦不足為奇，但我認為他最不應該的，莫過於在自編自吹的這許多離奇故事中，有時竟將我們國家的最高領袖亦牽涉在內，這未免太不敬了。如彭文所述：「此時最高當局的蔣先生，…原已決定借重馬占山的關係，派馬氏到新疆去收拾這一危局，因為留在新疆的東北軍，多屬馬氏舊部……」 彭氏又說：「盛世才此時有一封密電給我，…」接著，又說：「我接到這封密電，知道盛世才已經有了徹底的覺悟，…便馬上帶著這封電報去晉謁蔣先生。…所以立表同意，要盛世才好好去做，因此，就把馬占山接長新疆的命令擱淺下來……」 凡是稍為明瞭多年前我國政局的人，誰都知道：彭昭賢先生當年廁身中樞，至多也只算二三流的角色，未必就有「帷幄上奏」的分量。但現在他筆下所描述的，活像一個「國家重臣」，隨時可晉謁最高當局，參與密勿，這不是跡近招搖嗎？據我所知，最高當局並無派遣馬占山赴新的擬議，我自己則更沒有發電給彭氏作大義滅親的表示。 蔣公以天縱神武，難道果如彭氏所述，將派馬赴新以挽「危局」，竟因我的一紙電文便改變了他的原意，雖三尺童子，其誰信諸！？ 再說，東北義軍的退扺新疆，這是民國21年的事，而彭氏所捏造的蔣公將派馬赴新，那已經是民國32年了，試問，縱使留新的東北義軍與馬占山頗有關係，但經過了10多年失卻聯絡，人事滄桑，馬氏雖赴新，還能發生作用嗎？以蔣公的善於用人，何至如彭氏所述作這樣的處理呢？因此，我認為彭氏捏造這段離奇的故事，不但大不敬，抑且有招搖之嫌！ 捏造旨意編派人令 最荒謬的，便是我4弟盛世騏旅長於民國31年為共產黨所謀殺，彭氏竟顛倒是非惡毒的誣陷。所謂「被殺的共達萬人以上，尤其是他的弟弟和弟婦死得最慘！」不僅是惡毒是挑撥離間弟兄間的感情，而且簡直是梟獍其心，豺狼成性，從政治立場看，我更不知道何以彭先生會厚於俄共及中共匪徒，而薄於對他自己的老友？竟想入非非地設詞為殺我4弟盛世騏的兇手－諸如俄共死鬼史大林，前蘇俄駐迪化總領事巴庫林，前新疆督署中將顧問拉托夫，匪共頭目毛澤東、周恩來，前八路軍駐新疆代表徐杰，以及被我置之於法的前新疆民政廳長－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等脫罪，致死者含冤九泉，生者蒙垢忍辱，事之可歎，執有過此！（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