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特約--宏觀縱覽/姚景源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突破口:

進入下半年，中國大陸經濟運行總體態勢平穩，轉方式、調結構穩步推進，但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如何做好下半年經濟工作，按照中央要求，大陸必須把握好經濟發展新常態這個大邏輯，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化壓力為動力，推動大陸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為此，記者日前專訪大陸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圍繞當下有關熱點話題展開對話。姚景源表示，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意義重大，一刻也不能松。 化解當前矛盾不能“硬挺”更不能“苦熬” ■ 從國際看，當前世界經濟的深度調整並不是一個短週期，而是一個長週期 ■ 從國內看，“三期疊加”和“四降一升”，靠“硬挺”“苦熬”跨不過這道坎 記者：我們注意到，最近包括您在內的不少經濟學家對大陸經濟增長面臨的週期性或結構性因素都進行過一些分析。但您更強調無論是週期性因素還是結構性因素，我們都不能“挺”，也不能“熬”，原因是什麼？ 姚景源：觀察中國大陸經濟，要從當前面臨的問題和矛盾入手。中國大陸經濟現在面臨的主要困難是“三期疊加”，即經濟正處於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使得整個經濟局面變得十分複雜。這種“三期疊加”導致的矛盾和問題近期主要表現為“四降一升”： 一是經濟增長速度有所下降。最近幾年來，大陸GDP增速漸次放緩，2013年增速為7.7%，2014年增速為7.3%，2015年增速為6.9%。 二是企業利潤在下降。2015年，大陸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幅比上年下降2.3%；而且，越是上游的企業，利潤下降得越厲害、越明顯。 三是工業品價格指數連續4年多負增長，不僅壓縮企業利潤空間，還會有導致“投資者不投資、消費者不消費”的風險。 四是財政收入在下降。2015年全國財政收入按同口徑比較增長僅5.8%，有個別省份財政收入出現負增長。 “一升”則是指潛在的風險特別是金融風險在上升。對於這些問題怎麼來判定呢？我覺得有週期性原因，但是主要又不是週期性原因，而是結構性原因，供給結構錯配問題嚴重。 首先要認識一下週期性。通俗地說，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就是一種週期。進入冬天必然遇冷，怎麼辦呢？一般可以採取供熱、供暖、空調這些辦法。但如果沒有這些供熱條件，還有一個最原始的辦法就是“硬挺”或是“苦熬”。與之類似，如果經濟遇到單純的週期性問題，可以用“挺”或“熬”的辦法，坐等經濟回暖。但現在的情況不是這樣。無論是國際環境還是國內問題，都不是一個簡單的週期性因素可以解釋的。 從國際看，當前世界經濟的深度調整並不是一個短週期，而是一個長週期。從國內看，眼下中國大陸經濟深層次的矛盾問題不斷累加，我們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無論是“三期疊加”還是“四降一升”，都不是短期內靠“硬挺”和“苦熬”就能跨過去的坎。因此，我們必須攻堅克難，直面挑戰，加快改革創新，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辦法去解決深層次矛盾。正如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的那樣，大陸經濟“面臨著很多困難和挑戰，特別是結構性產能過剩比較嚴重”。必須銳意改革、大膽創新，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供給側結構性矛盾已到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了 ■ 新常態下，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更多體現在供給層面和結構性問題上 ■ 在傳統增長動力減弱的情況下，大陸經濟結構特別是產業結構問題日益凸顯 記者：您談到大陸經濟“三期疊加”和供給結構錯配，這些突出矛盾對大陸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究竟構成哪些深層次的制約和挑戰？ 姚景源：談到這個問題，先要關注一下經濟增長速度。從速度變化看，改革開放以後的30多年，大陸GDP平均增速約為9.8%，增速位居世界第一。這是與當時的發展階段有關係的。過去，我們沒有擺脫貧困，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溫飽，所以速度問題至關重要。但今天中國大陸經濟增長到了一個新階段，需要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品質效率型集約增長。 在這個過程中，出現增速換擋是正常現象，是經濟發展的規律。確定這是個規律後，還要往下分析，為什麼中國大陸經濟早不換擋晚不換擋，而是這個時候換擋？這與新常態下中國大陸經濟既面臨重要的戰略機遇期，也面臨諸多矛盾互相疊加的嚴峻挑戰，有著密切的關係。新常態下，大陸經濟發展的環境、條件、任務、要求都發生了新的變化，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更多體現在供給層面，體現在結構性問題上面。 回顧過往，我們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經濟實現高速增長的動力，更多的是依靠資本、資源和勞動力的大量投入。而現在一些情況正在發生改變。比如，長期大量資本和資源投入導致鋼鐵、水泥、煤炭等行業產能嚴重過剩，企業利潤下降，金融和系統性風險上升。又如，靠過度依賴資源消耗拉動增長已難以為繼。2015年，大陸GDP占世界總量的14.8%，但消耗的一次能源占世界能源消耗總量的22.9%。大量的資源投入使大陸的資源與環境不堪重負，治理環境污染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再如，人口數量紅利下降。大陸勞動年齡人口從2013年到2015年減少上千萬，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 在傳統增長動力減弱的情況下，大陸經濟結構特別是產業結構問題日益凸顯。 首先，農業基礎還十分薄弱。去年，大陸糧食總產量為12000億斤，達到歷史最高水準，但進口糧食仍然超過1億噸。大陸現有2.2億農民，去年農產品出口700億美元。荷蘭農民數量僅為大陸農民數量的千分之一，但去年農產品出口比大陸多120億美元。 其次，工業經濟大而不強。目前，在國際上統計的440種重要工業品中，中國大陸製造產量第一的產品達281種，但大多停留在數量上。去年，大陸汽車總產量居世界第一位，達2400萬輛，占世界汽車總產量的25%，但主體仍是合資品牌，而合資品牌汽車利潤我們只能分到20%。大陸高檔數控機床、積體電路、高檔晶片大部分需要依賴進口。缺少核心技術、大多處在中低端，是大陸工業實現可持續發展和增強國際競爭力迫切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 其三，現代服務業短板明顯。近幾年，大陸第三產業發展較快，去年第三產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達50.5%。但如果作國際比較，大陸第三產業的比重仍然偏低，而且在第三產業內部，金融、文化、科技、教育、醫療衛生等現代服務業所占比重更低。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一般在70%以上，在第三產業內部現代服務業所占比重也在70%以上。現代服務業發展不足，是大陸國民經濟的短板。 這些深層次問題的暴露，一再提醒我們供給側結構性矛盾已到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了。我們必須以新的發展理念為引領，變中求新、新中求進、進中突破，推動大陸經濟發展不斷邁上新臺階。 推進結構性改革重點要做好四個方面的供給 ■ 用人口品質紅利替代人口數量紅利 ■ 著力增加資本和資源的有效供給 ■ 用創新和技術進步替代舊的增長動力 ■ 建立有利於發展理念轉變的制度體系 記者：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成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做好經濟工作的主線，往遠看，又被視為關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條生命線。既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化解矛盾的治本之策，那麼，改革的重點舉措又該從哪些方面展開呢？ 姚景源：所有的經濟活動其實都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需求，一個是供給。過去我們更多地是在需求方面想辦法，更多地通過拉動“三駕馬車”特別是用出口和投資來解決經濟發展問題。但現在需求方面政策效用不斷遞減，而且副作用持續積累，回過頭來，我們還得在供給側尋求新突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攻堅克難。 對於供給側的改革，我們其實並不陌生。比如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當時吃不飽肚子，還要糧票。我們解決吃飽肚子的根本方法不是從需求側入手，而是在供給側上想辦法，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僅一舉改變了廣大農村和農民的貧困問題，而且迎來了一個長達30多年的改革開放新時代。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只要有效解決好當前面臨的供需結構錯配矛盾，是可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動國民經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實現更加健康、更可持續的發展的。 至於說當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舉措，我個人認為，應按照中央決策部署，通過實施適度擴大總需求、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導良好發展預期的組合政策，重點抓好4個方面的供給。 一是做好人的供給，用人口品質紅利替代數量紅利。目前，人口數量紅利在中國大陸基本消化得差不多了，唯有打造人口品質紅利才是治本之策。要樹立正確人才觀，著力提高人才培養品質，弘揚勞動光榮、技能寶貴、創造偉大的時代風尚，營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盡展其才的良好環境，努力培養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人才。在這一過程中，除了要大力培養一大批具有相當文化水準的高素質人口外，還要特別注意培養工匠精神，讓精益求精成為每個生產環節和每個管理監督層面上的每個人的工作精神、勞動態度、品質意識、服務觀念和職業道德，真正培養大國工匠。 二是做好資本和資源的有效供給，提高投資效率，發揮好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讓企業真正成為投資主體，精准投資、有效投資。投資應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主要用於補短板、調結構、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 三是做好技術供給，真正用創新和技術進步替代舊的增長動力。大陸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強調，創新始終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終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推動大陸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落實好“三去一降一補”任務，必須在推動發展的內生動力和活力上來一個根本性轉變，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性發展，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指導思想。大陸目前存在著技術創新成果不能支撐產業的發展進而不能滿足消費需求的現象，技術的有效供給不足。未來，要在補核心技術的短板、優化技術供給結構、創造引領性新技術等方面下功夫，真正以創新驅動為導向提高效率。 四是做好制度供給。建立有利於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制度體系，要通過改革營造有利於創新與發展理念轉變的良好環境。 此外，還要發揮好政府的調控作用。政府要做好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持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建設法治化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 尋求供給側突破要抓好兩大基礎性改革 ■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應圍繞五大發展理念作出積極行動，切實增強活力提高效率 ■ 金融改革既要打破舊的管理體制，又要高度重視風險防範 記者：前不久，大陸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提出做好下半年經濟工作，要持續深化“放、管、服”和財稅、金融、創新、國企等重點領域改革。那麼，深化國企和金融領域的基礎性改革，重點要解決好哪些問題？怎樣讓寶貴的資本和稀缺的資源有效轉移到實體經濟當中去？ 姚景源：國有企業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對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增強國家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應圍繞五大發展理念作出積極行動，真正把國企建成能面對市場競爭、以品質效益為導向的現代企業。一是創新。國有企業要作為我們整個經濟創新的中流砥柱，把創新這杆大旗扛起來。二是協調。國有企業要發揮促進經濟協調發展的作用，為薄弱環節貢獻力量。三是綠色。國有企業要做踐行綠色發展的排頭兵，真正實現生產方式綠色化改革。四是開放。國有企業要在“走出去”上發揮更多的作用。五是共用。經濟成果應當由億萬人民共用，國有企業在這方面應當做得更好。國有企業要在落實五大發展理念上扎扎實實地一件事一件事做起，從而切實增強活力提高效率，提升國有企業核心競爭力。 對於過剩產能，有一些理念需要厘清，就是過剩產能並不完全等於落後產能。很多產能過剩產業的裝備、技術包括產品的品質、性能都是相當不錯的。但由於供給產能過剩，需要化解這些多餘的產能。該怎麼化解？我認為，“走出去”向國外要市場，是重要途徑之一。而要處置那些少數真正落後的“僵屍企業”，要把人的基本民生管起來，保護他們不受損失，並爭取使這些企業的職工在納入社保、接受培訓後走上新崗位，看到新希望。對“僵屍企業”而言，即投資沒回報、產品沒市場、企業沒利潤、員工沒收入的企業，該“斷奶”的就“斷奶”，該斷貸的就斷貸，堅決拔掉“輸液管”和“呼吸機”。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積極穩妥化解過剩產能，真正推動資源優化配置。 金融改革是現在尤須重視的問題。高杠杆必然帶來高風險，控制不好就會引發系統性金融危機。其中，企業的杠杆率尤其需要重視。如果企業的經濟效率不能提高，它的杠杆率不能降低，那麼對於整個國民經濟都可能會起到拖累全域的作用。因此，去杠杆任務十分迫切。我們要高度重視防範風險隱患，尤其是對那些負債率過高的企業，必須加快做好債務清理工作。 除此以外，推進金融體制基礎性改革，還要積極穩妥地打破舊的金融管理體制，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機構體系和分工合理、相互補充的金融機構體系。比如，允許社會資本組建民營的商業銀行，設立更多的面向小微企業的中小銀行，為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微企業、“三農”和社區，以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提供更有針對性、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務；再比如，對於互聯網金融這種新生事物，應該由市場驅動，鼓勵其不斷創新。同時，也要健全互聯網金融風險管控制度，從制度建設、技術支撐和行業自律上加強對互聯網金融的監管，真正讓金融之水源源不斷地流向實體經濟。 【中央網路報】